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茨坪革命舊址，毛澤東同志舊居臥室右間是毛澤東和紅軍戰士的餐室，朱德、陳毅有時也在這裡用餐。當年，紅軍物質生活非常艱苦，“從軍長到伙伕，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經常吃的是粗糙的紅米和缺少油鹽的南瓜湯，有時甚至要靠野菜充飢，“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當年井岡山流傳的這首歌謠，正是紅軍艱苦生活的真實寫照。
蘇區時期，為應對財政困難和鞏固紅色政權，黨和蘇維埃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節約運動，對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作過許多深刻論述。
瑞金時期，毛澤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但他生活卻十分簡樸。一次，毛澤民參加閩贛省委會議到深夜，大家的肚子都餓得叫起來，邵式平笑著說：“澤民同志，開開恩搞點東西吃吧！肚子都要造反了。”毛澤民則笑稱：“不行呀，邵大哥！財務上沒有這筆開支，你就讓肚子唱唱空城計吧！”
1934年1月23日，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中強調：“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工作人員明白，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除了嚴把“財政出口”，在衣食住行上毛澤東同樣嚴以律己帶頭節衣縮食，為了革命事業和經濟建設節省每一個銅板。為了支援前線，毛澤東每天改吃兩餐，節約一餐口糧送紅軍。按規定毛澤東可點三根燈芯，但他只點一根燈芯，並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創作出工農武裝割據系列文章。
周恩來身為紅軍總政委也從不搞特殊。有一次警衛員盧正標在他的菜里加了點鹽，周恩來發現後說：“同志們對我的關心愛護，我從心裡感激！可是我不要特殊照顧。”全總蘇區執行局委員長劉少奇同樣身體力行地開展節儉運動，一次正值午飯時間，中革軍委總供給部部長楊至成找劉少奇彙報工作，發現劉少奇正在吃用清水煮熟的番薯葉。此外，紅軍高階指戰員帶頭執行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的供給制，軍長和伙伕待遇一樣，每人每天只發0.05元的伙食錢。
隨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日益激烈，蘇區財政經濟狀況嚴重惡化。1934年3月13日，《紅色中華》編輯部向全體蘇區軍民發出“為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而鬥爭”的號召。各級黨組織掀起節省行政經費、節省糧食、自帶伙食等運動，蘇區中央政府各部帶頭壓縮40%以上的行政經費。中央機關博古、陳雲、羅邁、鄧穎超、潘漢年、陸定一、毛澤覃等23位同志響應節省運動給《紅色中華》報的信提出：每天節省二兩米，使前方紅軍吃飽飯，好打勝仗；今年公家不發我們熱天衣服，把這些衣服給新戰士穿。中央政府各部在“節約總會”推動之下，召開大會並一致透過六項節省規定：“一、從即日起每日每人節省一個銅板，特別是勞動部的工作人員主動提出將每天一角錢的伙食費減為九分錢，並且還要每日每人節約一個銅板；中央國民經濟部則提出每人每日節省大洋一分。二、不上館子，不吃小食。三、節省辦公費百分之三十，紙張筆墨燈子燈油有一定的規定，晚上不辦公時三人共用一盞油燈看書報；起草文稿利用油印廢紙，不需寫小字時都用差等毛筆。四、普遍建立節省箱。五、各鄉建立一個菜園，自己種植蔬菜。六、堅決開展‘反浪費、反貪汙、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中央蘇區，黨和蘇維埃政府還制定頒佈了《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政府工作人員懲辦條例》《怎樣檢舉貪汙浪費》等制度檔案，透過建立嚴厲的制約和監督制度，從源頭上防止奢侈浪費現象發生。
1933年冬起，家住蘇區本地的幹部，連伙食費也不要公家發，自己從家中背米去辦公，留下“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去辦公”的佳話。193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員會和糧食部聯合發出“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的號召，機關人員或減少飯量、節省菜錢，或自備伙食、減少支出，最大限度節省糧食。在蘇維埃政府的宣傳發動下，群眾也積極參與“節省三升米”運動，短時間內捐助了大量的糧食和現金。整個蘇區迅速掀起群眾性節約高潮，“勤儉節約光榮、奢侈浪費可恥”成為蘇區的新風尚。
（本文根據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官網、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官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厲行節儉的蘇區經驗》等相關內容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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