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6年1月19日，遠東最高盟國統帥受戰勝國同盟委派公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至此由美國、中國、蘇聯、英國等十一個同盟國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成立。
開庭之前歷經戰敗、自殺、精神崩潰、信仰崩塌的狂潮後，活下來的、沒有出現精神障礙的日本戰犯，基本都被關押在東京巢鴨監獄。
在同盟國的一致同意下，這些戰犯自逮捕到公開審判前禁止和任何外界媒體、相關無關人員接觸，所以這些戰犯們的生活就像海地兩萬裡的風景，引人瞎想。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美國《生活》雜誌在打通上下關節後，終於得到特權，近距離拍攝日本戰犯生活場景，並允許對外公佈。
日本戰犯的生活照片被刊登在1945年11月份的期刊上，曝光中的日本戰犯和正常人沒什麼兩樣，很難想想他們身上揹負的無窮罪孽。
泡澡、吃飯、會外活動、聊天甚至還有收音機能聽，部分戰犯在閒聊時臉上還洋溢著笑容，絲毫沒有外界揣測中的飽受虐待，反而活著輕鬆愜意。
在其中的一張照片中，可以看到土肥原賢二（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本第三代特務頭子，建立偽滿洲國和策劃華北自治的幕後人物）等一群血債累累的甲級戰犯坐在一張桌子上信口開河，而東條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希特勒、墨索里尼齊名的三大法西斯頭目之一）則在一旁獨自抽菸。
美國記者給出的解釋為：“東條英機吃完魚、大豆和大米的午餐後，回頭跟其他戰爭罪犯攀談，但沒人搭理他。”
由此可見日本戰犯中也是有小團體的，侵華戰爭時就出現的派系鬥爭，並沒有因為同蹲一座“苦窯”而放下舊怨，不過無論他們是保皇派還是統治派，支援北進論還是南進論，等待他們的都將是無情的審判。
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1946年4月29日，法庭接受盟軍最高統帥部國際檢察處對這些在中國犯下死罪的戰犯進行起訴。
被起訴的28名戰犯中，一半是人盡皆知的日本高階將領。7人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場審判中反應了兩點事實，第一，日本軍隊是整個亞洲出現慘烈戰爭、血腥屠殺的罪魁禍首，不容任何辯駁。第二，當時部分的歐美國家已經和日本政府達成協議，以至於28名戰犯沒能全部判處死刑。
被告位上的“中國通”
在紐倫堡法庭審判德國戰犯時，德國國防軍統帥凱特爾曾當庭抗辯，認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罪責應由死去的希特勒承擔。
不過這個說法在遠東國際法庭看來顯然不成立，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是必然的。這些日本戰犯帶著部隊離開後，擅自行動不說，更策劃了對他國的侵略陰謀。
在侵略過程中，部分日本將領同時擔任間諜工作，這些人被日本內部稱為“中國通”，土肥原賢二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開庭之日，土肥原賢二位坐前排，由於其本人就是所謂的“中國通”，所以對從事多年情報收集、國家分裂、社會破壞等隱秘性質工作的他而言，想進行舉證不說難於登天，但也絕非易事。
在圈定主要戰犯時，土肥原賢二曾一度因為證據不足而被排出主要戰犯行列，幸好當時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溶站出來陳述說，“土肥圓作為侵略中國的核心人物，分裂國家的幕後黑手，中國已經找到實質性證據。”逼著歐美國家代表同意土肥原賢二列為28名主要戰犯。
證據確鑿，法庭開席。這裡只能說，歐美國家還是把戲做挺足的，翻舊賬都翻到了1860年到1890年。
即自1874年起，日本政府便已經開始有組織地收集中國情報，日軍參謀本部設立的管東局和管西局，分別承擔中國東北三省和中國內地的情報收集工作。
民國年間，國內軍閥混戰的割裂局面給了日本間諜機構可乘之機。
日本第一代“中國通”間諜利用軍閥交易從事間諜活動，當時這些會說中國話的日本人，首要目的就是可持續性地造成中國軍閥割據，甚至把情報收集工作都排在後面。
圖、“ 七七”事變中盧溝橋上的中國軍隊機槍陣地
曾經與袁世凱關係很好的坂西利八郎，在預見到軍閥混戰的局勢後，甚至還組建了一個叫坂西公館的日本諜報前線基地，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都在該機構中任職學習。
而一直以來都深得其中的土肥原賢二被視為日本諜報機構的繼承人。那時日本間諜已經不滿足收集中國情報了，他們開始插手中國各個派系間的爭鬥，積極策動各式各樣的陰謀。
用概括性的話說，打從晚晴時代開始，日本政府、軍隊、間諜的眼睛就離開過滿蒙地區。清朝被推翻後，以土肥原賢二為首的日本間諜勢力則利用心有不甘的滿清遺老，先後策劃東北地區、滿蒙地區獨立運動。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其一是為了給入侵中國找藉口，其二就是為滿蒙地區、東北地區的獨立打掩護，快速扶植傀儡政權，完成割裂計劃。
遠東軍事法庭對滿洲問題進行舉證時，原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出庭作證，承認九一八事變是日軍早有預謀的行動陰謀，並指出主要的幕後黑手，橋本欣五郎、大川周明、星野直樹、板垣徵四郎、南次郎、東條英機。
田中給出的證詞中，時任關東軍副總參謀長的板垣徵四郎，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天就已經部署好兩門射程15裡（7500米）的榴彈炮，一門對準當時的中國國民軍營房，另一門對準奉天飛機場。
圖、土肥原賢二
當然作為九一八事變的主謀，土肥原賢二自然不可能脫身世外，他在滿洲的陰謀活動可以追溯到皇姑屯爆炸事件。
在中方給出的證據中，1928年6月4日，張作霖火車出發的時間，坐在那節車廂早就被土肥原賢二掌握得一清二楚。
九一八事變時，擔任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同他的好戰分子同事合森島守人，密謀抵制日本內閣首相和外相，逼迫他們放棄關東軍的掌握，同時控制關東軍控襲擊個東北。
日本佔領瀋陽，醉心分裂國土的土肥原賢二在東北、華北進行密謀，炮製出偽滿洲政權，利用溥儀建立滿洲帝國，以達成自己的目的。
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土肥原賢二擔任日軍第十四師團師團長，率領軍隊正式入侵中國，戰爭期間土肥原賢二已然被日本國內各大報社吹噓成華北戰場上的一顆明珠。
在日本戰略南京以後，土肥原賢二重操舊業，於1938年6月放棄前線軍隊指揮權，參加由日本陸軍、海軍、駐外軍隊代表的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籌建中國佔領區的偽政權。
做好長足計劃後，土肥原賢二回到上海，成立特務機關，協助日本政府達成誘降汪精衛的計劃，並一手無中生有捏造出自抗戰以來中國最大的偽政權，汪精衛政府。
待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土肥原賢二有參與進日本侵略東南亞的戰爭中，1944年他被調任新加坡第七方面軍司令官，放鬆部下管理，預設士兵在當地殘殺大量戰俘、平民。
土肥原賢二長達14年的犯罪生涯中，其身上的冤魂惡孽說是罄竹難書都是輕的，在無法辯駁的證據面前，遠東軍事法庭以“破壞和平罪、破壞戰爭法規罪及反人道罪”中的具體犯罪專案，判定土肥原賢二有罪。
在判處時有這樣一句話出現，“他明知這些戰爭是侵略戰爭卻積極發動，並在其實行中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這句話對所有被審判的‘中國通’來說都無比適用。
被審判的南京大屠殺罪魁禍首
分裂國土的土肥原賢二被判死刑，而在中國造成無法饒恕血案的人卻不止他一位，南京大屠殺的始作俑者松井石根可以說是這些人中最特殊的一位了。
其他的日本甲級戰犯皆以破壞和平罪（三大類罪行中的第一類，主要指對各國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策劃）而判處死刑，只有松井石根是唯一的例外，但他依舊被判處了死刑。
當然這並不代表松井石根和發動侵華戰爭沒有任何關係，相反因為與土肥原賢二等人一樣，他們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為中國帶來極大災難的‘中國通’。
圖、南京大屠殺形勢圖
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9期的松井石根，畢業後就被送達陸軍大學深造，和當時的日本保皇派主腦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本莊繁等人是同期同學。
1915年，松井石根被派到上海擔任武官，至此開始了他長達十幾年的間諜生涯，77事變後，出任上海派遣軍司令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侵略中國上海，隨後他改任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擔任主攻南京的任務。
慘絕人寰，聞者落淚的南京大屠殺，就這樣在他的手中出現了。
圖、松井石根
當日本軍隊佔領上海、南京以後，和土肥原賢二同有“間諜”經歷的松井石根，也想著建立傀儡政權。
在日本學者戶部良一的書寫的《日本陸軍與中國》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司令官松井石根認為應該在華北建立中央政府，對以建立地方佔領政權為目標的特務部的行動很不滿。為此，松井讓軍司令部參謀長和南京特務機關長另外實施了建立政權活動。
松井在推行該項計劃時，無疑是動了其他日軍高層的蛋糕，故而產生出不少糾紛。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證明松井石根的侵略陰謀活動和其他日本戰犯的殊途同歸。
1938年3月5日，松井被召回日本，並於同年7月 20日出任內閣參議，至1940年辭職。
過早的辭職，讓松井石根無法參與進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中，這也是他沒有被定下“破壞和平罪”的主因。
所以遠東法庭對松井石根的審判主要放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作為和巴丹死亡行軍、泰緬死亡鐵路並稱的日軍二戰三大暴行，僅此一件事就足以判處死刑。
圖、日軍在漢中門外秦淮河邊將屠殺後的屍體澆上汽油焚燒
193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開始的日子。
南京淪陷，整個城市完全處於松井石根的控制中。日本軍隊從入城起就對城中的平民進行屠殺、強暴、掠奪。戰俘們被逼著排成一排集團強殺，長達四十多天的血腥殺戮，造就了世上最恐怖的慘案。
在遠東法庭估算中，日本軍隊從進入南京城的六個星期中，殘忍殺害的平民、戰俘相加總數多達20萬人以上，其中有2萬以上的婦女在死前遭受過凌辱，而實際的數字遠非如此，大量被日本火燒、投江的屍體根本無從統計，所以不被列入計算範圍之內。
而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始作俑者和直接負責人正是松井石根。
在法庭的現場舉證中，日本政府至今還在辯駁不存在的南京大屠殺，可謂鐵證如山，從屠殺中僥倖逃生的倖存者，南京居民尚德義等人在法庭上用直接的親身經歷講述自己是如何在大規模戰俘、平民處決中死裡逃生的。
圖、日軍殘殺中國戰俘與平民，旁觀日軍以此為樂
一位名叫羅伯特的美國醫生親眼所見在那殘酷的6個星期中，被送到醫院的無數被刺刀捅穿腹部的傷員和幾近崩潰的婦女。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約翰·馬基，在目睹日本的屠城暴行後，用生命做賭注使用隱蔽攝像儀器，拍下了一段長達105分鐘的真實影像記錄。
被金陵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的外國學者貝茨在法庭上用幾近哭腔的聲音說；“南京失陷後的兩禮拜到三禮拜是這個城市最恐怖的時候，而在第六個禮拜和第七個禮拜是殺人最多的時候。”
然而以上血淋淋的證詞在歐美國家看來並不能成為定罪松井石根的主要證據，若非在舉證過程中發現一份來自德國納粹的供詞，松井石根說不定就逃脫一劫了。
來自盟友納粹德國的背刺，出自德國駐南京大使陶德曼之手，南京大屠殺期間德國外交部的一份電報正巧送到他的手中，電文中詳細記錄了日軍南京城屠殺、強暴、劫掠、縱火等諸多暴行。
用這個納粹大使本人的話說：“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是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本軍隊。”
這份供詞立刻得到法庭的高度重視，併成為給松井石根定罪的關鍵證據。
然而儘管證據已經擺在面前，但松井石根和他發動大屠殺的幫兇武藤章依舊不打算認罪，甚至還推卸責任。
武藤章表示自己只在南京待過10天，不知道南京大規模屠殺一事。而松井石根則以自己生病作為由，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圖、聚集在收容所裡的難民
這種小學生都知道一眼能被拆穿的謊言，松井石根竟然也敢拿來用。
當著法官的面，松井石根解釋道：
“當南京陷落時，我正臥病蘇州，至 12月 17日始入南京城。當接憲兵隊長報告後，即下令將肇事者從嚴懲罰。檢查過所述大規模屠殺暴行，我從未獲得此項報告。”
事實上就在松井石根進入城市以後的12月17日，南京的幾個主要街道就燃起了大火，之後的日軍的屠殺便開始了。
“我始終相信，日中之間的鬥爭是所謂‘亞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間的爭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動用武力，這同哥哥經過長期忍耐後趕走不聽話的弟弟沒有什麼兩樣。採取這一行動的目的在於促使中國回心轉意。”（松井石根在證據當前的自辯）
這種荒謬且無恥的言論，讓在場的法官們瞠目結舌，除了一位檢察官例行詢問之外，其他檢察官都直接選擇無視。
最終在不容反駁的人證、物證下，法庭最終判定松井石根絞刑。在他判決書上法官是這樣寫的：
日本軍人進行了大批屠殺、殺害個人、強姦、劫掠及放火。儘管日本籍的證人否認曾大規模進行殘虐行為，但是各種國籍的、無可置疑的、可以憑信的中立證人的相反的證言是壓倒性有力的。這種暗無天日的犯罪是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佔領南京開始的，迄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還沒有停止。
松井石根雖然被判處了絞刑，但被起訴的9條罪名中，只有8條因證據不足而被判無罪，這是遠東法庭上唯一一個只因一項罪名成立就被送上絞刑架的戰犯。
圖、 1937 年12 月15 日，日軍利用汽車、馬車、腳踏車甚至童車掠奪財物
在歐美國家看來，或許吊死一個松井石根就足以給南京的數十萬冤魂一個交代，但在我看來是遠遠不夠的。製造南京大屠殺的另一個元兇朝香宮鳩彥王成功逃脫了審判，沒能死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士兵逃脫了審判。
朝香宮鳩彥王這個曾經擔任過攻佔南京的臨時總指揮官的劊子手，在任職期間，他曾親手寫下一份密令，處決全部俘虜！
這道密令在一個日本士兵的回憶錄中被證實，可朝香宮鳩彥王這個雙手都被浸透在血池中的戰犯，卻因一個所謂的皇室成員身份(日本昭和天皇叔父)，逃脫法律制裁！
圖、朝香宮鳩彥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