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日，二十四萬志願軍將士入朝作戰。當時，擔任聯合國軍遠東司令部最高司令的麥克阿瑟下達了一系列近代戰爭史上罕見的命令。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歷史備忘錄《NSC81》記載：（麥克阿瑟）在十月三十一日給美國第十軍軍長阿爾蒙德下達命令，陸戰一師和第三師必須在十一月二日之前抵達江界以西至少三十五公里處，第七師必須在三日之前抵達（因為第七師當時正在長津湖以東的新興）。

大家請看地圖：長津郡距離江界（朝鮮指揮部駐地）約八十五公里，麥克阿瑟命令阿爾蒙德繼續向江界以北推進三十五公里，正好是朝鮮北部邊境線。然而這條線路皆為山路，崎嶇難行，若想在三十小時之內走完，必須急行軍。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四日，志願軍分別在溫井和雲山等多地殲敵共約一萬五千人，其中的緣由，除彭德懷用兵老辣之外，還在於敵軍過分冒進。這從當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的電報中也能看出：

敵（軍）分兵冒進，已無章法，務必確保我方三個軍完成戰役展開，如此則我軍進攻時迅猛有力，保證殲敵。——《決戰朝鮮》，上冊

第一次戰役獲勝後，杜魯門、麥克阿瑟的一系列決策，一直迷霧重重。主要原因在於，這些決策不像出自二位之手。筆者查閱了一系列中國和美國有關抗美援朝和朝鮮戰爭的相關檔案和文獻後發現：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和當時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間的極不對稱的資訊交換是我軍進一步取勝和聯合國軍進一步決策失誤的兩個關鍵因素。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間極不對稱的資訊交換，根植於美國當年複雜的軍事決策機制和兩人個性不同。美國軍事決策機制的法理依據，依循美國國會軍事法案和聯合國憲章。國會軍事法案要求美軍指揮官在採取軍事行動之前，必須分別向總統、國會、最高法院以及聯合國分別提交一份戰爭備忘錄。總統負責行政批准或者拒絕，國會負責撥款，最高法院負責對戰爭備忘錄進行法理和戰爭倫理審查，聯合國負責審查戰爭備忘錄是否違反國際法相關規定。這個程式持續時間雖然不長，但與瞬息萬變的戰場局勢相比，依然緩慢。

此外，麥克阿瑟個性張揚傲慢，與杜魯門意見不合。他的許多行動既沒有按照既定法律程式進行，又沒有與杜魯門及時溝通意見。杜魯門相對於麥克阿瑟則個性靦腆許多，又沒有足夠的魄力制約麥克阿瑟。最終導致麥克阿瑟往往先斬後奏，在軍事行動已經進行的過程中才非常形式化地向美國提交戰爭備忘錄。

所以，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開始之前，當聯合國軍已經面臨混亂無比的戰爭局面之時，依然如同中了魔咒一般分兵冒進之緣由在於：麥克阿瑟傲慢的性格，沒有及時受到美國國內健全的軍事決策制度的制約。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六日，西線美國第一軍冒進至清川江以北的博川和南湖洞一線，第二十四師深入古城洞和龍山洞一線，第二十五師甚至已經冒進至上草洞和桂林洞一帶，這裡距離志願軍第三十九軍前線只有不到十公里，而美軍竟然一無所知。

彭德懷從來不會低估敵軍、高估自己，然而，當他面對麥克阿瑟這位當時風靡全球的世界名將時，和他缺乏基本軍事素養的戰略決策之間的巨大差距之時，還是有些不可思議。若以常識推測，別說麥克阿瑟，就是一位連長，都會明白此時不應繼續冒進。事後證明，只有毛澤東才能給彭德懷信心。

十一月五日凌晨四時，彭德懷致電毛澤東，詳細說明了前線戰況，以及對下一步作戰計劃的猶豫：

經此一役（指第一次戰役），敵（軍）繼續冒進。西線已進至定州、秦川、雲山一線，東線進至墨沙洞、龍興洞、鹹溫洞一線。現在有兩種方案。第一，按（照）入朝（鮮）前的計劃，打陣地戰。第二，按（照）第一次戰役打法，於今年冬天再進行一至兩次大規模戰役。——《抗美援朝戰爭史》

毛澤東根據自己超凡絕倫的軍事智慧和實戰經驗，結合彭德懷的電報判定：麥克阿瑟必然還在夢中，如果執行第一種方案，必定失去戰略戰機的機會。因此，贊同彭德懷的第二套戰略思路，爭取在一九五零年最後的兩個月中，至少再打贏一次大規模戰役，以進一步掌握戰場主動權。他給彭德懷的覆電，筆者沒有找到，但他在隨後的十一月十三日致電斯大林時說：

我志願軍已經給了敵人第一個打擊，只要能再給該線敵人以一個至兩個較大的打擊，就能將該線的防禦局面改變為進攻局面。——《毛澤東傳》，第三卷

有了毛澤東的打氣，彭德懷的疑慮頓時煙消雲散，他立即信心十足、精神百倍地投入擬定第二次戰役的具體方案之中。信心升起之處，正是充滿創意之時。誘敵深入！彭德懷很快心生一計。隨即，彭德懷將這一打算電告毛澤東，毛澤東立即覆電同意。

接著，毛澤東秘密地進行了一項工作，這項工作當時並沒有告訴彭德懷和前線將士。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前線的各種詳細戰況，都會在第一時間透過新華社人民日報這一途徑傳達至國內，讓國內億萬萬人民時刻清楚前線的親人們現狀如何。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四日，第一次戰役勝利之時，毛澤東讓新華社以朝鮮北部的渭原(渭原是朝鮮北部一個地區)為名義，發表了一則訊息：

中國人民支援部隊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朝鮮人民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十一天時間就殲敵六千！——《決戰朝鮮》，上冊

第一次戰役，我軍和朝鮮人民軍共計殲敵一萬五千餘人，但是在這則訊息裡，毛澤東卻秘密地修改了戰報，將殲敵數量縮減了九千人，改為六千人。毛澤東這一步走得極妙，可謂一箭雙鵰，區區幾個字，就直接在戰略和戰術兩個層面搶先了一步。而且其高明之處，要等到事後的三年以後才能看出來。

戰術層面

毛澤東秘密修改戰報，將第一次戰役中的殲敵一萬五千人修改為六千人的第一個高明之處是戰術層面的，在於迷惑敵人。

抗美援朝之前，《人民日報》的主要作用是向國內群眾傳達各種訊息，其次，是世界認識當時中國的一扇窗戶。抗美援朝之時，人民日報的第一項職能繼續保持，但第二項職能卻變得格外重要：其一，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聯合國軍指揮層的決策。其二，它能影響美國群眾對戰爭的態度，從而透過美國群眾向杜魯門施加壓力，進而影響杜魯門本人的決策。

在筆者查閱的美國朝鮮戰爭檔案中，許多記載都與當年聯合國軍的資訊工作有關，其中一個名叫資訊採集的部門，專門負責蒐集各類出版物（包括《人民日報》）中有關朝鮮戰爭的資訊。他們將這些資訊彙總上交後進行二次篩選，然後將最有價值的資訊上交麥克阿瑟本人裁決。

例如，在《人民日報》一九五零年十月五日版中，刊登了在中國提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並以實際行動支援朝鮮同胞的內容後，杜魯門很快就得知了這一訊息，並在十月九日致電麥克阿瑟，建議他們二人單獨選擇一個地點進行會談，商討朝鮮戰爭最後階段的工作，同時商討蘇聯和中國支援朝鮮戰爭的可能性。最後，麥克阿瑟選擇在威克島見面。杜魯門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知悉這些情況，正是其資訊採集部門促成的。

毛澤東修改戰報之後，麥克阿瑟等聯合國軍高階指揮官也很快得知這一資訊。事情果然如毛澤東所料，在十一月四日聯合國軍剛剛慘敗僅僅兩天之後的六日，麥克阿瑟便再次下令西線部隊繼續前進，只是這次他稍加謹慎地命令部隊暫時不要冒進，等到摸清志願軍情況之後再議。

毛澤東這次秘密地修改戰報，還有力地配合了彭德懷誘敵深入的作戰計劃。從十一月六日至二十四日，志願軍不斷徐徐後撤，並在撤退過程中不斷丟下一些武器彈藥，以示倉皇撤退之貌。期間，彭德懷一度認為誘敵不夠深入，還反覆下達命令：讓全軍加速後撤十五公里左右，並且放棄一切形式的阻擊、反擊，務必要大步後撤，同時不要露出破綻。

很快，毛澤東在大後方一面協助一面鼓勵彭德懷的這次誘敵之計，有了轉機。麥克阿瑟驕狂無比，很快上當。到十一月二十一日為止，他認為自己已經徹底摸清了我軍兵力和行軍方向，錯誤地將我軍兵力（當時已達三十八萬）估計為五萬多人，因而繼續他在第一次戰役中犯下的錯誤，繼續冒進。

戰略層面

毛澤東這次秘密地修改戰報，還直接影響了杜魯門的決策。杜魯門在作出決策時，必須考慮一系列問題，包括背後各個集團的利益，以及受到自己人民的贊成。後面一點，往往十分困難，這主要是因為取得大眾對其決策支援的條件與成功地實行其決策達到條件往往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杜魯門若想繼續獲得美國民眾對於他發動朝鮮戰爭的支援，他就必須說服人民。但在毛澤東修改戰報之後，美國群眾第一次知道了兩件事情：一，志願軍部隊已經支援北朝鮮軍了，雖然人數不明。二，他們在戰場上已經取得了勝利，殲滅了六千多名敵軍。

這裡稍微解釋一下：決策者思想中的特質，並不是總能在公眾的思想中引起共鳴。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思想在整個德國民眾中引起了高度共鳴；而一八零八年，拿破崙的思想卻在整個西班牙引起了高度反對。民眾往往不會用心理解決策者思想的細微之處，而會更多地從絕對善惡是非的簡單道義或者法律角度進行推理。當美國民眾在一九五零年那個寒冬得知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中殲滅了六千聯合國軍之時，他們所想的只是美國部隊打了敗仗（事實上第一次戰役中我軍殲滅的大部分都是偽軍，不是美軍，但美國民眾並不知道這一點）。

既然美國打了敗仗，民眾的反戰情緒必然逐漸增加，這在美國二十世紀發動的歷代戰爭中都有體現，唯一區別只是，如果美國民眾認為美國發動或者參加的戰爭是十分正義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這種反戰情緒會上升很慢。相反，在類似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類侵略戰爭之中，只有美軍百戰百勝，美國人民的反戰情緒才不至於影響決策。但是事實我們清楚，美國人幾乎是百戰不勝，其結果也必然會激化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

毛澤東的這一點睛之筆，讓這個資訊十分自然地漂洋過海，進入美國尋常百姓家。結果：一九五零年六月，當美國發動朝鮮戰爭之初，美國有百分之八十一的民眾支援戰爭，百分之十一反對戰爭，百分之八棄權或者沒有參與投票（資料來源：《略論美國公眾輿論對朝鮮戰爭的影響》）。

到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即志願軍入朝參戰以後，支援率直接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九，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軍已經傷亡達到近一萬四千人。此後的三年裡，這一資料不斷下降，美國民眾對決策者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又極大地促成了朝鮮戰爭的轉折和結束。而這，也正是毛澤東這次畫龍點睛之筆的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