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說起二十世紀最值得關注的中國四大歷史人物專家,想必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那就是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以及吳晗的《朱元璋傳》,而其中《朱元璋傳》的作者吳晗又因為親自被毛主席所關注過,引起了更多研究學者和讀者的密切關注。那麼,吳晗寫《朱元璋傳》的動機是什麼?吳晗的《朱元璋傳》是被毛主席表揚得多還是批評得多呢?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和探討的內容。
《朱元璋傳》成書起因:心有愧疚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晗,應重慶在創出版社的邀請,首先寫了一本名為《由僧缽到皇權》的一本小冊子,交給出版社出版。出版這本書的目的,其實和當初吳晗生活拮据有著很大關係。抗日戰爭末期的國統區,通貨膨脹、工資貶值,吳晗的母親和妹妹生活十分困難,實在是難以為繼,這時來自重慶出版社的友人前來找他約這篇稿子,價格有一萬元,恰好能解燃眉之急。
據吳晗後來回憶到:“這筆錢抵得上多半年的薪水,當時只能欣然同意了。”於是,他僅僅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便寫成了《由僧缽到皇權》這本書,並且交付出版社出版,首先拿到手3000元錢,2000元急忙寄回老家,而剩下1000元則用來治療妻子的疾病。
除了生活所迫之外,吳晗當初寫這本書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由於當時對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的痛恨,因此想到以朱元璋來對映蔣介石。一方面雖然不得不肯定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對朱元璋進行了一些不切合實際的評價。”由此綜合看來,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兩方面原因,使得吳晗寫出了這樣一本書。
後來,這本書先後被出版成為兩本書,一本是原名,另一本則用了《明太祖》這一書名。雖說是特約徵稿,但前後出版兩次,也是為了多掙一些稿費,這在當時確實也是吳晗不能迴避的現實問題。
從《由僧缽到皇權》這本書的內容來看,這本書很明顯帶有借古諷今的內容,比如書中第四章名為“恐怖政治”,吳晗從明朝胡惟庸案、藍玉案等朱元璋一手製造的冤案出發,列舉了朱元璋大量誅殺開國功臣的情況,有明以來,文字獄尤為嚴重,這在歷史上可以說是十分出名的。結合史料,吳晗對朱元璋使用錦衣衛等特務組織,用高壓威懾百姓和官員給予了十分強烈的批判:“……在軍隊之中,在學校之中,在政府機關之中,處處都有這樣的人活動。”由此及彼,武漢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國家進行了深刻的抨擊。
西南聯大經費困難,將鐵皮屋改為茅草屋,可見吳晗當時的創作環境的艱難
不過,由於這本書寫作的時候,正是中國時局動盪時期,生活還不是很安定,吳晗寫作的時候甚至連《明太祖實錄》《高皇帝文集》這樣權威的參考資料都找不到,就只能採用一些更普通的書籍資料做參考,這就導致這本書出版之後,吳晗心中總是有著一份歉疚:“個人情感上來說,我認為這兩本書寫得實在是不好,甚至可以說用痛恨來形容了。”
前往西南聯大下屬建國中學演講的吳晗(前左五)、聞一多(前左六)等人合影
因此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重寫這本書。1946年,清華大學遷回北平,吳晗也從昆明回到了北平,第二年他便開始著手準備寫《朱元璋傳》。好在吳晗作為明史專家,素來有用卡片記資料的習慣,因此有些資料他還隨身攜帶著;更重要的是,吳晗對明史很熟悉,又受過胡適的言傳身教,有著相當嚴謹的寫作態度,因此重寫這本書對他來說並非什麼難事。
由於北平方面的明史資料比較豐富,因此這次成書之後,篇幅也增加了近一倍,為了和之前作廢的兩篇初稿《由僧缽到皇權》《明太祖》相區別,這次他決定使用《朱元璋傳》的書名,而正是這本書,使得他和毛主席產生了深刻的淵源。
毛主席會見吳晗,指出《朱元璋傳》的一個歷史錯誤:彭瑩玉不會“功成身退”
1948年初,《朱元璋傳》初稿已經基本確定,吳晗前往石家莊解放區,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政協的號召,此書原稿也由他隨身攜帶。11月,他輾轉前往西柏坡,在這裡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來的親切會見。
由於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在民主人士之中名望也很高,吳晗的到來自然讓毛主席感到十分高興。毛主席博覽群書,是十分喜歡歷史文化知識的領袖,在會見之中,吳晗自然將自己的這部《朱元璋傳》手稿的原稿交給毛主席閱讀。在全國解放前夕的緊張工作之中,毛主席特地抽空看完了這部書稿,並且還約見吳晗暢談了一個夜晚。
在這次談話之中,給吳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主席除了指出書中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之外,還特別指出,有關彭和尚的記述有失歷史真實。和毛主席的這次談話,讓吳晗受到的思想震動很大,1950年2月,他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的文章之中這樣談到:“透過這次談話,我深刻的領悟到了自己思想之中所存在的缺陷,建立起了我為人民父母的正確認知。”
那麼這個“彭和尚”究竟是何許人也呢?彭和尚,即彭瑩玉,他是元末民間組織彌勒教的頭領之一。這位農民起義領袖借傳教之機大力發展紅巾軍最終成為領袖之一。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當時能夠找到的史料之中,他起義成功之後就神秘消失了,當時的吳晗認為,彭瑩玉消失是“功成身退”,他曾經在《朱元璋傳》之中這樣稱讚“彭和尚”的結局:
“彭瑩玉是典型的職業革命家,革命開始時勤勤懇懇地播種耕耘,就算失敗了,也要研究失敗的教訓,從頭再來。第一次起義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則是徐壽輝,但是彭瑩玉在起義成功之後卻如同一陣青煙一樣神秘消失了,回到人民群眾之中,在任何場所之中都找不著他的名字了。”
不過,毛主席畢竟是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他對於歷史人物的結局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在當時,毛主席曾經對吳晗這樣說道:“彭瑩玉這樣堅定而有毅力的革命家,是不應該出現這樣的逃避行為的……”毛主席判斷,彭瑩玉的結局應該有兩個,如果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的話,那就是史料記載有誤。
不久之後,毛主席給吳晗寫了這樣一封信,委託胡喬木交給吳晗,信件原文如下: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不少人談及毛主席對吳晗對《朱元璋傳》的評價時,往往從毛主席信中8個字的“用力甚勤,掘發甚廣”觀點出發,認為毛主席對吳晗的著作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其實“用力甚勤,掘發甚廣”這句話,主要指的是吳晗的寫作態度,並且在毛主席的書信之中通常是一種客套話。事實上,毛主席寫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批評他“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儘管毛主席提出了這樣的批評意見,不過由於當時工作匆忙的緣故,吳晗已經沒有時間對全書進行大範圍地改動了。因此,在第二年4月由上海三聯書店正式出版的《朱元璋傳》之中,大約還是原來的樣子,故而後來的修改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主席囑咐吳晗:應該把朱元璋寫得好點
由於吳晗是追求進步的民主人士,等北平和平解放之後,他與錢俊瑞等人就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委託,負責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進行接管工作,隨後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後來又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等職務。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大約也很難像彭和尚一樣“功成身退”,去過自己閒雲野鶴的生活了,因此在1950年初,他開始認真反思自己在《朱元璋傳》上所犯下的錯誤,尤其是對彭瑩玉曆史事實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
“……果然,在回到北京查閱《明實錄》之後,果然查出,又過了多少年之後,彭瑩玉被元朝軍隊殺害,這樣看來他並沒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戰鬥到底。”
正因為出版的《朱元璋傳》其中還有著不少的毛病,吳晗打算依據毛主席的指示,重新對這本書進行修改和更正。讀過毛主席的信之後,吳晗就開始按照指示,開始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深刻的學習:除了細讀列寧所寫的《國家與革命》之外,他還從《毛澤東選集》之中尋找答案,對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社會實踐相結合有了更深的認識。1954年4月,吳晗才徹底下定決心,抽出時間按照當時的思路和毛主席的指示,開始對《朱元璋傳》的重寫工作。
斷斷續續花了一年時間之後,吳晗最終還是完成了對《朱元璋傳》的第三次修改工作。但對於當時的“新”社會來說,吳晗這種深受舊時代影響的學者還沒有信心直接印刷出版,他事先將第三次修訂稿印刷了一百多份,送給當時各方面的歷史專家和朋友們虛心聽取意見,當然他也要送毛主席一份作為參考。
不久之後,吳晗陸陸續續收到一些學者們的意見,他們指出,吳晗這個修訂本用這些觀念進行分析還是不夠的,而毛主席的囑咐更是讓吳晗感到為難:“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把他寫好點,不要把(他的晚年)寫得那麼壞。”
為什麼毛主席的意見會讓吳晗感到為難呢?結合前文所述當時吳晗寫《朱元璋》的起因來看,除了緩解經濟壓力之外,這本書在政治上便是為了“抨擊蔣介石”而存在的,透過朱元璋來借古諷今。因此按照這種道理來看,吳晗對朱元璋的描寫又怎麼好得起來呢?再者說,朱元璋利用錦衣衛用特務手段製造文字獄、大興冤案的情況,無論正史還是野史都有著充分的記載,這也是當初吳晗為什麼選朱元璋出來針砭時政的。然而眼下毛主席的這些意見,卻幾乎對吳晗的《朱元璋傳》有著動搖根基的意義。
毫無疑問,第三版草稿的《朱元璋傳》雖然在史料分析上面已經運用得很詳細了,但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用什麼思想、什麼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因此這次吳晗修改的難度也比以往更上一層樓。蹉跎了9年的時光之後,1964年2月,生病之中的吳晗才再次下定決心,開始對《朱元璋傳》進行第四次修改工作。
《朱元璋傳》最終定稿:依然堅持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史德
第四版《朱元璋傳》修訂,由於吳晗生病期間每天都有時間動筆,因此前後只用了不過兩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為什麼這次定稿吳晗能夠如此迅速呢?一來是因為各方修改意見都已經徵集到,尤其是毛主席的意見已經得到了,吳晗為此進行了9年的刻苦學習,吳晗曾經這樣回憶到:“經過數年以來的學習,一些歷史問題能夠比以前認知得更加清楚了。”二來則是不斷有讀者向吳晗寫信,詢問《朱元璋傳》已經絕版了,什麼時候可以再版?他們希望吳晗能夠還原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那麼最終定稿和先前的草稿之中到底有哪些明顯的修改之處呢?在先前的修訂稿之中,吳晗對朱元璋一手製造的明朝冤案進行了詳細的披露,殺得“全國心寒”,而在這次定稿之中,雖然吳晗依然留下了朱元璋誅殺重要大臣的名單和重要人數,但對於朱元璋為什麼要誅殺功臣的心理,卻做了這樣一番看起來“十分糾結”的分析:
“明初貴族地主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對賦稅的侵佔,淮西集團對其他集團的排斥和打壓,相權和君權之間的矛盾,隨著明初國家機器的加強,彼此的衝突越來越嚴重,最後終於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用血腥手段對國家內部進行了長時間的內部清洗工作,鞏固了朱家王朝的統治。”
雖然如此,在《朱元璋傳》之中,吳晗依然保留了一些朱元璋隨意誅殺官員甚至百姓的歷史資料,因為歷史就是如此。這一點,吳晗堅守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歷史品德。
而對於毛主席要求把“朱元璋寫得好一點”的想法,吳晗雖然在全文之中進行了一些微小的修改,但通篇讀起來,讀者們依然很難從《朱元璋傳》之中得出“他是個好人”的結論,只有在文末進行總體評述的時候,吳晗才在宏觀上對朱元璋的歷史功績進行了一番肯定:
“朱元璋是一個卓越的歷史人物,他結束了元末以來二十多年的戰亂局面,他能夠接受歷史教訓,解放奴隸,增加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他敢於嚴懲貪官汙吏,改變了元朝後期的惡劣政治風氣,為明朝前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5年2月,這本飽含著吳晗心血的《朱元璋傳》終於由上海的三聯書店再次出版,這次距離上次出版已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朱元璋傳》出版之後,由於該書文筆生動簡練,史料詳盡,因此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出版之後,吳晗第一時間就將這本書送給了毛主席,雖然這本書距離毛主席最初提意見的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但畢竟這本書是按照毛主席的建議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因此,毛主席也對吳晗的努力表達了由衷的讚許。總體而言,毛主席希望吳晗能夠“把朱元璋寫得好點”,其實大約包含了一種辯證的眼光在其中,毛主席認為對於任何人物都應該辯證的進行看待,不應該將人物寫得過於簡單片面。
而作為一個經受過嚴謹學習的明代歷史專家,吳晗曾經對毛主席的建議進行過長時間的思考,並非貿然就要下筆修改。雖然有著毛主席的建議,但吳晗依然堅持將朱元璋暴虐的一面展示得相當充分,依然運用史料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展示,這吳晗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自主認知和判斷,也是數十年之後《朱元璋傳》依然能夠作為史學家的專業史料能夠立足,並且能夠接受歷史考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