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夜裡,李先念、鄭位三等率領中原部隊北路軍從宣化店向西突圍,30日越過平漢路。王樹聲率中原軍區南路軍也於7月2日越過平漢路西進。擔負掩護的皮定均、張體學等部也向南分頭突圍。國民黨軍企圖將中原我軍圍殲在宣化店地區的計劃完全落空。
蔣介石、劉峙大為震驚,匆忙調遣軍隊,企圖進行圍追堵截。劉峙判斷:李先念部不會走得太遠,有可能仍在桐柏山區立足,他於7月2日命令整編第15、41師向棗陽、吳家店等地追擊,並令整編第3師向隨縣、天河口地區超越前進,企圖將李先念部消滅在天河口一帶。
在這場賽跑中,國民黨軍步步落後。我軍行動之前,就考慮到國民黨軍會利用交通之便,對我軍進行堵截,於是撇開大路,專走山間小路。從武勝關、平靖關西進後,中原軍區機關和二縱沿桐柏山間向天河口進軍。那段時間幾乎天天下雨,幹部戰士們冒雨行軍,每天走50至100裡,表現出頑強的戰鬥作風。
而國民黨軍原想依靠汽車輪子,因暴雨引起山洪,公路經常中斷,步行又追不上我軍,只能乾著急。
北路軍自天河口出桐柏山區後,決心不顧疲勞,晝夜兼程,搶在國民黨軍合圍之前渡過唐河、白河,脫離豫西南平 原、河網地帶,向鄂豫陝邊區進軍。7月7日和8日,359旅和中原二縱13旅先頭部隊搶佔唐河、白河渡口,掩護中原軍區機關和後續部隊渡河。北路軍冒著國民黨飛機的掃射,架設浮橋,強行渡河,進入鄧縣、鎮平地區。
國民黨軍隊的圍堵一再失敗,蔣介石查辦了第15師師長武庭麟,並嚴令劉峙所部跟蹤追擊。劉峙不敢怠慢,用卡車運送整編第41、47、15師於河南鎮平、淅川一線,企圖將我軍阻擋在丹江東岸。
蔣介石還調關中胡宗南部的整編1師1旅、 90師61旅連夜趕往豫陝交界的荊紫關、南化塘一線,堵截我軍入陝道路。
鑑於形勢嚴峻,為分散敵軍兵力,中原軍區領導於7月11日決定北路軍分成兩路西進。由李先念、鄭位三率軍區機關及二縱13、15旅共八千人為左翼,經湖北鄖縣南化塘、陝西山陽漫川關一線向寧陝方向前進;由王震率359旅、幹部團四千人為右翼,取道荊紫關、山陽向鎮安、柞水前進。
7月17日,左縱隊到達南化塘,胡宗南的部隊已經控制了玉皇山制高點,將左縱隊八千人馬壓在山溝裡,兩面遭伏擊,後面有追兵,左縱隊面臨巨大危險。
危急關頭,李先念命令37團奪取玉皇山主陣地,39團一個營殿後,其餘部隊掩護突圍。37團以勇猛的精神,先下到溝底,然後從敵人不易射擊的陡坡爬上山,不惜重大犧牲,奪取敵軍陣地,並堅守陣地一整夜,使中原軍區機關和大部分部隊衝出包圍圈進入陝南。
但是,擔任掩護的周志堅副司令員和39團一個營被敵軍隔在荊紫關以東,與大部隊失去了聯絡,之後在敵人圍追堵截之下大部損失,周志堅帶著少數幹部戰士化裝在敵後周旋了兩個月才順利脫險。
南化塘之戰,是左縱隊在突圍作戰中經歷的最危急的戰鬥。指戰員們在圍困中拼死戰鬥,終於衝出重圍,進入陝南,國民黨軍企圖將我軍消滅在荊紫關地區的目的未能達到。
但是這一戰也使左縱隊元氣大傷,一是人員傷亡較大,八千人的隊伍,戰鬥傷亡五百人,加上殿後一個營被隔絕,損失在一千人以上。二是武器損失較多。為了儘快透過敵人伏擊圈,幹部戰士大部輕裝,扔掉了所有的輕重機槍和迫擊炮、山炮,七千人馬只剩下不到兩千條馬步槍。
1946年8月,左縱隊衝破國民黨軍的層層堵截,進入陝南山區。根據中央指示,中原局領導人召開會議,確定了創造豫陝邊區根據地的方針,以此牽制胡宗南部不敢貿然北犯,增強我黨我軍在西北有利的戰略地位。
中央為了幫助他們開展工作,派陝西工委書記汪鋒同志從陝甘寧邊區來陝南。汪鋒在陝西多年從事地下工作,有廣泛的社會關係,熟悉陝南情況。
8月10日,汪鋒從旬邑縣出發,在地下黨和藍田游擊隊護送下,歷盡艱險,9月18日才到達丹鳳縣的封地溝,與中原局領導會合。隨即召開區黨委擴大會議,以汪鋒為豫鄂陝邊區黨委書記,文建武、陳先瑞等為副書記。以文建武為豫鄂陝軍區司令員,汪鋒任政委。下設五個軍分割槽,由中原軍區部隊指揮員和當地游擊隊負責人分別擔任分割槽領導。率領所部建立根據地,進行遊擊戰爭。
這是一個交班會,前中原局負責人在將手頭工作交給汪鋒後就離開陝南迴延安。所以中原軍區第二縱隊政委任質斌在晚年曾高度評價汪鋒是“受命於危難之時”。
中原突圍千里行軍,跋山涉水,連續作戰,從宣化店出發時,中原局機關有500多匹馬,突圍到陝南時僅剩4匹。徒步行軍加上爬山、作戰,中原局領導人身體都累垮了。鄭位三、陳少敏、戴季英離隊休息養病,由當地游擊隊掩護,隱蔽在老百姓家裡。8月底,李、鄭、陳、戴四人在陝南遊擊隊政委劉庚等護送下北上,於10月底陸續返回延安。
中原突圍的另一支主力部隊——中原軍區一縱和河南軍區機關組成的南路軍一萬二千餘人在王樹聲指揮下,越過平漢路後向鄂西北發展。
這支部隊與北路軍一樣,歷盡千辛萬苦。7月1日過平漢路時,遭到國民黨軍圍攻,部隊被打散,遭受了一些損失。
過路後,王樹聲收攏部隊,繼續西進。3日到達湖北應山境內時,接到中原局指示:如不能進入豫西地區,即西渡府河,繼江漢軍區之後搶渡襄河,進入武當山地區。
由於連日大雨,河水暴漲,府河無法徒涉,南路軍向府河上游前進,選擇較淺的地方渡河。8日下午到達大洪山北麓的茅茨昄,距襄河還有一天路程。因部隊非常疲勞,主要負責人命令休息一天。這一停頓,給國民黨軍的堵截造成了機會。
7月9日,南路軍到達襄河東岸時,與前面過河的江漢軍區羅厚福、文敏生部沒聯絡上,找不到船隻,只靠僅有的7只小船渡河,速度很慢。11日,一縱3旅正在渡河,突然遭到來自鍾祥、襄樊兩個方向的國民黨軍夾擊。擔任阻擊的3旅8團、2 旅6團及警衛團被敵人切斷,無法渡河。
關鍵時刻,3旅旅長閔學勝果斷決定不渡河,率領2500多人衝出包圍,轉道北上進入伏牛山區,與河南軍區黃林部會合。王樹聲率領主力7000多人繼續西進,經宜城、南漳縣境向武當山進軍。
這時正值大暑季節,南路軍處境極為艱苦。由於糧食困難,部隊疲勞過度。行軍20天只有10天能保證每天吃一頓飯,部隊體力大大削弱,掉隊減員的數目驚人,有的連隊僅有20支步槍,機槍缺乏人扛。
7月21日,南路軍到達谷城縣西北的石花街,遇到國民黨軍整編66師一個團的阻擊。在石花街鎮西南的蒼峪溝,國民黨軍控制了制高點,企圖阻止我軍進入武當山,將我軍消滅在山溝裡。
當時天氣酷熱,南路軍經一個多月行軍,幹部戰士的腳都紅腫潰爛了。為了打通前進道路,南路軍一部攻擊正面堵截的敵軍,一部攻擊從側面出動的敵軍。經過3小時激戰,將敵軍擊潰,殲敵800多人,繳槍500支。這是南路軍突圍以來打的第一個勝仗。
美中不足的是,由於顧慮天黑和部隊疲勞,主要負責人沒有命令部隊追擊殲滅敵軍,而是繼續向武當山前進。
幾天後,中央具體指示南路軍,要他們到房縣地區依託深山,開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25日,南路軍到達房縣青峰鎮,王樹聲召集幹部會議,決定以團為單位分散活動。
在一縱前面行動的江漢軍區部隊,由羅厚福司令員、文敏生政委指揮,於7月22日佔領竹山縣城。根據中原局指示,他們準備繼續西進入川,建立根據地。但是國民黨軍佔據了入川各交通要道,江漢部隊多次試探前進,均未能奏效,只得放棄了入川計劃,在竹山、竹溪地區開闢根據地。
考慮到江漢軍區部隊力量不是很強,羅、文希望能與一縱會合,共同建立鄂西北根據地。8月27日,南路軍與江漢軍區部隊在房縣會師,王樹聲召集幹部會議,決定兩支部隊合併,成立以武當山為中心的鄂西北軍區。
經中央批准,王樹聲任司令員兼政委,劉昌毅、羅厚福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員,劉子久、文敏生任第一、第二副政委,張才千任參謀長。下轄五個軍分割槽。
鄂西北軍區部隊分散行動後,4、5、7團作為主力,還儲存著完整的建制。尤其是7團,在劉昌毅副司令員帶領下,四處打擊敵人。襲擊國民黨政權的糧倉、鄉公所,攔截公路上的國民黨軍用卡車,繳獲了不少彈藥、糧食、衣服和電臺等物資。一個月斃傷國民黨軍1 400多人,繳獲輕重機槍46挺,步槍1259支,子彈2萬發。
晉冀魯豫野戰軍於8月初發起南下隴海線的戰役。劉峙為了應付劉鄧的進攻,緊急從圍攻中原我軍的國民黨軍中抽調了九個旅,減輕了中原部隊的壓力。陝南和鄂西北得到一段較為安定時期。但是鄂西北的情況並未好轉,仍處於很艱難的處境,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當地環境惡劣,人煙稀少,而幾個較富庶的主要城鎮均為敵人佔領,地形和人口均容納不下江漢和一縱會合後的一萬三千人。
二是敵人力量過於強大。在抗戰期間,鄂西北是國民黨湖北省政府所在地,保甲組織與反動勢力非常強,而且經常對保護我軍的群眾實行血腥的屠殺與鎮壓,群眾看到敵人的力量大於我軍,雖抱有同情態度,但不敢動,導致我軍往往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
三是某領導在反清剿部署上存在一定的問題。鄂西北軍區建立的時候,擁有10個團的建制部隊,1.3萬人。當面敵人每一路只有一個團的兵力,如果我軍在會師後,將1.3萬人集中起來,組成野戰部隊,圍殲其一路,完全可以開啟局面。
可惜的是,某領導沒有采取有力組建大兵團的野戰部隊,爭取消滅敵人一到兩路,在武當山站住腳,而是設法避免與敵人正規軍決戰,實行分散主力的避戰方針,結果更為被動。
由於老是避開與敵人作戰,就始終受敵人尾追。而實際上尾追之敵只是小部隊,敵主力是順大路向我攔擊。避戰的結果,到處碰到了敵人,影響了部隊的情緒。
鄂西北、陝南根據地的建立和游擊戰爭,雖然相當艱苦,但對國民黨軍起了很大的牽制作用,令國民黨當局十分頭痛。從11月起,國民黨軍調集優勢兵力,對鄂西北和陝南進行大規模“清剿”。目的是消滅我軍有生力量, 把我軍從這兩個根據地擠出去。
對武當山區進行“清剿”的是整編66師和整72師,針對我方分散的特點,敵軍也迅速分散,以營為單位與我方周旋。敵人各營均有報話機,聯絡便利。首先大力圍攻1分割槽和警衛團,接著圍攻我武當山區。
11月初,警衛團被迫退出竹山、白河地區,12月份3、4分割槽相繼退出武當山、南河地區。1947年1、2月份敵人集中兵力圍攻1、2、4分割槽,至此整個鄂西北地區部隊均處在日夜躲避敵人追捕的嚴重情況中。
12月初,鄂西北軍區退出武當山,向保康地區轉移。在車峰溝遭到國民黨軍的包圍。當時警衛團在前,軍區機關居中,7團在後。情況危急時,王樹聲命令警衛團和7團阻擊敵軍,掩護機關突圍。激戰半日,軍區機關脫險,而警衛團和7團幾乎拼光,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從創立鄂西北根據地到1946年12月,鄂西北軍區部隊戰鬥損失達2 000人,武器損失長短槍1000支,掉隊等非戰鬥減員達3000人。
與此同時,陝南根據地也遭受敵軍的瘋狂“清剿”。自中原局領導人走後,汪鋒、文建武等在地方黨組織、游擊隊配合下,領導各分割槽部隊堅持游擊戰爭,建立區縣政權。到11月共建5個軍分割槽、14個縣政權。至1946年11月份擁兵1.2萬人,槍6 400支,呈發展上升趨勢。
在解決經濟困難方面,部隊利用襲擊國民黨糧庫、倉庫繳獲一批,在游擊區內徵收商稅籌一些款。為了幫助部隊解決棉衣,我黨還派群眾到縣城集市上買布買棉花,組織婦女為部隊做棉衣。敵人有所察覺,規定每人只許買2匹布,游擊隊動員鄉親家家戶戶到商鎮集上買布和棉花。
在邊緣區,部隊採取“打土豪”的辦法,叫“武請文談”。組織了八九個手槍隊到洛南地區,對惡霸地主先捉後好好說,解決了一部分經費困難。
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胡宗南調集五個整旅、十一個保安團,共五萬人馬對陝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清剿”,其招數比鄂西北還要毒辣。他們實行“空室清野”、“移民並村”的政策,製造無人區,強迫游擊區百姓遷移,否則以“通匪”論處。
丹鳳縣我軍主要活動區域的留仙坪、庾嶺、巒莊、桃坪一帶,國民黨軍強制群眾把糧食藏起來,把豬牛雞羊趕走,把鍋埋起來,把門封起來,所有人全部遷走,抗拒者以通匪,罪殺頭,離鄉背井的移民,踩著過膝的積雪,僅帶少量糧食、衣被,餘物盡棄,沿路扶老攜幼,唏飢號寒。
這次大“清剿”對陝南根據地造成毀滅性的破壞。西荊公路以北地區各山溝已無人煙,原我軍活動地區成為無人區。1、5分割槽被迫退出,2分割槽、3分割槽已大部失掉,唯一比較鞏固的就是位於豫西南盧氏、靈寶、洛寧一帶的第4分割槽。
在敵人“清剿”下,陝南部隊遭遇嚴重的困難。到1947年1初,胡宗南見陝南“形勢好轉”,遂調集重兵準備向陝北發起進攻。陝南和鄂西北方面,已經起不到多少牽制作用。
經中央批准,鄂豫陝邊區黨委決定:汪鋒、文建武率領軍區機關和2、3、5分割槽部隊共五千多人組成第一野戰縱隊,1、4分割槽部隊三千五百人組成第二野戰縱隊,到敵情相對較小的第四分割槽活動。留十三旅三十七團兩個營和陝南遊擊隊一部共三千人,組成陝南指揮部,下設四個支隊,由第二分割槽政委劉庚、司令員鞏德芳領導,堅持鬥爭。
2月上旬,第1野戰縱隊東進豫西后,國民黨軍整編第84旅、64旅、135旅也緊跟進入豫西。敵第八綏靖公署也移至河南內鄉西峽口,指揮對第1野戰縱隊的圍剿,由於連續行軍作戰,第1野戰縱隊急需休整和補充,加之大部隊集結於一地,供給亦發生了困難。
經中央同意,汪鋒、文建武率領第一野戰縱隊在河南濟源、垣曲之間北渡黃河,到達太嶽解放區的山西晉城。3月,陳先瑞帶領第二野戰縱隊在豫西與敵周旋後,也在新安地區北渡黃河,到晉城與汪鋒等會師,後來又有零星部隊陸續歸來。
到1947年6月,中原局和原新四軍5師三個旅,北渡黃河歸隊者共計7 602人,攜步槍3 273支,機槍308挺。這是中原突圍的北路軍(不含359旅)保留的全部骨幹力量。
留在陝南堅持的游擊隊,處於極其艱苦的環境。家鄉的房子都被毀掉,敵軍不斷進行“清剿”,鄉里國民黨保甲也瘋狂報復。鞏德芳等無處立足,只得在深山老林中隱蔽露宿。3月23日,鞏德芳不幸因病逝世,年僅38歲。
1946年12月底,鄂西北根據地也遭到國民黨軍兩個整編師(整六十六師和整七十二師)的全面“清剿”。至1947年2月,軍區部隊損失頗為嚴重,六個主力團因半年連續苦戰,人員彈藥毫無補充。有兩個團被撤銷建制,人員較多的4、7團合編為7個連,警衛團及3團只能合編為三個連。加之天寒雪大,棉衣許多無著落,士兵幹部絕大部分赤足行軍,非戰鬥減員甚多。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區黨委在湖北遠安以東的老觀窩舉行緊急會議,王樹聲等研究了鄂西北的形勢,認為在彈盡糧絕、敵軍圍困的狀態下,部隊無法再堅持下去,決定各部隊分散轉移。當時王樹聲沒有了牲口,徒步行軍身體實在拖不下去。
會議決定王樹聲、劉子久、文敏生、劉子厚等領導化裝轉移。羅厚福、張才千等帶部隊突圍後選擇合適的地區堅持鬥爭。會後,劉子久、文敏生、劉子厚在荊門地下黨的護送下,經漢口、駐馬店、安陽,安全轉移到華北解放區。
王樹聲隱蔽了幾天,在荊門地下黨交通員陪同下,經漢口乘船到了上海,然後輾轉經蘇北、山東解放區,於6月回到太嶽解放區的晉城,與李先念等會合。
晚年,王樹聲大將曾擔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正好分管戰史研究部,戰史研究部一名領導在彙報完工作後,曾好奇地問王樹聲:“王副院長,聽說你曾經歷西路軍西征和中原突圍,哪個更艱難呢?”
王樹聲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中原突圍苦多了,西路軍西征,從過黃河算起,到失敗,大概是5個月時間。中原突圍,從宣化店出發,一直到撤出鄂西北根據地,整整花了7個月時間。在河西走廊,紅軍走的是平地,而在鄂西北,我幾乎天天走山路。河西走廊我們主要對付馬家軍,他們沒戰術,就是一窩蜂地衝,欺負我們沒彈藥,而在鄂西北我要對付宋瑞珂的中央軍,他們戰鬥力比馬家軍強多了。”
鄂西北軍區剩餘的部隊,一部分由劉昌毅帶領東返大別山,與在鄂東堅持的熊作芳游擊隊會合,開闢皖西根據地。張才千率領一部南渡長江,與李人林會合。羅厚福等同志帶領江漢軍區部隊在原地堅持。
在鄂西北軍區部隊中,李人林領導的一支部隊卻創造了奇蹟。李人林是湖北天門縣人,1931年參加紅軍,1934年入黨,在紅二方面軍中工作,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轉入新四軍5師,中原突圍前任江漢軍區副政委。
1946年8月,江漢軍區部隊突圍到達鄂西北,在湖北房縣與王樹聲的一縱會合,成立鄂西北軍區,李人林任第4軍分割槽司令員,率領江漢軍區1團開闢荊山、當陽、遠安根據 地。
7月初王樹聲率南路軍強渡襄河時,擔任掩護的二縱15旅一部1 000餘人沒有過去,與主力失去聯絡後,轉道北上。後大部失散,餘部轉入桐柏山區打游擊。
9月22日,李人林率領江漢軍區1團的五個連、一個手槍隊共500餘人,組成江漢支隊,從鍾祥以北的轉鬥灣東渡襄河,開闢大洪山根據地。一路上他們打擊偽鄉公所和保安隊,補充自己,蒐集情報。
襄河邊上的多寶灣是個大集鎮,部隊裝扮成國民黨正規軍,騙過保安隊,活捉了偽鎮長和商會會長,繳獲了50支槍、500萬元法幣。當他們到達京山以北的大洪山區時,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武漢行營命令第72師由襄樊返回京山進行“圍剿”,李人林等研究了敵情,決定避實就虛,轉到鍾祥、隨縣一帶打游擊。
在宜城縣田家集,部隊被國民黨軍199旅的一個營追上了,部隊向耿集撤退。後來 在棗陽以南的城灣打垮了保安隊,開倉放糧,國民黨軍又追上來。當地是平原,對我不利。李人林以兩個連阻擊,敵軍打了半天也沒攻下我們的陣地。李人林下令反衝鋒,敵人反而潰退了。我軍一直追到耿集,繳獲了不少彈藥。
這一仗大大鼓舞了部隊計程車氣,增強了與國民黨正規軍作戰的信心。他們在棗陽地區活動了一段時間後,又向桐柏山區進軍。在桐柏山北麓的天幕山,部隊受到來自信陽和泌陽國民黨軍隊的圍攻。考慮到孤軍作戰的不利後果,李人林決定向南突圍,深入敵後,與敵人轉大圈子。
1947年1月,在桐柏山、大別山堅持鬥爭的游擊隊在國民黨軍“圍剿”下先後失敗,鄂西北的主力也垮了。李人林和幹部們商量出路,大家認為與其在狹小的圈子裡打轉,不如大踏步深入敵後,到敵人力量空虛的地區求發展。
1月22日,李人林部化裝從江陵縣郝穴渡過長江,到當年紅二方面軍的老根據地湘鄂邊區 行動。他們改名為“江南遊擊支隊”.神出鬼沒地打擊敵人。
1947年2月初,鄂西北的形勢惡化,軍區主力部隊難以再堅持下去。王樹聲等領導人離開後,由軍區參謀長張才千帶領4團、5團跳到外線打游擊。
張才千詢問李人林江南情況,李覆電說:“長江到處可渡,就看決心如何。”張才千決定率部渡江,與李人林會合。2月23日,兩支部隊在湖北五峰縣的紅魚坪會師。經中央批准,部隊合編為“江南遊擊縱隊”,共1 600餘人。張才千任司令員兼政委,李人林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此後,他們轉戰大江南北,一直堅持鬥爭。
鄂西北軍區的另一部分在劉昌毅領導下東進到皖西山區。江漢軍區司令員羅厚福帶領一部在鄂西北原地堅持。這三支部隊一直堅持到1947年8月劉鄧大軍躍進大別 山,才與野戰軍主力會師。
1947年5月,原中原局負責人李先念、鄭位三、任質斌等從陝甘寧邊區轉移到山西晉城,整頓從陝南和豫北迴來的原5師部隊。晉冀魯豫軍區對原5師部隊進行補充和整編,先後補充了1 000餘人和大量武器彈藥。
根據中央的戰略部署,從1947年7月,晉冀魯 豫野戰軍在劉鄧指揮下發起魯西南戰役。8月開始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了 我軍戰略反攻的序幕。奉中央指示,在晉城的原5師部隊8 300餘人於7月下旬改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12縱隊。8月5日渡過黃河,開始了向中原新的進軍。
1947年9月中旬,12縱行軍到山東甄城,見到了原新四軍代軍長、現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的陳毅。他向陳毅彙報了 12縱的情況和存在的思想問題, 請陳毅在適當的時候給12縱的幹部戰士講一次話。性格豪爽的陳毅一口答應。
10月初12縱到達河南淮陽,進行休整和政治思想教育。陳毅前來看望全體指戰員,並對連以上幹部作重要講話。
談到中原突圍,陳毅說:“抗戰時期,新四軍5師長期處於戰略孤立的地位。日本一投降,蔣介石要來搶桃子,這是定了的。人家有張床擺在武漢,你們站在旁邊,人家睡不著覺嘛!這一仗必定要打,你們必須突圍,這也是定了的。如果日本投降後你們馬上出發,無論向東到華東解放區還是向北到晉冀魯豫解放區,你們都可以大搖大擺,連罈罈罐罐、尿盆夜壺都能平平安安搬出來。為什麼中央沒有下這個命令 呢?因為這樣做對全國戰局不利。這樣考慮的是實行戰略上的轉變,準備迎接兩個階段的決戰,我們一切行動都是為了這個全域性。”
陳毅話鋒一轉,談到中原突圍的損失和幹部中存在的失敗情緒等思想問題時說:“這種空氣我也嗅到了一點,我說這叫豈有此理!你們現在勝利突圍,儲存了主力,儲存了幹部,還開闢了新的根據地,極大地幫助了兄弟解放區的作戰,這是錯誤嗎?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中原軍區部隊作了這麼艱苦的戰略轉移,完成了這麼重大的戰略任務,難道還不是英雄?經過中原突圍的同志,是篩子精選過的,都是黨的寶貴財富。你們每個人都是一顆種子,南下以後,一個人能發展成一個大隊,一個戰士將來要帶一個排、 一個連。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我相信同志們在未來的戰爭中,一定會為人民再建奇功的!”
陳毅熱情、直爽、豪邁的講話,極大鼓舞了 12縱同志的情緒和鬥志,也是對中原突圍的公道、合理的評價。12縱在劉鄧指揮下,與野戰軍其他縱隊密切配合,殺回大別山老根據地,與張才千領導的中原獨立旅組成江漢軍區,1949年5月成立湖北軍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