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的理想帝王，他開創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被評為“三代以後第一賢君”（湯諧）。
。如何全面地認識文帝其人呢？傳統的看法是文帝功德巍巍，恭儉仁惠。其實問題沒有這麼簡單。我們不能只看表面文章，必須“知人論世”，結合當時特殊的歷史形勢，發掘出史家隱藏在史書敘述深層的歷史真相。
起初劉恆在皇子皇孫中最不受重視，母親薄姬喜得幸御，高祖十一年他被派往偏僻的北地鎮守邊藩，號為代王，居代地整整十七年。《漢書·地理志》稱：“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伎，好氣為奸，不事農商。”劉恆是高祖子侄中所封最偏遠者，很難想象漢高祖真是要讓他八歲的兒子鎮守邊關？故只能用他與父親的疏遠來解釋。但這卻使劉恆因禍得福，得以在劉邦去世後長達十餘年的非常時期避開政治權力中心的陰謀險詐和爭權奪利。如果沒有“諸呂之亂”，劉恆很可能在代地平靜地度過一生。
但是歷史的發展往往是不能預設的。戚夫人在宮廷鬥爭中失敗，劉盈即位成為漢惠帝，劉如意被呂后毒死，而惠帝又不幸早夭，呂后剛死宮廷就發生了“倒呂運動”，外戚勢力被大臣們一舉清除，朝廷出現了權力真空。“安劉”是漢初功臣集團繼“誅呂”之後的一個重大政治陰謀，是為了維持漢初“白馬之盟”主弱臣強的政治格局，因此功臣集團擔心“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史記·呂太后本紀》）。於是對少帝的合法性展開發難①，力求在皇子中找一個勢力卑弱、稟性善良的新代理人，以便扶持就位後能對他們感恩戴德、便於控制。本來齊王在“誅呂”運動中立了大功，最有資格即位，但“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這裡用“惡”來形容齊王、淮南王的母家，是從大臣的角度進行的道德評價，潛臺詞就是這些外戚似乎太能幹了。“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劉恆具有合法的繼承血統，無強外戚之憂，性格內斂、不張揚，“仁孝寬厚”，是最理想的皇位繼承人，符合“仁者宜在高位”的道德原則和功臣集團的政治利益。但當時政局叵測，雙方並無溝通，代王方面也不知情，當迎立訊息傳來時，劉恆疑心有詐，屢探虛實禍福。馳詣長安後太尉周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這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回答，義正辭嚴地杜絕了幕後陰謀的可能性，因為飛來橫福並不好消受，弄不好連性命都要搭上。這些謹慎之舉都初步顯示了代王集團在政治上的成熟。
劉恆從皇室的邊緣人物一步登天，自然覺得皇天厚土的賜予太豐，盡心竭力去報答。踐位時“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非不願也，實不敢也”（《史記·孝文字紀》）。“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師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史記·律書》）。“漢文帝即位，以德化民，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漢書·食貨志第四》）。“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史記·孝文字紀》）踐位時一再退讓，即位初“戰戰慄慄”，臨終時制短喪詔要求薄葬，足以見出漢文帝的謙恭小心，善於籠絡民心。史家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慾，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
要全面認識漢文帝必須用“知人論世”的觀點來考察，是時代造就了漢文帝，漢初政治和現實決定了他的品格特性和所作所為。文帝受到很高評價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客觀上說，漢初經濟凋敝，“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駿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史記·平準書》）。經文帝與民休息的政策及二十餘年的積累，經濟發展得較快，人民從中得到實惠，比較容易感受到文帝的好處。就文帝的一些具體措施來看，文帝五年除盜鑄令使民得自鑄，當時賈山、賈誼都上書反對，“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漢書·食貨志》）。就其刑法制度的建設來看，“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連景帝都說“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漢書·刑法志》）。可見文帝除肉刑只是為了粉飾太平，為宣揚“德世”造輿論。
文帝繼位初年中央政權非常脆弱，“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賈誼《陳政事疏》）。北境匈奴邊患嚴重，文帝在軍事上不敢造次。“漢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史記·匈奴列傳》）。同時藩國強大，諸侯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漢書·諸侯王表第二》），“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至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漢書·賈誼傳》）。很多諸侯王並不臣服，文帝親倖太原擊胡時劉興居就在濟北反叛。在種種政治制約下，文帝只能採取“低調”姿態，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此文帝並不是什麼與生俱來的“仁者”，而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得不順應民心的舉措，否則就會重蹈亡秦的覆轍。其實這種“柔”只是一種權術，所謂“清靜無為”從根本上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有為”，是以退為進，自有其深謀遠慮。南宋朱熹就認為文帝“曉事”，也就是說懂得進退，有謀略、不妄作，言外之意就是說否則他早就被推翻了。
事實上文帝是一個很剛強的人，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忽略了他即位之初的表現。文帝元年致南粵王趙佗書中開頭的一句話是：“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表面上看文帝很謙虛，事實上自有其政治謀略。因為同南粵王趙佗搞壞關係的就是高後呂雉，文帝不惜向外夷公開其庶出身份，正是為了澄清自己與呂后的聯絡。剷除諸呂殘餘時他毫不心慈手軟，他即位的當天就派灌嬰與東牟侯劉興居清除宮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記·呂太后本紀》）。當日夜，又拜原代國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拜原代國郎中令“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漢書·文帝紀》）。意在重用親信控制中央禁衛軍和宮內保衛。
文帝即位後非常倚重老臣宿將和優寵劉氏宗親，這並不完全是出於秉性仁厚，而是政治利益驅使下的報恩手段，因為他的皇位就是老臣們拱手送給他的。最初文帝非常謙卑，“絳侯勃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但他很快就完成了角色轉換，“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史記·袁盎晁錯列傳》）。當時的君臣關係是很敏感的，歷史上秦二世為其擁立者趙高所殺的“望夷宮”事變，漢文帝應該有所耳聞。《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中有這樣一段敘述：“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振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這段話揭示了文帝的深層心理，點破了當時君臣關係的實質，暗示我們在一團和氣的表面關係下潛藏著殺氣。事實上老臣們想控制文帝的想法未能實現，文帝反而有計劃地興起“絳侯之獄”，對周勃行廢立之事以警告，可以說對周勃的打擊意味著功臣集團的覆滅。
就文帝對諸侯王的處置來看，他對山東諸侯國潛在的威脅是密切關注的，但他打擊諸侯王是有步驟有分寸的，避免過激失當，注意把握“度”，對統治階級內部實行安撫平衡之策，以求得最廣泛的支援。文帝后元四年齊文王死，“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之子六人為王”，“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漢書·賈誼傳》）。以“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方式削弱齊、淮南國，齊國被一分為六，淮南國被一離為三，使其無力對抗中央。漢文帝“以仁孝聞於天下”，要置淮南王於死地，一定要做得巧妙。漢文帝利用淮南王“剛直而勇”、“不好學問大道”的弱點使其“驕蹇”，一步步地走上不法的道路。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文帝三年，淮南王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使他變得“甚橫”。殺闢陽侯，非但不治罪，反而“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賈誼《新書·淮南》）。歸國益恣，皇太后之饋賜，逆拒不受，文帝不親自斥責，僅讓國舅薄昭致書勸悔，淮南王不聽。“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最終使淮南王驕縱謀反，這就用“陽予陰奪”之術達到了“予之為害”的目的，與“鄭伯克段於鄢”（《左傳·隱公元年》）的政治陰謀是何其相似！當時袁盎就毫不客氣地指出：“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民間也作歌諷刺：“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可見當時對於文帝已有不同的評價，司馬遷引用民諺也是自有其道理。
我們還可以從學術思想上對文帝進行多方考察。一是從學術流派來看，文帝推崇黃老，好刑名之術。“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史記·禮書》）。“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史記·儒林列傳》）。“本修黃老言，不甚好儒術，其治清靜無為”（《正失》引劉向語）。“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竇姬是文帝最寵愛的皇后，我們有理由推測竇氏的思想深受文帝影響②。二是從太子傅的人選來看，文帝“詔（晁錯）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晁錯是何許人也？“晁錯者，潁川人也。學申、韓刑名於軹張恢先所。……為人峭直刻深”（《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他教給太子的也自然是刑名家言了。三是從用人來看，文帝喜歡的都不是儒者、經生，而是賈山、張釋之、晁錯、賈誼，又拜李斯的同邑、廷尉吳公為師。從地域上看張釋之是南陽人，賈山和晁錯是潁川人，他們都是三晉法家，其文化學術特徵亦然：“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誇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漢書·地理志》）洛陽少年賈誼主張積極有為，“文帝召以為博士”，並“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被任命為梁懷王太傅，“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髮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後來文帝為平衡與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的關係，在軍吏大臣的壓力下把賈誼貶謫往長沙，這裡有政治家的為難。其實，文帝遠比晁錯、賈誼要老辣、高明，為平衡政治關係，很多事是隻能說不能做的。王夫之說：“文帝之所持，非誼與錯所解測也。”（《讀通鑑論·文帝》）
司馬遷和班固著史的主導思想是頌漢，但良史觀察帝王的視角不是仰視，而是平視，因此還是在實錄的原則下講了一些真話。如果我們挖掘史家隱藏在史書深層的歷史敘述，就會發現文帝有人格上的二重性。當然這不是皇帝個人品德的問題，而是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出現的必然現象和帝王的共同心態。史家的書法必然隱諱，我們要善於解讀這種寫人藝術。
註釋：
①梁玉繩說：“（史記）上文一則曰‘孝惠後宮子’，再則曰‘孝惠皇后無子，取美人子名之’，則但非張後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詐名他人子以為子’，後又云‘足下非劉氏’，何歟？《史記考要》謂諸大臣陰謀而假之詞，以絕呂氏之黨，不容不誅，其信然已。史公於紀兩書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誅’，皆有微意存焉，非岐說也。”（《史記志疑》）何焯指出：“‘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名之’，名為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而為之辭耳。”（《義門讀書記》）郭嵩燾則說道更透徹：“案少帝及梁、懷陽、常山王皆非少帝子，乃出諸大臣口中，意在廢少帝而擇諸王之賢者立之，假為之詞以行誅耳。”（《史記札記》）都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漢文帝上臺的歷史真相。
②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文帝推崇黃帝，而不是老子，前者主張剛健進取，後者主張陰柔退讓，這一點在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中得到了證實。可參見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軼書的研究》，載《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