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立憲派領袖、上海總商會議董沈縵雲請見慶親王奕劻並求速開國會，遭斷然拒絕後大嘆：
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天意難回，請從此辭。
失望至極的沈隨機返回上海與革命黨聯絡，並加入同盟會。作為滿清統治根基的立憲派都心灰意冷，轉而投身革命，實際上已經給這個搖搖欲墜的黃昏帝國判了死刑。
歷史不是沒有給大清王朝時間，立憲士紳也不是沒有給大清帝國機會。
事實上在清末的政治舞臺上，士紳階層一直是以排斥革命，力求改良著稱的。經庚子一役後，清王朝的統治者終於意識到政治不變不行了，但怎麼變，變到什麼程度還是有很大分歧。
當時主流輿論已不是“專制”和“立憲”的對峙，而變成了“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的問題。1905年“日俄戰爭”，立憲小國日本打敗專制大國俄國更是給國人以極大的刺激，立憲已勢在必行。
為此清政府特意派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五大臣出洋，實地考察歐美各國政治。歷時大半年的考察團甫一回國就直呈立憲的好處，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使慈禧下定決心“立憲”。
1906年秋，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訊息傳出，各立憲派歡欣鼓舞，各地遊行慶賀不斷，“大清立憲，大皇帝萬歲萬萬歲！光緒三十二年秋，歡聲動地球”，“紛紛革命頸流血，無非蠻動力。一人坐定大風潮，立憲在今朝”。
可見，以士紳階層為主的立憲派並不期望看到疾風驟雨般的激烈革命，而希冀於漸進式的和平改革。
但接下來的“改官制”卻給所有立憲派澆了第一桶涼水。
朝中各派你爭我奪，儼然將改革變為給自己謀權逐利的工具，袁世凱、奕劻與鐵良、榮慶等八旗親貴以及瞿鴻禨、岑春煊幾股勢力鬥得你死我活。最後出臺的官制，沒有責任內閣，仍然保留了軍機處，只有極少數舊部被裁併，整體幾乎未動，連去冗官、除流弊都算不上，更遑論改制。
一批立憲派坐不住了，從1907年秋開始發起了全國性的國會請願運動。
重壓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限一年之期設立諮議局，為將來中央設立資政院及開國會作準備。
至1909年冬，著名的立憲派領袖、以狀元之身辭官而投身實業的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聯合各省諮議局代表欲組請願團進京，以速開國會。
1910年1月請願團正式向清廷呈速開國會請願書，要求1911年開國會，遭朝廷拒絕。
隨後請願團致電各地商會，以圖第二次請願。各地響應者雲集，聲勢頗壯，號稱二十萬眾。6月16日，請願代表150人，攜30萬簽名者的請願書呈遞都察院。
清廷再次拒絕了他們，並厲聲訓斥“毋得再行瀆請”，沒有被嚇倒的立憲派決定發動第三次請願。
1910年10月立憲派發起的請願，不僅士紳，連全國各省督撫一級的大員也聯名上奏要求開國會了。
滿清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不斷，逐步放開了對地方政府的管制，一方督撫軍權在手，財政自主，中央政府的外強中乾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對於這些封疆大吏、實權人物的主張，清廷不得不認真權衡。
1910年11月，清廷宣佈立即組織內閣，宣統五年（1913年）開國會。
一部分對清政府徹底失望的立憲派轉而投入革命，仍有一些人對清廷抱有幻想。
但1911年5月8日成立的“皇族內閣”卻讓人大跌眼鏡，內閣共13人，漢人只有4人，在餘下的9名滿人中還有7人出身皇族。
清政府“立憲”的招牌是徹底給砸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是在此時，還有極少數的立憲派高層不願放棄，決定再次妥協，甚至認可了皇族充當內閣閣員，僅僅是反對其充當內閣總理大臣。
然而，清政府還是無情而傲慢地再次拒絕了。
這下幾乎所有的立憲派都涼了個前心透後背，作為清王朝的穩定支持者，溫和的立憲派，數次全國性的請願活動，最後竟然連最底線的要求都未得到滿足，對革命的傾向已不可避免。
5月9日，清廷宣佈鐵路國有，激起了浩浩蕩蕩的“保路運動”，一時烏雲壓寨，山雨欲來風滿樓。清政府只得抽掉湖北精兵入川鎮壓，湖北防務一時空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槍聲四起，敲響了大清王朝的喪鐘。
武昌首義後，各地立憲派紛紛與革命黨合作，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立憲派策劃的獨立。一夜之間，半壁山河宣佈獨立，紛紛脫離清政府統治。
大清帝國的餘暉，在立憲派與革命黨的共同絞殺下，顯得倉促而無力，沒有多少人為之殉葬，甚至也沒有多少人為之嘆息，是它自己，扣動了最後的扳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