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完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人世間》。
我一直覺得，三個字的書名最有排面，比如中國的《白鹿原》《紅樓夢》，外國的《名利場》《局外人》，讀起來嘎嘣脆，簡潔而又有味道。特別是敢用“人世間”這麼大的詞，什麼樣的小說才能把“人世間”這麼複雜的命題寫好。作者梁曉聲，毫不掩蓋自己的雄心壯志，企圖透過刻畫十幾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鉅變。只可惜，波瀾壯闊的社會鉅變，已經不是一部小說就能描繪得好的了。
李克強總理一次考察高校，與學生座談，聊到做課題發文章。李總理說，研究選題的切口一定要小，不要好高騖遠，要一點一點把小課題研究透徹。文學作品也一樣，小切口更容易標新立異，更容易自圓其說，更容易吸引人的眼球。比如，前人吟詠王昭君的詩裡，歐陽修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歐陽修的立意是皇帝如果連眼前身邊的小事都搞不清，又怎麼可能有能力解決邊境問題呢？但如果細細分析的話，如果皇帝全部心思都放在國家大事上，當然會對後宮裡的女人認不太全，反過來說，對“耳目所見”處理得好，未必就可以萬里之外製服夷狄。以歐陽修的聰明和學養，不可能想不到這層道理，但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文學作品只要攻其一點，不需要面面俱到！說白了，文學作品可以以偏概全，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揮灑著作者的靈感，而不用管這個靈感到底能不能立得住。這就是文學的魅力！從古至今，文學都散發著這種令人著魔的魅力。
但是總有藝高人膽大的作家，不喜歡侷限於一個點，而喜歡描述時代的整體風貌，或者闡釋普遍的複雜人性。路遙以前寫過《人生》，“人生”也是一個特別大的詞，其實路遙只不過是講述了一個農村鳳凰男的愛情、事業，透過他的心路歷程傳達作者對“人生”的思考。曹雪芹的《紅樓夢》，透過賈家的興衰，傳達對“空”和“情”的理解。老舍的《正紅旗下》和陳忠實的《白鹿原》則更傾向於對時代的描繪，可惜《正紅旗下》只寫了8萬字，並未完成。鴻篇鉅製《白鹿原》的扉頁上則大大地寫著“小說是一部民族的秘史”這句話。
與《白鹿原》一樣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的《人世間》，也是想寫成一部“民族的秘史”的，這部“秘史”記錄著東北從文革到黨的十八大這個時期的社會鉅變，但這越來越難了。
這個時代是一個極度複雜的時代，複雜到單個個體很難看清世界的全貌。金克木老先生（1912-2000）是北京大學教授，通曉多種語言，學貫中西，是北京大學“未名四老”之一。他寫過一本書叫《書讀完了》，其實不是書真的讀完了，而是他自己已然掌握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脈絡，再看沒讀過的書，一眼就能知曉他的意思，所以感嘆“書讀完了”。金克木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史哲經、古今中外、自然人文，無所不談，被譽為是一個“通人”。通人是中國古代對讀書人的最高讚譽，就是整合了古今中外的知識之後，對各種現實問題，都能形成敏銳的洞察和深刻的思辨。
現在社會越來越複雜，知識是幾何速度增長的，一個人精力畢竟有限，怎麼可能對所有情況都瞭解呢，像這種通人可能只會活在過去了。
這對文學創作來說更是造成了難以跨越的鴻溝。比如，某作者想寫一部反映草根青年，在網際網路創業致富的現代文學，但對演算法、程式設計、風投了解的不深入，怎能寫出程式設計師開發產品攻克難關的喜悅，怎能寫出爭取風投的艱辛呢？現在，很多的電視劇拍出來，觀眾都感覺代入感不強，就是這個原因。編劇也好，作家也好，怎能做到對文學深入研究的同時，掌握那麼多的知識呢。單個個體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這將成為常態。
《人世間》這麼宏大的命題，作者卻想透過講述一家三個兄弟姐妹的人生故事來刻畫時代的面貌，只可能是痴心妄想，水中撈月。寫到最後，作者在書中不得不生硬的插入議論，在書中反覆強調，這一家三個兄弟姐妹是非典型的，代表不了這個時代的整體風貌。
這個時代又是一個分工極度細化的時代，分工的極度細化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一個人想理解另外一個人變得越來越困難。在現代之前，大部分人的差別不大，大家有著共同的生活經歷。在農業社會，一個村莊和另外一個村莊都差不多，都是由同族同姓聚集在一起，一個農民和另外一個農民也差不多，都用一樣的工具耕田織布，一個讀書人和另外一個讀書人學的東西、考的東西也一樣，都是儒家理學。然而，在現代社會，分工極度細化，大部分人從事的工作都不一樣，過的生活也不一樣。比如我是公務員，每當我的同學、朋友問我上班做什麼，我回答他們，我是專門寫材料的，他們就很難理解專門寫材料是啥意思。再比如我老婆是研究人工肝晶片、面板晶片的，經常用3D打印製作各種精密器件，我每次想和她交流一下工作上的事情，也無從談起。夏蟲不可以語冰。白天不懂夜的黑。沒有親身經歷過，總是感覺隔著點東西。從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認不清韭菜和麥苗，從小生活在農村的孩子，也分不清幹垃圾和溼垃圾。天天混在B站的人，和天天讀人民日報的人，溝通起來會很困難。工作和生活的鴻溝，可能會越來越大，直到有一天，一個人說的話，另外一個人完全聽不懂。
所以，《人世間》這樣的想寫出一代人共同記憶的文學怕只會是越來越難寫了。我在讀書的過程中明顯感覺到，《人世間》對文革期間以及文革結束後前幾年的描述，非常到位，人物的感情、動作、語言非常具有活靈活現的生命力。然而，對90年代、00年代的描述，總是感覺很表面，很機械。在我看來，這就是因為世界變了，作者雖然親身經歷過90、00年代，但這個世界變化太快，已無法完全把握住時代的脈搏，無法看清時代的整體。而對讀者來說，90、00年代雖也親身經歷，但因為社會分工太細，生活各相同，造成對作者的描寫無法產生感情上的共鳴。
過去的我們因為整齊劃一的政府命令有著太多相似的生活經歷，形成了共同記憶。李春波在1993年6月發行的專輯《小芳》，火遍大江南北，“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長得好看又善良。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辮子粗又長。在回城之前的那個晚上，你和我來到小河旁。從沒流過的淚水，隨著小河淌。”膾炙人口的歌詞，激發著一代知青上山下鄉的共鳴。而現在，多元的文化，多元的社會，造就了多元的我們。想用一部小說塑造“一部秘史”，已然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