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秋，中央紅軍經過了千辛萬苦到達了陝北，今天的歷史總結來看，似乎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階段勝利告一段落，開啟了下一個偉大的征程。可是，我們透過歷史的迷霧真正地回看，其實並不盡然，中共中央，中共的武裝力量依舊面臨著如何儲存和擴大革命火種的困境，與此同時，更要承擔起一致對外，為民族獨立而挺身而出的重任。
萬丈高樓平地起，夯實這一切的基礎便是自身隊伍的建設，中央所在地區的安全與穩固，除了看得見的軍事上的，更要面對看不見的人心、敵特和新的根據地建設問題。中共的情報保衛系統在此刻顯得尤為重要。
而曾經的從中央特科（根據目前的黨史一致認為，中央特科時期應該是周總理撤出上海之時進入尾聲，1935年9月以後，作為組織形式，不復存在）到在中央蘇區時期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中共已經在情報與保衛系統中，有了豐富的經驗，但也因為戰爭和對敵鬥爭的殘酷性，很多在白區隱蔽戰線的歸口領導單位錯綜複雜，需要進行梳理、整頓和垂直領導。
在中國革命史上，中共中央紮根在陝北階段，也成為領導全國軍民抗擊外辱，以及波瀾壯闊的掀開解放戰爭的總指揮部。而情報保衛系統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全系統的提升，精細化、專業化和正規化。下面就簡要地梳理一下中共情報保衛系統在陝北的歷程：
1935年11月5日，以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和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幹部為底子，於陝北瓦窯堡組建了西北局政治保衛局，雖然在名稱上看上去是一箇中共大戰略區的機構，可實際上，在當時擔負著全黨全軍的政治保衛、肅反、情報偵察，首任局長為王首道。
戰爭年代的王首道老前輩
王首道，在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很少被提及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其後來被稱之為新中國交通運輸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在1978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當時，王首道不僅成為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執掌人，更是直接管理著當時紅軍與外界聯絡的最高機密電臺，直接向中共最高首領彙報（另外，中共中央還有軍委二局、三局的軍臺作為重要軍情聯絡之用）。老前輩在長征途中與其妻王泉媛老前輩（後來的西路軍婦女團團長）的愛情故事，也讓後人足以唏噓，鞠一泓淚。
當然，敵工（後來的統戰、策反等）等一切事宜歸口為中央聯絡局（1935年秋冬之際成立），局長便是赫赫有名的李克農。在黨史和軍史上有著很大影響的“策反東北軍高福源”（對以後團結張學良起著至關重要的槓桿作用），便是李克農在中央毛、周的領導下做的具體工作。（1936年12月，吳德峰接任局長）
李克農
1936年2月，周興接任局長，從此開始了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最為津津樂道的“周半城”的傳說。
1936年6月，西北保衛局遷至保安（今志丹縣）。1937年1月遷至延安。
1937年9月，國內外形勢正是風雲激盪，全面抗戰業已爆發，為了全民抗戰，抵禦外辱，中共放下前嫌，與前十年來生死廝殺的對手國民黨談判成功，在陝北的中國軍隊剛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來又編為第十八集團軍）。陝甘寧地區根據談判結果，成為由中共管理的區域，陝甘寧邊區。根據此形勢，西北保衛局相應的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即中共情報保衛史上赫赫有名的“邊保”。
周興
在周興的領導下，西北保衛局的規模日益擴大，一大批保衛（偵察）戰線上的精兵強將充實到其中。陝北期間，周興一直擔任著處長（後因“勞山事件”，中共決定成立邊區保安司令部，周興兼任副司令），副處長前後有杜理卿（許建國）、譚正文、劉海濱、劉秉溫、趙蒼壁、李啟明，李甫山等一批情報保衛線上令人聞風喪膽的老前輩們。
到了1941年，“邊保”下轄五大分處（區）（即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延屬），建立了最早的中共行政區內武裝內衛保衛隊伍（也可以說是今天的武警的雛形或者說前身）。有著自己的電臺和在邊區內密佈的秘密情報網，對以後粉碎國民黨中、軍統特務歷次滲透起到了關鍵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北保衛局更名稍前的時候，1937年7月底，中央決定創辦陝北公學，這可以說是中共最早的系統的培養情報偵察干部的學校。指定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領導此項工作，委託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人負責籌辦。11月，陝北公學正式成立，成仿吾任校長兼黨組書記，邵式平任教務長。公學以短期培訓幹部為主，重點培養抗日軍政幹部。學員經過培訓後，即分配到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後該校經過合併，復建，再合併，歷史使命於1941年8月底結束。
1937年12月，根據分工，“邊保”的任務立足保衛陝甘寧邊區及輻射周邊區域，對於中共在全國的隱蔽戰線鬥爭的領導，則需要高度統一，統一管理。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對外稱“敵區工作委員會”。由中共領袖之一，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之父周恩來親自兼任主任，張浩（林育英）為副主任。不久，因周恩來赴國統區工作，張浩任八路軍129師政委，康生接任主任，潘漢年接任副主任。
周恩來在延安
於同月，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的另一個重要的系統，中央交通局復建，中共紅色交通線的建立人之一吳德峰任局長。對外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開始了恢復因白色恐怖和戰爭隔絕，各地隱蔽戰線，秘密黨團組織（倖存者）與中央的聯絡。包括重新打通，建立新的交通線，向各地輸送新鮮的紅色血液，及各地中共領導、人員，物資與陝北的往來。後中央交通局根據戰爭的發展和中共工作任務需要，歷經了交通科，復為交通局等歷史過程。
吳德峰在隱蔽鬥爭年代
1938年春，“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完成組織架構，下設四個部，即戰區部（部長杜理卿）；城市部（部長潘漢年，後潘赴敵後主持南方情報工作，由副部長汪金祥主持工作）；幹部部（部長陳剛）。後根據工作需要，又設立了中央保衛部（部長由杜理卿兼任）。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撤銷，另成立了在中共情報保衛史上與“中央特科”齊名的“中央社會部”。康生任部長，副部長三人：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八路軍副總參謀長葉劍英兼、及李克農。部裡的常務工作實際由副部長李克農主持，不久，孔原，潘漢年也任副部長。
延安時期的康生
與此同時，“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也實行了“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它既是邊區政府的一個重要組成機構，同時又是中共西北局社會部。
這裡，特別要補充的是，中共曾經在陝北建立過最重要，也是最高決策的情報機構，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
起因是1941年初，國民黨突然發動皖南事變，新四軍幾乎全軍覆沒。殘酷的現實再次提醒中共：必須預防突然襲擊。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兼政治研究室主任。為了預先掌握敵情，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親任局長的中央調查研究局，全面負責對敵我友的調查研究工作。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同情報相關的任職。
毛澤東在延安
中共中央調查局也可能是中共歷史上級別最高的情報保衛機構。
1943年3月20日，經研究決定，中央調查研究局完成歷史使命，其相關的以後的工作分別進行了各個部門的歸口工作，精幹部分縮減為“中央研究局”，局長由劉少奇兼任。
中央調查研究局雖然歷史不長，但其卻是在中共里程碑式的七大召開之前，中央調查研究局實際上承擔著中共對全國乃至國際形勢的各類資訊，情報資料進行分析判斷，為中共的戰略走向提供了決策依據。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情報部（隸屬中央調查局領導），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統一的軍政戰略情報機關。以往都是一個機構兼管情報和保衛工作，現在是第一次成立專門負責戰略情報工作的機構。這標誌中共情報工作的戰略自覺，堅決實現由“防”轉“攻”。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較多部門的工作任務重疊，中情部與中社部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要任務是軍政戰略情報的獲取與研究，也保留較小的機構指導各根據地的保衛工作，指導情報工作用中情部的名義，指導保衛工作用中社部的名義。
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長。
在中情部成立之初的編制裡，當時有一個剛完成在西安隱蔽戰線任務返回延安的年輕人，但已經是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的老兵，自1935年起就從事隱蔽工作的羅青長，時年23歲。歷任延安棗園情報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延安中央情報部秘書、科長，第一室副主任、主任等職。從戰爭年代到建國後和平建設時期，逐漸成為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的巨擘。如果說以李克農是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第一代情報精英代表，羅青長無疑是第二代中的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羅青長老前輩
中共中央自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到1948年3月，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率領下東渡黃河離開陝北，在黃土地上整整戰鬥了13年，在這裡，毛澤東等一代中共領袖們揮斥方遒，指點江山。將彼時還弱小的中共黨人，中共軍隊變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革命力量，直至將中國歷史翻天覆地，朝著建立新中國的目標奮進。
這其中，中共在陝北的情報保衛系統的領導機構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