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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劉邦建國至王莽篡漢，西漢共經歷了皇帝十三位。除呂后廢除的漢少帝劉恭及末帝傀儡孺子嬰未納入帝陵外，其餘十一位皇帝均在生前就開始為自己修建陵墓。

現存西漢十一陵為：

漢高祖高皇帝劉邦長陵、漢孝惠帝劉盈安陵、漢太宗孝文帝劉恆霸陵、漢孝景皇帝劉啟陽陵、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茂陵、漢孝昭皇帝劉弗陵平陵、漢中宗孝宣皇帝劉詢杜陵、漢高宗孝元皇帝劉奭渭陵、漢統宗孝成皇帝劉驁延陵、漢孝哀皇帝劉欣義陵以及漢元帝孝平皇帝劉衎康陵。

從空間上來看，與前代王陵或帝陵居於都城附近相同，西漢十一陵均位於都城長安附近，分立於咸陽原南北兩側。渭北陵區的西漢帝陵，自西向東依次為漢武帝茂陵、漢昭帝平陵、漢成帝延陵、漢平帝康陵、漢元帝渭陵、漢哀帝義陵、漢惠帝安陵、漢高祖長陵和漢景帝陽陵。長安城東南陵區有漢文帝霸陵和漢宣帝杜陵。

1、為何西漢帝陵會出現南北分立，而不是集中於一地?

一般解釋為與傳統禮制中的昭穆制度相關。《周禮·春官·冢人》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昭穆制度是古代禘祫宗廟制度的核心，是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別父子親疏。具體來說，以祖為核心，將“毀廟與未毀廟之祖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

因此，西漢帝陵中位於昭位的為高祖、景帝、昭帝、宣帝和成帝。處於穆位的為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和平帝。從西漢帝陵的分佈中看，輩分相同者，如惠帝劉盈和文帝劉恆皆為高祖之子，在昭穆關係上平行，但因其帝位為前後承接，故不可以葬於同一區域。最終惠帝葬於高祖長陵之旁，而文帝的霸陵則坐落於渭水之南。

但帝陵昭穆排序並非如禘祫之制可以透過毀廟祧附來進行改變，加之處於渭水北面的帝陵呈線型排列，因此有些學者認為西漢帝陵的選址與昭穆制度無關。

2、誰來負責建帝陵？

與前代帝王陵地相比，西漢歷代帝陵佔地面積大為擴大，東西邊延近百里。其原因一方面由於陵墓本身規模變大，另一方面由於大量陪葬墓陪葬坑的出現以及陵寢建築的大規模營建等。變化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基於西漢王朝國力雄厚與王權控制力的強化。

鄭玄注《周禮·春官·冢人》條：“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賈公彥疏：“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址形勢，豫圖出其丘壟之處。“從此條註疏可以看出在未死之前而選擇陵地的禮俗由來已久。

特別是戰國以後封土墓葬風行後，在生前就為自己建壽陵成為王侯的普遍行為。西漢諸位皇帝往往登基後即考慮陵墓的修建問題。除前面提到的昭穆制度之外，在陵墓選址的問題上，皇帝的個人喜好及風水占卜等因素往往影響力更為巨大。

如漢成帝先修延陵為初陵，.十餘年未成，而後又修昌陵，永始元年(前16年)秋七月，成帝又因“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內尚未加功”，從而導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於是罷昌陵，復修延陵，最終漢成帝葬於成陵。此外，在選擇帝陵之址之前，選派術士利用傳統的風水占卜吉凶更是必需的。

這一舉動在後世形成了專門的一門學問——堪輿學。在陵寢選址上，堪輿學講求要依山傍水，明堂開闊，“地貴平夷，土貴有支"等原則。以此反觀西漢帝陵，渭水北區九陵位於咸陽原北面高凸之地，反襯於咸陽長安所處的渭河平原，帝陵如山巒挺拔，蔚然聳立。

南與都城長安隔河相望，居高臨下，視野開闊。且周圍有秦嶺、北山等山脈，有涇河、渭水等蜿蜒環繞，地勢開闊，交通便利，也有利於祭祀和下葬，符合堪與學的原則。

在選定帝陵地址後，還必須有人力物力的支援來保障工程的進展。兩漢帝陵的修建雖有官吏監作，但具體營建工作是由將作大匠全域性統籌負責的。《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承、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為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為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五丞。”

史書中也記載了不少將作大匠參與帝陵修建的例項。《漢書·陳湯傳》載：

從事中郎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早在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要建昌陵，解萬年為了自身利益，鼓動陳湯說：“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於是陳湯上書請起昌陵邑。

由此可見，將作大匠這一官職在帝陵修建中起著重要的組織作用。

在將作大匠之下，有將作大匠丞兩人為其副手，又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等官員。此外，漢代還將前代本屬少府負責營造陵內各種陪葬器物的東園匠，劃歸到將作大匠轄內。在這一機構運營之下，帝陵的土木建築及其相關各種配套器物設施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當然，在西漢後期，由於國力衰弱、經濟拮据，陵墓的規格也不得已加以縮減，將作大匠下屬官員的配額也隨之減少。

成帝陽朔三年(前22年)，裁撒了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承，直到東漢安帝時才得以恢復。

3、誰來修建？

西漢帝陵修建開始的時間，上引《漢舊儀》說，天子即位次年就開土動工。實際上據文獻記載，在漢代帝陵中，即位後第二年開始營建陵墓的只有漢武帝的茂陵，《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前139)“初置茂陵邑”；漢成帝的延陵，《漢書·成帝紀》：建始二年(前31年)“春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漢哀帝的義陵，《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前5年)“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其餘有史料記載的，漢景帝的陽陵建於即位後第五年(前152)，漢宣帝的杜陵建於即位後的第八年也就是元康元年(前65年)，漢元帝的渭陵建於即位後的第九年也就是永光四年(前40年)。而漢高祖的長陵、漢惠帝的安陵、漢文帝的霸陵、漢昭帝的平陵具體的營造時間則未錄於史書。

因陵墓修建工程浩大，整個工程必定歷時持久。如漢武帝的茂陵修建時間前後跨度長達53年，直到漢武帝去世前兩年才完工，而修建最為迅速的漢哀帝義陵也用了5年的時間。

如此龐大的工程，僅僅依靠國家機構所轄的工匠或農民力役徵發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大量地徵發百姓營建陵墓，勢必耽誤農時，引發民怨，影響到國家的賦稅乃至造成不安定因素。

所以軍隊和刑徒被調發參與到帝陵營造工程中去，併成為其中首選的主體勞動力。漢景帝中元四年(前146)“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近些年對兩漢帝陵考古勘察也發現，在帝陵周圍存在著大量的刑徒墓地。漢景帝陽陵西北約1.5公里處，面積達8萬多平方米，據估計埋葬在此的刑徒達萬人以上。

考古工作者對其中的29具墓葬進行了挖掘，發現有35具人體骨架，其墓葬排列無序，埋葬草率，無任何隨葬品。骨架上大多戴著“鈦”、“鉗”等鐵製刑具，有的骨架上還有明顯的砍斫痕跡。此外，東漢帝陵周圍還出土了大量的刑徒墓誌磚。透過篆刻在上面的銘文可以得知，從漢明帝五年(公元62年)，到漢靈帝熹平元年(172)，有大量都城洛陽周邊州縣的刑徒參與了陵墓修建，所犯罪名有“髡鉗”(五歲刑，剃髮，頸帶鐵鉗)、“完城旦”(四歲刑，不剃髮)、“鬼薪”(三歲刑，負責上山砍柴)、”“司寇”(二歲刑，服勞役)等，男刑徒負責陵墓的修建，女刑徒負責修建的後勤工作，由“左部”、“右部”進行具體的管理工作。

如此曠日持久的工程，除了必須的人力保障外，雄厚的財政基礎也為帝陵的修建成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

日本學者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考證》中指出，漢代帝陵的修建費用主要來自國家財政而非帝室財政。在漢代，掌管國家財政支出的為大司農。《漢書·百官公卿表》對這一官職解釋為“治粟內史，秦官，掌谷貨，有兩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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