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行禁運

1949年，國共雙方經過三年多的鏖戰，國民黨的天下終於垮了。這年10月，解放軍打到了深圳，正式接管九龍關。香港已近在咫尺了。但共產黨並沒有打過深圳河。這時的香港，一片風雨飄搖。丟掉了大陸的國民黨達官貴人和難民們，潮水般湧來。港英政府表面鎮靜，內裡萬分緊張。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異常活躍，在九龍、元朗、大埔、上水、吉澳島、沙頭角等地，建立了多條往內地輸送人員和物質的水陸交通線。當時香港“廣豐行”，就是中共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的駐港秘密後勤處。從港九運送回部隊的物資，計有毛毯、膠鞋、膠雨布、西藥、布匹、服裝、內衣、毛巾、油印工具、書報、五星帽徽，以及子彈、雷管、汽油等等，數量難以統計。

這些物資，都是透過秘密交通線運回內地，在港英當局看來，屬於非法偷運，一旦發現，抓人扣貨。香港與大陸之間的走私活動，由於長期政治分隔與戰爭的原因，一直是供銷兩旺，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是純為金錢的，從大革命時代的省港大罷工，到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從未間斷。

在政治的海平面上，今天你禁我，明天我禁你，瀰漫著劍拔弩張的空氣；但隱藏在海平面下的交易，合法與非法的，官方與民間的，半官方與半民間的，源源不絕，一直是公開的秘密。

佔了在華外資六成以上的英國，於1950年1月6日，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法律上的政府，成為第一個承認共產黨中國的西方大國，並有意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由於英國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態度不明，雙方一直到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才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係，反映了英國的對華外交政策，與美國並不完全一致，合作之中，又有差異，騎牆心態，至為明顯。當美國要圍堵中國時，英國外交大臣對美國人說：“如果我們太冷酷，就會把中國人趕到俄國人一邊，而若審慎從事，就能削減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吸引力。”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後，美國政府正式宣佈，自1950年12月3日起，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的出口，實行全面的許可證制度。

1951年，第五屆聯合國大會透過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有43個國家投了贊成票。英國在1951年6月16日，也追隨美國，宣佈對華實行全面禁運，並隨即出臺了一系列禁運法令，包括《輸出統制令》《l950年輸出管製法令》《l951年禁止出入口法令》《1952年禁止出入口補充法令》等。禁止出入口之物品，計有13類，190種之多。不僅囊括了所有戰略物資，而且上至汽車、電子產品、橡膠、機械裝置、化學品、一般鋼鐵產品，下至“容量四加侖以上的汽油桶”、“紡織品及衣料”，統統納入禁運範圍。

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禁運之嚴厲，到了何種病態的程度。當時香港出口到美國的臘鴨，是由中國大陸的鴨蛋，在香港孵出鴨子後製成的，它到底屬不屬禁運範圍？雙方煞有介事，函電交馳，往返折衝，最後達成這樣的協議：“孵蛋的時候，要有一位警察在場，他要為剛孵出來的小鴨在腳上烙上印。鴨子長成後再另加記號，這樣才可以把鴨子宰掉，曬乾運封美國。”

二、有“危”就有“機”，禁運令走私空前活躍

禁運必然造成黑市活躍，商品都是向高價處流動的，這是市場的一條鐵律。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多如過江之鯽。英國也很清楚，一旦實行禁運，將會創造一個鉅額利潤的走私市場，這是一塊人人垂涎的肥肉。禁運對於香港社會、經濟，打擊甚烈，除港口航運業備受打擊外，房地產業、建築業、織造業、五金業、倉庫業、銀行業、橡膠業、洋行業，無不受到骨牌式的拖累。減產、裁員、停業和倒閉的報道，充斥報端。

圖注：每天在羅湖進出的人多如過江之鯽

圖注：船工往船上裝貨

因此，從禁運之日起，禁運與反禁運，或明或暗地，便不斷展開激烈的拉鋸戰。香港中華總商會、中華廠商聯合會、五金商業總會、潮州商會、新會商會、南北行公所、中華紙業商會等等行業組織發起的抗議、請願，幾無日無之。

霍英東具有天生的商人敏感，一下子就意識到，這是一個賺錢的天賜良機。這時他剛剛從海人草的噩夢中緩過氣來，自己開了一間小小的玉記船廠，承接一些維修舊船的業務，每天圍著破船敲敲打打，似乎已學會了安分守己。其實是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他在耐心等候著下一個機會的出現。

禁運，就是一個機會。

儘管霍英東對政治並不太瞭解，但作為一箇中國人，對洋人封鎖中國，有著本能的反感，亦屬情理中事。這並不是什麼政治信仰使然，只是從一個普通中國商人的思維出發，把一些內地急需的物資，賣給自己的同胞，良心上，無愧於中。在商言商，既然有利可圖，為什麼不圖？於是，他把心一橫，決定再冒一次險，投身到當時已經浩浩蕩蕩的“偷運物資”行列中去。

所謂浩浩蕩蕩，並非誇大其詞。由於葡萄牙沒有參與對華禁運，所以很多物資，都由香港經澳門轉入內地。在澳門從事石油等液體燃料業的商號，從朝鮮戰爭前的17家，急增至70多家，可見冰山一角。這絕不是正常的經濟現象，反映了一個龐大的地下市場，在澳門相當活躍。據統計，1951年澳門對外貿易總進口值為3.4189億澳元，比1950年增長19.28%；1951年總出口值為1.823億澳元，比上年增長42.61%。 如此大幅的增長，顯然與封鎖線下的巨量物資流動有直接關係。

三、那時候，走私成了支援祖國的“壯舉”

華南企業在香港的“福就行”，表面經營土特產，實際上是為內地購買和偷運物資的樞紐機關。而澳門方面，受中共華南分局領導的南光公司，性質與福就行相同，是中共在澳門的貿易代理機構。據一本歷史研究著作記載：

圖注：改革開放初期的蛇口

南光公司為內地運送“禁運”物資採取了秘密工作的方式。當時每一個人負責一部分工作，接收貨物的是一批人，運輸的是另一批人，負責聯絡搞情報的是一部分人，他們之間是相互保密的。南光公司的船有特殊記號，如掛什麼樣的旗有規定，因此南光公司的船進入廣州是通行無阻的。

當時中共在澳門的組織處於秘密狀態，但抗美援朝後，逐步半公開化了。在澳門，設有中共澳門區分黨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對外活動由“南光有限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出面。葡萄牙澳門當局承認柯正平是中國政府在澳門的代表。

柯正平先生說，他們當時雖然未曾與霍英東先生直接見面，但他們都記得霍英東是他們信得過的重要供貨人。

四、霍英東決心挑戰聯合國禁令

霍英東每天和船打交道，最方便搞到的就是柴油，而柴油恰恰是內地急需的物資。他便把柴油運到澳門出手，最初只是小打小鬧，運一船柴油才賺幾百港元。但這條路搭通之後，他發現內地的需求市場，非常之大，不光是柴油，五花八門的生活用品，亦無任歡迎。於是，霍英東開始把藥品、膠管、鐵皮、鐵板、五金等等物資，用船運往澳門。

對一向在驚濤駭浪中搵食的霍英東來說，這簡直就是他的老本行，霍家三代都是做船運的，現在依然是風裡來，浪裡去，一葉扁舟闖大海。在1951年春節之前，他和別人合夥，主要走澳門這條線。其後因合夥人嗜賭，把賺的錢都輸光了，霍英東與他拆了夥，自己另組船隊運貨到蛇口。

霍英東的船隊相當龐大。究竟有多少人為他打工呢？據說，光是為霍英東裝貨的搬運工，每次就有百餘人；貨倉工人及船隊船員各有200多人；除此之外，霍英東有10艘偵察小艇，有20多位專門從事探路的人員，還有5位汽車司機及幾位管理人員。

霍英東曾對香港媒體講述，“由1950年到1953年的三年間，我們幾乎晚晚開工，沒有一天停止過，白天要聯絡、落貨，晚上開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六千噸黑鐵皮，大船每次裝三百噸、小船裝一百噸，我們加班搶運，兩個星期全部運到蛇口，一天都沒有耽誤過。”這樣的運輸量，非同小可。

後來坊間哄傳霍英東曾經販賣軍火，頗具演義色彩的傳聞，說得有鼻子有眼，但他斷然否認，堅稱在他偷運的物資中，絕對不包括軍火。

不過，即使不包括軍火，當年要挑戰“聯合國決議”，也是要冒大風險的。港英當局在水陸兩路，佈下天羅地網，警探、便衣人員、工商署緝私員、巡邏車，荷槍實彈，晝夜巡邏，有些僅僅是提著十幾斤汽油，在路上行走的人，只要被認為有運往大陸嫌疑，也會遭到扣查和沒收貨物。海軍的艦艇、水師輪、水師快艇、小輪、水警輪、海關緝私輪，更是遍佈海面，防堵阻截之嚴密，幾乎連一條鰻魚也休想滑過去。

圖注：霍英東

按港英當局的規定，凡違禁出口，一律屬觸犯“未得工商署准許證私運禁品出口罪”，一經定罪，嚴懲不貸，貨物與交通工具，均要沒收，罰款高達10萬元，並可判三年徒刑。不過，看似嚴刑峻法，其實外緊內松，碼頭的盤查並不很嚴密，船在香港水域內行駛是合法的，一出到公海，天高任鳥飛，當局就更是望洋興嘆了。

在當年的報紙上，雖然時常可以看到有關走私船隻被沒收、被撞沉的訊息。霍英東在風口浪尖上行走，他的船經常被海關追蹤監視，甚至被鳴槍警告。相傳，有一回他的一條船被水警截獲，作為船東，被告上法庭。但當時船仍在香港水域，並未觸犯禁運法令，最後只能以黑夜航行沒有開燈，罰款了事，船貨發還。

1952年11月20日，霍英東手下的一條漁船“黑貓號”，在運貨前往蛇口途中，被港英水警隊的船隻撞翻，兩名船員罹難。但這畢竟只是極個別的案例，大部分都能飛舟強渡，穿越鐵幕。加上霍英東用錢疏通了海關、水警等部門人員，這種貓和老鼠的遊戲，用霍英東的話來說，“很微妙”。否則的話，他的龐大船隊怎麼可能在長達三年時間內，白天裝貨，晚上出船，沒有一天間歇，數百僱員，一片忙碌，當局卻奈何不了他？

比官方禁運更可怕的，是海盜、大天二等強盜的攔路打劫，一不小心，就有人財兩失、血本無歸之虞。有時一些無賴流氓，也會冒充緝私人員勒索。不過，風險大，利潤也大。直到1954年禁運放寬之前，他從這門生意中賺了一大筆，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五、霍英東是否上了“黑名單”？

許多人都好奇地猜測，霍英東在這幾年裡，究竟賺了多少錢？霍英東自己說，從事海上運輸近三年之後，“我的身家第一次達到10萬元數目，但身體更見瘦弱，這時候，我的體重只有102磅”。但1953年霍英東可以拿出280萬元，購買利氏家族的使館大廈，可知10萬之數，顯然是大大縮了水。

儘管港英當局沒有公開指責霍英東，但在香港，一直有些若隱若現的流言，在朝野間傳播，暗指霍英東當年是搞走私，“發國難財”。然所謂發國難財者，乃趁國家危難之際，損害國家利益以肥己。揆諸事實，霍英東不僅沒有損害國家利益，而且還起了幫助中國政府的作用。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何樂而不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說他出於“愛國”是溢美，說他“發國難財”則是溢惡，都不是事實。

港英政府對於如此活躍的海上活動，當然瞭如指掌，但卻開一隻眼，閉一隻眼，顯然是基於英國自身利益的現實主義考慮，既不想得罪美國，也不想得罪中國，騎牆主義，左右逢源。所以對霍英東縱有諸多不滿，耿耿於懷，也沒有采取公開的法律行動。

後來霍英東根據種種跡象判斷，港英當局把他的公司列入了黑名單，在生存空間上，處處設限，施加打壓。“黑名單”之說，一直成了盤桓在他心頭的一塊心病。不過，從霍氏和港府一直有大量生意往來，承接眾多政府工程這一情況看，“黑名單”即使確實存在，也沒有對他的事業構成太大的影響。

儘管事實的真相，仍無法徹底澄清，但我們可以推測，霍英東偷運物資，真實惹惱的是美國，而不是英國。十幾年後，在令霍英東吃了大虧的星光行事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在幕後活動的幢幢陰影，英國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

關於這段經歷的始末曲折，迄今尚無確切的歷史檔案，足以把全部內幕大白於天下，許多坊間逸聞，曲折離奇，活靈活現，但因無法考證，只能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但可以肯定，這段經歷，既為霍英東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成為他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給他的事業帶來了許多困擾。

霍英東雖然掘到了生平的第一桶金，成為香港戰後崛起的新一代富豪，和妻兒搬到了香港富人區的跑馬地藍塘道豪宅居住，但在香港200萬芸芸眾生當中，仍然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故事。肯吃苦、敢冒險、會賺錢的香港人，比比皆是，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歷史上佔一席之地的。

來源：文史天地 作者:葉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