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黨是由美洲洪門組織發起成立的政治組織，海外洪門是以在海外謀生和流亡的國內下層百姓為主的民間秘密組織，兩者頗有淵源。海外洪門秉承中華民族愛國、愛鄉之精神，因愛國而救國，大力支援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致公黨與共產黨合作並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有其必然性。
致公情懷和對時局的感應
華工、華僑是海外洪門的群眾基礎，也是致公黨的主要構成。致公黨是海外勞動群眾的政治組織，理解民間疾苦，雖身處海外，但關心國內。
1923年10月，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討論成立中國致公黨，在大會發表的《緣起》中寫道：“我洪門為復國強國而起，為保國而存，為富國強國而力圖進取”。華僑的特點是愛國，海外洪門關心的是國家富強，無求參與國內政治利益。洪門秉承了華僑的愛國特點，愛國救國既是建黨初旨，也是致公情懷的體現。
1925年10月，致公黨“一大”政綱（《中國致公黨同人救國主張》）提出“進而求國際永久之和平，再進而求大同主義之實現”的使命，足見致公黨的建黨初心。
1931年11月6日的致公黨“二大”的通告第一號，“確定中國社會主義為中國致公黨之主義”。“二大”期間，大會根據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面臨著民族存亡的嚴重威脅，以及國內人民和廣大華僑日益增長的愛國情緒，提出並通過了以團結抗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為主要內容的政綱。10月10日，“通告各埠黨部，準備救國事宜”；11月6日，通告第一號提出：“國難當前，責無旁貸，急起直追”，號召“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各國各地致公黨組織、致公堂及海外洪門和廣大僑胞積極響應，投身抗日救亡的事業中。1931年9月18日至12月中旬，共籌得10萬銀圓，由致公黨人陳演生、鍾秀南等化裝成商賈送交東北義勇軍，為支援抗戰作出了貢獻。
1935年遵義會議後，8月1日，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的發表，把致公堂（黨）列入中國“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之中。至此，致公黨踏上與中共抗日救國道路的新徵程。
抗戰後期，中共南方局連貫、許滌新等同志與在重慶的陳其尤以及黃鼎臣、伍覺天等同志建議：恢復致公黨的組織活動。
從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伍覺天等人發起重組致公黨，恢復致公黨總部工作。
1947年5月，致公黨在香港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推選李濟深為主席、陳其尤為副主席、陳演生為秘書長。
1948年4月底，中國共產黨發出“五一口號”，立即得到致公黨等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擁護。6月9日，致公黨還單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指出：“我們應該認識中共這個政治立場和態度是代表全國革命階級和一切愛國的民主的階層的，它與本黨一向對國是的主張和奮鬥目標，也正相符合”“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鬥爭中，貢獻最大而又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範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致公黨成為最早明確表示接受共產黨領導，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的民主黨派。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開幕。右方前排左起第一人為時任致公黨主席陳其尤。
致公黨領導人的認知
（一）陳炯明
陳炯明是“新文化運動”推助者，在閩南推行新政，提出：“建設新社會，提倡新文化”“重新整理政治”，宣傳佈爾什維克，使漳州面目嶄新。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稱讚漳州“是中國革命青年和社會主義者的朝聖地”，稱《閩星》《閩星日刊》為共產主義刊物。1920年，陳炯明支援陳獨秀在廣東辦教育、宣傳共產主義。1921年，鼓勵彭湃在海陸豐辦農會，至1924年一直扶助彭湃搞農民運動。陳炯明還與柯麟（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特科成員）來往密切。當時，陳炯明是致公黨的首要人物，能夠影響致公黨的作為。
（二）陳其尤和黃鼎臣
黃鼎臣於1927年參加革命工作，次年9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獄。1932年出獄後，在澳門、廣州、桂林、昆明、重慶等地行醫並從事革命活動。抗戰期間，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開展統戰工作和民主革命活動。1938年，陳其尤因揭發孔祥熙家族成員大發“國難財”，而獲罪於蔣介石，被囚於貴州息烽集中營。1941年，陳其尤被轉移到重慶，改為軟禁，一次在街上偶遇黃鼎臣的診所，由此接觸到了中國共產黨。黃鼎臣透過許滌新等人的聯絡，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做陳其尤的統戰工作，《新華日報》徐邁進等人也經常去黃鼎臣的診所與陳其尤交往、接觸，宣傳共產黨的國是主張。透過深入交流，作為曾經的蔣介石私人代表、國民黨政府駐港特派員，陳其尤開始對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了嶄新的認識，思想上產生了飛躍，獲得新生，同時還配合共產黨人一起做司徒美堂的統戰工作。
（三）司徒美堂
1941年1月，紐約全美洲洪門總幹部監督司徒美堂、阮本萬，部長呂超然致電國共兩黨領袖，呼籲“相忍為國，團結抗戰”。3月14日，毛澤東覆電司徒美堂等，介紹了國內的抗戰形勢，並指出：“中國今日決不能同時進行既對外又對內之兩個戰爭，必須完全取消國民黨當局的反共計劃，並驅逐親日派，團結全力，以與日寇相搏鬥，抗戰始有勝利可期”。
1941年12月初，被國民黨政府聘為華僑參政員的司徒美堂，抵達香港。不久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大舉進攻香港等地，因此司徒美堂被困香港，後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香港洪門人士的幫助下，潛渡回內地，輾轉奔波，於1942年1月抵達重慶。就在司徒美堂入住位於棗子嵐埡的中央飯店的第二天，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及鄧穎超到酒店看望，同時口頭轉達了毛澤東主席“歡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時候訪問延安”的邀請，並贈送延安生產的羊毛毯子、陝北小米、河南小棗等。司徒美堂覆函向毛主席表達了敬意和謝意，因須趕返美國，未能成行訪問延安。透過接觸，司徒美堂明瞭了時局和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情況。
1943年2月，司徒美堂決定回美國做華僑工作。臨行前，周恩來親自為司徒美堂送行，並囑咐其向旅美華僑宣傳祖國抗日的情況。1946年6月23日，司徒美堂回國，應周恩來的邀請，到訪南京梅園新村30號。之後，司徒美堂拒絕國民黨“國府委員”的誘惑，1947年9月，在上海發表了《脫離民治黨宣告》。透過多次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和交往，司徒美堂逐步認識到“中間路線”是沒有的，從而疏遠國民黨，走近共產黨，並帶動一批洪門人士認清時局，支援致公黨重組。
1948年10月中旬，司徒美堂從香港返美前夕，在中共華南分局連貫等設宴為之餞行時，即席親書“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衷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向“出斯民於水火的毛潤之先生致敬”，並鄭重表示：“新政協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回國參加”。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致公黨選派陳其尤、陳演生（在香港總部留守，未出席會議）、黃鼎臣、官文森、雷榮珂、嚴希純作為代表參加會議，司徒美堂作為華僑界的代表出席了會議。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人民當家作主，完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國的夙願。陳其尤等致公黨代表及致公黨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中國致公黨歷史的嶄新一頁。
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致公黨代表合影，從左至右：雷榮珂、黃鼎臣、陳其尤、官文森、嚴希純。
縱觀多黨合作史，共產黨一直起關鍵作用。共產黨對時局的認識最透徹，力量最堅強。《八一宣言》開啟了多黨合作抗日救國之門，抗戰之初，共產黨就認識到致公黨（堂）對國內政治的作用，也一直團結和引導社會各界共同抗戰。抗戰時期，致公黨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團結、進步而不斷努力。抗日戰爭期間，致公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升溫，是同情、支援，相識、互信、合作的階段。
致公黨“一大”宣告了華僑政黨成立。“二大”後，致公黨開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發揮作用，在抗戰中與中國共產黨相識、合作。“三大”是致公黨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正是陳其尤、黃鼎臣等一批前輩在周恩來等中共領導的幫助和引導下，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參加籌建新政協，迎接新中國誕生，才有今天的中國致公黨，與其他民主黨派一樣，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和辛亥革命110週年，回顧中國近代史，致公前輩直接參與辛亥革命，在反封建運動中付出努力，與中共先輩一道，同舟共濟，推動社會進步發展。
（作者： 陳頌原 單位：致公黨中央組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