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是近鄰，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憶。戰後的日本政府與美國和臺灣國民黨政權結盟，使中 日邦交正常化遭遇了嚴重阻礙。
日本民間友好人士都希望與新中國友好往來，新中國也希望與周邊國家保持和平友好的關係。毛主席、周總理審時度勢，決定從民間外交開啟突破口，透過“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漸實現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45年日本戰敗後，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遣返滯留中國的日本軍人及家屬、平民共三百餘萬人回國。
從1946年到1948年間，絕大部分日本人回到本土，但是還有一些日本人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回國。
新中國成立後，他們提出了回國的要求。中國政府考慮，在中日兩國尚未恢復邦交的情況下，只能透過紅十字會的渠道與日方聯絡。
1950年夏，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常務理事伍雲甫到摩納哥出席國際紅十字會會議期間，主動與日本紅十字會會長島津忠承聯絡，希望與日方合作，幫助在華日僑回國。
日本方面積極響應，各界友好人士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和“日本和平聯絡委員會”，與日本紅十字會聯合，三團體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同意派船接日僑回國。
經過反覆交涉，日本政府同意三團體代表前來中國會談，並打破常規，給來華代表發放了公務護照，前往國標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日中對立的壁壘，實際上被打破了。
1953年1月26日，以島津忠承為首的日本三團體訪華團經香港來北京，受到了中國政府的熱情接待。周總理派廖承志直接領導外交部、公安部、紅十字會等方面負責人，參與接待和談判工作。
廖承志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談判進行得很順利。3月5日，中日雙方簽訂了《商洽協助日僑回國問題的公報》。日本政府承認了這個公報，並落實協議，派船接日僑回國。
為何中方對日僑回國問題如此重視？這是因為三萬多滯留中國的日僑中，有兩種神秘身份的成員：
多數是中國解放戰爭期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的日本醫生、護士和在東北地區軍工企業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還有少量是為國民黨閻錫山部隊作戰的日軍戰俘。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怎麼會有日本醫生、護士呢？2000年，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政治部主任高恩顯少將主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及《資料選編》，由人民軍醫出版社公開出版。書中以豐富的史料，揭示了這個秘密。
抗戰勝利後，蘇聯紅軍佔領了中國東北。當時國民黨軍隊遠在大後方，鞭長莫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根據地則貼近東北。
面對這個歷史機遇，我黨迅速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及各根據地組織10萬大軍，向東北進軍。
各地部隊進入東北時，只有戰鬥部隊，後勤人員很少。醫務人員奇缺，有的連隊甚至連一個衛生員都沒有。千里長途行軍，進入東北後還要打土匪，和國民黨正規軍作戰，傷病員成了大問題。
接收偽滿地方醫院時，八路軍幹部發現：在東北地區，醫生、護士屬於高等職業，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中國醫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規，大量動員日本醫生、護士。
東北民主聯軍政委羅榮桓非常重視留用日本醫生、護士的生活待遇和工作待遇。1946年9月9日，他以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的名義，釋出了《關於目前緊急工作任務的指示》，簡稱“九九指示”。這個指示強調要團結關心日本醫生、護士，並規定了具體的政策。
解放軍幹部對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使日本留用醫護人員充滿了感激，他們漸漸與中國戰友融為一體。
在三年解放戰爭期間，這些醫務人員跟隨第四野戰軍，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廣西，做出了重大貢獻。
亮劍裡，把李雲龍從鬼門關救回來的正是日籍留用醫生
東北解放戰爭期間，還有一批日本技術人員，雖然沒有參加解放軍，也在軍事工業和後勤的不同崗位上，為解放戰爭服務。
1945年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根據地部隊奔赴東北時，其 中也有從事軍工生產的技術人員。我黨要求他們依靠東北 的工業基礎，建立人民軍工企業。
進入東北後，這些幹部在大連、佳木斯、牡丹江等地接管和建立軍工廠，生產炮彈、子彈 和槍械。
在大連，依靠蘇軍佔領的便利條件，來自延安、華北和華中的軍工幹部建立了新公司。
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期間，兵工廠條件都極為簡陋，比鐵匠作坊大不了多少。沒有高爐，沒有車床，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馬”，只能製造手榴彈和 少量的迫擊炮彈。
華東野戰軍打濰縣的時候，用自造的迫擊炮攻城。炮彈出膛後，尾翼在飛行中脫落，剩下個光禿禿的彈體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
解放軍登上濰縣城牆
這樣的質量怎麼能保證戰鬥的勝利呢？為此，毛主席在1947年夏天指示林總和羅榮桓：“東北軍事工業應全力接濟關內，目前開始的一年內，你們必須用大力建立大規模的軍事工業”，“將大量的山野炮彈及黃色炸藥向南線各軍輸送，他們對此如大旱之望雲霓。”
但是軍工生產水平不是短時期內就能提高的。新四軍技術人員吳屏周、吳運鐸建立的炮彈廠，因技術水平低，底子差，在一次試驗炮彈時意外爆炸。吳屏周當場犧牲，吳運鐸身負重傷。
事後分析，原因是引信撞針質量不過關。當繩子拉下後，毛刺把撞針擋了一下，他們過去一動，撞針撞上引信引起炮彈爆炸。
如果當時技術水平高一些，製作工藝講究一 些，這次慘痛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掌握生產技術的是遺留的日本技術人員。當時他們都失業了，在大連過著貧困的生活。
鍊鋼廠廠長李振南是山東來的老軍工，為了煉出製造炮彈的優質鋼材，他請冶金博士福島政治講授冶金基礎理論，並起用技師伊藤寅視，終於煉岀了製造炮彈用的中碳鋼和製造引信用的鐐銅合金。
吳運鐸
李振南對日本技術人員採取人格上尊重、技術上重用、生活上照顧的政策，以誠相待，調動了日本技術人員的積極性。
炮彈頭需要進行機械加工，金屬切削的硬質合金當時屬於新技術。技師荻原三平掌握硬質合金的研製技術，李振南親自做荻原的思想工作，為他配備助手，提供實驗條件。
荻原全力投入，試製成功硬質合金的衝壓子彈、炮彈的衝頭和金屬切削工具，大大提高了生產率。為此，伊藤記大功一次，荻原被評為特等功臣。
化學廠在延安幹部秦仲達帶領下，把廠內留用的四十多 名日本技術人員組織起來，試製硝化甘油、無煙火藥。他們改 進化學成分和配方，1948年底生產出110噸發射藥，滿足了炮彈生產的需求。
到1948年，大連建新公司形成了完備的炮彈生產體系。到年底，公司完成了生產20萬發炮彈的任務。
炮彈從大連海運到煙臺，再由陸路運送到山東解放區。華東和中原野戰軍有了炮彈，部隊的戰鬥力發生了質的變化。
在濟南戰役和淮海戰役中，解放軍用猛烈的炮火消滅了國民黨軍的重兵集團。
粟裕將軍感慨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要感謝山東老鄉的小推車和大連的大炮彈。”
當年的建新公司，位於現在大連甘井子區靠海邊的一座 小山下。當年的炮彈廠早已荒廢，只剩下幾排低矮的平房。
廠內合抱粗的大樹見證著歷史的滄桑，門口豎立著吳運鐸的半身像。那些為解放戰爭軍事工業做出貢獻的日本技術人員，他們的業績被記載在大連建新公司的史料中。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首創於東北，日本技術人員發揮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王弼、常乾坤從延安去東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員，為創辦航空學校做準備。
原駐遼東侵華日軍航空大隊三百餘人，在大隊長林彌一郎（後改中國名字林保毅）的率領下，歸降東北人民自治軍。
當時東北局書記彭真和東北人民自治軍參謀長伍修權非常重視，把林彌一郎等請到瀋陽，希望他們留下來，為籌建航空學校工作。
伍修權
為了表示共產黨的誠意，伍修權把自己佩帶的手槍贈給林彌一郎，這使林彌一郎深受感動，帶領自己的部下與王弼等會合，在通化開始了航校的籌建工作。
國民黨軍進攻東北，迫使航校一再轉移。中日同人用火車、卡車、馬車拉著飛機和器材，長途轉運，從通化到密山、牡丹江，建立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為解放軍培養飛行員和地勤技術人員。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所航空學 校，又稱“東北老航校”。
飛行主任教官有林彌一郎、黑田正義、平信忠雄、長谷川正等人。
解放軍空軍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礎上建立的。學員都是從部隊和學校招來的，從沒接觸過飛機。林彌一郎作為總教官，親自飛行示範。有一次飛機著陸時發生故障，林彌一郎身負重傷。航校領導讓醫生搶救，並親自看護他。
當林彌一郎甦醒後，看到身邊看護他的校領導，感動得流下眼淚。他說：“過去日本侵略中國，真是罪過。現在你們這樣厚待我，真是受之有愧。”
畫紅圈者為林彌一郎
痊癒後，林彌一郎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飛行訓練中，得到學員的尊敬和愛戴。
航校中的飛行教員也像林彌一郎那樣，為培養解放軍的 飛行員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有一次，教員內田元五看到一個學員駕機著陸時，竟然在跑道上跳了三下。
他告訴學員，飛機著陸時應該三個輪子一齊落地，這叫“三點著陸”。沒想到翻譯誤會了，翻成了在跑道上蹦三下。內田聽了哭笑不得，耐心地幫助學員糾正了這個錯誤。
1949年開國大典，老航校的飛行員和技術人員奉命進京。受閱的飛機是經過改裝的螺旋槳戰鬥機，上天的是中國飛 行員，地勤保障的技術人員則以日本人為主。
當解放軍空軍的飛機飛越天安門廣場上空時，朱總司令高興地說：“今天我真的是三軍司令了。”
日本技術人員一直在南苑機場為飛行保障日夜忙碌，從沒休息過一天。等閱兵任務結束，首長慰勞他們，問他們有什麼要求。他們提出到北京城裡看看。
開國大典中的解放軍空軍
當年在東北老航校工作的日本飛行員、地勤、機械維修人員有三百餘人。到1949年底，該校先後共培養飛行員126名，機務人員322名，領航員24名，場站、氣象、通訊、參謀人員88名。
這些人員後來大多成為建設人民空軍和創辦新中國航空事業的骨幹，其中包括後來的空軍司令員王海、空軍副司令員林虎、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玉堤，以及曾經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張積慧等人。
在1954年回國的日本僑民中，有一千餘人是被解放軍關押的戰俘。他們原是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一軍的官兵，1945年被國民黨山西第二戰區長官閻錫山留用，號稱“螞蟻部隊”。
日本戰敗後，投降的日軍絕大部分都被遣返回國，為什麼“螞蟻部隊”沒回去呢？
1945年8月31日，閻錫山從克難坡返回太原。抗戰期間，閻錫山在晉南與共產黨打的交道最多，也最瞭解共產黨。抗戰勝利後如何保住自己的地盤，是他最關心的問題。
閻軍的戰鬥力是比不上八路軍的，要提高部隊作戰能力，需要日本軍隊的幫助。
剛回太原，閻錫山就親自上門拜會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一軍軍長澄田賚四郎中將，勸說他把第一軍留下，作為閻錫山的僱傭軍同共產黨作戰。
戰勝國的將軍主動拜訪戰敗國的將領，令澄田非常震驚。第一軍裝備精良，是華北日軍中戰鬥力很強的部隊。
兩人密談後，閻錫山還親自去日軍營地視察、演講，允諾種種優厚待遇，如日軍官兵待遇在現有級別上提高三級，希望大家留下來。
澄田中將與部下密謀，感到回國可能被當作戰犯審判，不如留在這裡，起碼生活上有著落。
當時宮崎參謀提出異議，根據南京國民政府關於遣返日俘的命令，第一軍官兵應該全部回國。但是澄田和巖田、山岡等將領同意留下來，這些將領的密謀決定了士兵的命運。
2600名日本官兵被改編為“暫編獨立第10總隊”，收入國民黨第二戰區（後為太原綏靖公署）閻錫山部隊編制。澄田中將本來是榜上有名的戰犯，在閻錫山的庇護下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搖身一變，擔任了閻錫山的軍事總顧問。坂津旅團長任太原市警備司令。
澄田賚四郎
在澄田和閻錫山策劃下，第一軍來了個假解散。大部分安排遣返回國，留下來的宣佈去修鐵路。既然軍隊解散了，日本方面認為這些軍人是“現地除役”，即解除軍籍，變成百姓了。
實際上日本軍人並沒有去修鐵路，而是分配在國民黨軍中 擔任技術兵，如炮手、坦克手、機槍手、軍械修理等。
這些秘密交易普通士兵是不知道的。部隊中有個學生兵奧村和一，1944年才應徵入伍。日本投降後，士兵都想回家。當時誰走誰留，都是長官說了算，士兵只有服從命令，所以奧村等人都糊里糊塗地留下來。
比起那些回國後生活貧困的同僚，他們在閻錫山部隊裡待遇優厚，當時的日子要好過得多。
由於日本軍人的加入，閻錫山部隊的戰鬥力提高很多，大大增加了解放軍作戰的難度。
1948年6月，華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第一兵團司令員徐向前指揮發起晉中戰役，與閻錫山的軍隊展開血戰。奧村與部分“螞蟻部隊”成員參加戰鬥。
2005年，奧村重訪戰場，回憶：在南莊村陣地上，成百上千的國民黨軍死屍枕藉，在炎熱的天氣中膨脹腐爛。傷者在戰壕裡呻吟，場景如同地獄。
黃昏時，解放軍的迫擊炮彈如雨點般射來，奧村也被彈片擊傷，失去了作戰能力。在絕望之下，巖田旅團長率殘部突圍，逃回太原，幾百名日軍陣亡。
奧村被俘後，解放軍瞭解到閻錫山部隊中有日本軍人的確切情況。
1948年10月，徐向前指揮第一兵團及西北野戰軍等部共18個旅11.5萬人，發起太原戰役。澄田擔任太原防衛戰的總指揮。
太原城牆高大，周邊各式堡壘與壕溝、暗道相結合，形成多層次、大縱深的環形防禦體系。
主防區有大碉堡五千多個，與城外牛駝寨、臥虎山、雙塔寺等要點相呼應，成為解放軍攻打太原的主要屏障。
戰役打響後，解放軍猛攻外圍據點，相繼攻佔牛駝寨等地。閻錫山集中第30軍和留用日本軍人的暫編第10總隊，在炮火支援下向牛駝寨實施多次猛烈反撲。
西北野戰軍第7縱隊頑強抗擊三日，因傷亡過大撤岀陣地。徐向前調整部署，分別以四個主力縱隊猛攻牛駝寨等東山四大要點。
國民黨守軍和日軍憑藉險要地勢固守，並施放毒氣彈、燃燒彈。解放軍經19個晝夜的激烈爭奪，付出了幾萬人的傷亡，終於攻佔東山四大要點。
毛主席考慮到華北部隊缺乏火炮，攻堅傷亡大，同時考慮穩住平津的傅作義集團，等待東北野戰軍入關，通知徐向前暫停作戰。
1949年1月平津戰役結束後，中共中央軍委增派華北第 19、20兵團和第四野戰軍、華北軍區各1個炮兵師，開赴太原前線，會同第18兵團總攻太原，太原前線解放軍的總兵力增至三十二萬餘人，對國民黨守軍形成了絕對優勢。
閻錫山此前已逃往南京，澄田見勢不妙，請閻錫山給他寫了一個手令，以“華北實業公司技術員陳英春”的假身份逃出太原，從上海乘船回到日本。
“螞蟻部隊”計程車兵被扔下。4月24日凌晨，解放軍攻城部隊用一千三百餘門火炮猛轟，對太原城發起了總攻。解放軍從幾個方向突破城垣，相繼攻入城內，與守軍展開了巷戰。
殘存的日軍在民房中見大勢已去，用中國話向解放軍喊：“我們向你們投降了，沒有抵抗，你們不要打槍啦！”
戰鬥結束後，“螞蟻部隊”當了俘虜。解放軍看到這些日本人義憤填膺：難怪我們傷亡那麼大，都是你們這些日本鬼子造成的。
“螞蟻部隊”殘留官兵沒有享受到解放軍優待俘虜的待 遇，而是作為戰爭罪犯，被押送到河北永年縣，成立“訓練團”。
經過審查，罪大惡極確定為戰犯移交地方公安機關關押的人共106名，罪惡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僑601人編為勞動大隊，開始了勞動改造生活。
經過一段時間後，有的人被分配到山西煤礦，有的被分配到河北的企業當工人。
解放戰爭結束後，四野部隊於1950年投入抗美援朝戰爭。出於政治考慮，日本醫生、護士沒有隨軍出國，被分配到地方軍區醫院或轉業到地方工作。新井侃教授被分配到南昌陸 軍學校當醫生，過上了和平生活，他開始思念家鄉。
一些日本同志向組織上提出回國的願望。1951年底，組織上告訴新井：中國政府正在考慮協助日僑回國，於是就有了 1953年中日紅十字會的談判。
在協助日僑回國的過程中，承擔任務最多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各級政治部門。這次日僑回國任務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如何保證在解放軍中工作過的日籍人員安心和安全地回去，開 始新的生活。
日籍解放軍女兵
中央安排日僑回國的指示下達後，東北、華北軍 區政治部開始認真落實各項工作。
首先是摸底、調查，華北軍區1953年12月給軍委總政治部的報告中說：“集中回國之日僑，除少數來自地方工礦企業外，絕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後在我軍服務過的。他們在我黨我軍六七年的教育下，政治覺悟、思想水平均有所提高，有的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經過一定考驗和鍛鍊，在工作中一般積極肯幹，有三分之一的人立過功。”
從日僑的檔案材料中看出，各級黨政機關對他們的政治面目及歷史情況是瞭解較清楚的。
調查工作結束後，軍區政治部將日僑集中，進行動員工作。日僑多數人希望回國，但也有顧慮。有的認為自己是解放軍，不是日僑，不夠回國條件。有人怕回國受迫害，怕找不到職業無法維持生活.
組織上首先肯定了他們參加中國革命鬥爭的貢獻和功績，向他們講明瞭國際局勢及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前景，指出現在具備了回國的條件，消除大家的顧慮。
有些日僑準備回國就幹革命，組織上又向大家闡明瞭革命鬥爭的長期性、曲折性，讓他們回國後要適應日本的環境，過安定生活，不要輕易去搞革命鬥爭。
為了讓這些日僑回國後能正常生活，組織上按日本醫生、護士的級別和工資待遇，比照軍隊幹部復員轉業規定，每人補發了半年的工資，在國家外匯還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兌換成港幣，為他們發放了資助金。
這筆錢當時在經濟凋敝的日本，是一筆相當大額的款子，基本上可以保證在日本作安家置業的費用。
軍區政治部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隱秘這些日僑的身份，避免他們回國後受到右派的迫害和當局的監視。組織上要求日僑交回軍用品和軍裝，以及所有能證明他們在軍隊工作的 物品。
在四野工作的日本戰友都獲得了三枚紀念章和一枚獎章，這是他們光榮和珍貴的歷史紀念。他們回國時，組織上要收回這些獎章。他們感到十分惋惜，非常捨不得。
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對華的態度，從愛護和關心他們的角度，向他們講明瞭道理。日本戰友識大體、顧大局，他們要求在情況允許時，發還給他們這些用生命和血汗獲得的珍貴獎品。中國政府和軍隊答應暫時保管，今後情況允許一定發還。
收回了軍裝，組織上為日僑購置了便衣，就是當時中國流行的藍色人民裝和幹部帽，還有棉被、暖瓶等日用品。
據華北軍區政治部給總政治部的報告，總計換裝費、資助費共開支四十一億元人民幣（舊幣，一萬元抵新人民幣一元）。
當日僑登上回國的輪船時，知道內情的人從他們穿著的統一的人民裝，還是能識別他們的穿著中國幹部服裝回國的日本友人身份。
為了保證日僑安全回國，軍隊政治部門實行了嚴格的保密措施。即使是外交部當年參與日僑回國談判的人員，也不清楚這些在解放軍中工作的日僑情況。
最著名的日籍八路——小林寬澄接受採訪
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後，軍委總政治部向外交部提供了第一批迴國的日僑清單。其中“東北各系統日本人分佈狀況表”中，“軍隊關係”欄登記的日本僑民統計：“軍區直屬”579人，“衛生部”2730人，“軍工部”1074人，“軍需部”174人，共計4557人。
“關內日本人分佈概況表”中“野戰衛生部”2034人，這些人都是軍隊人員。太原市1000人，察哈爾大同縣300人，註明“捕虜”，說明他們是“螞蟻部隊”的戰俘。
關於“螞蟻部隊”的處置，華北軍區政治部1952年11月給軍委總政治部的報告說：“永年訓練團共有日俘707名，連同家屬361名，合計有1068名。”
“其中經過審査，罪大惡極確定為戰犯移交地方公安機關管押者106名；罪惡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僑編為勞動大隊者601名。”
對戰犯的處理，外交部、公安部與最高人民檢察署和華北行政委員會商妥，移交山西公安廳全部接管。勞動大隊與中財委聯絡，已決定由中央農業部接收，農業部已決定將這些人遣往西陵從事農林墾植和修建工程。”
罪大惡極確定為戰犯的侵華日軍頭目、炸死張作霖的兇手河本大作
在確定這些日本戰俘及家屬回國前，組織上對永年訓練團中的人員又進行了一次政治審查，查出歷史罪惡較大、血債較多、現思想仍反動者5名。這少數幾個人與先前移交山西公安的戰犯一起關押，其餘多數“螞蟻部隊”成員被遣返回國。
由於中國政府和軍隊部門事前做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 作，1953年1月日本三團體代表團到北京後，談判進行得很順利。
在談判之前，周總理讓廖承志會同外交、公安等部門開會研究，進行充分的準備。
我方制定了談判要點和有關對策。這次日僑回國，不同於以往的“遣送”和“撤退”，而是中國紅十字會受政府委託，協助願意回國的日僑回國。與日方談判的範圍僅限於協商日本來船的手續及有關日僑回國的各項具體問題。
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分期分批迴國的日僑名單，凡是願意回國的日僑，中方都儘可能地提供方便。
返回國內的日籍留用人員，穿著當時中國流行的藍色人民裝和幹部帽
在談判過程中，日本三團體與中方密切合作，1953年3月7日，中日兩國紅十字會簽署了《關於商洽協助日僑回國的公報》，確認由日本政府派輪船接日僑回國。
中方指定天津、秦皇島、上海三個港口為日僑集中和登船地點。第一批迴國日僑約5000人，以後根據申請回國的日僑人數和來船情況，每20天為一個週期，運送日僑回國。
1953年3月22日，日本第一艘客輪“白龍丸”抵達天津塘沽港，九百餘名日僑登船回國。
日本方面對國民歸來也很重視，在新聞報道中沒有使用“遣返”這類詞語，而使用一個新名稱“引揚”。
隨後“興安丸”到天津港接運日僑，隨船有十幾名日本記者來訪。他們看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日僑回國的關心照顧，也被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所感動。
日本三團體邀請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1954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為團長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一行10人，經香港到達東京。
在13天的訪問過程中，受到日本各界人士和群眾的 熱烈歡迎，日本政府官員也會見了代表團，表示中日兩國應當友好往來。
回國的日本僑民受到熱烈歡迎
這次訪問堪稱“破冰 之旅”，打開了中日民間往來的大門。而作為 “破冰之旅”的主體，就是那些在解放戰爭中做出貢獻的日本戰友。
在解放軍中工作的日本朋友回國後，都非常懷念中國。新井侃教授寫了長篇回憶錄《越過長城》，原42軍野戰醫院護士十川八重子寫了長篇回憶錄《曉星》。
從這些回憶錄中，我們可以比較完整地瞭解他們在解放軍中的經歷。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日本老戰士分別以原來的工作單位為名組織戰友聯誼會。有的以在中國參軍和分別的地方為名，如齊齊哈爾會、梨樹會、耒陽會等，新井醫生所在的原第29醫院的戰友組織了“長城會”。
林彌一郎與東北老航校的戰友組織了 “航七會”（東北老航校建國後改為第七航空學校）。
大家每年聚會，出版特刊，回憶在中國的日子。中日建交後，打開了正常交往的大門，這些日本老戰士紛紛來中國訪問探友。
日本老戰士回國後，也致力於發展日中友好關係。林彌一郎在“航七會”的基礎上建立了 “日中和平友好會”，會員有八百餘人。
1985年1月，林彌一郎訪問北京，彭真委員長親切地會見了他，伍修權與林彌一郎談起當年贈手槍的情節，他們為重逢而感到由衷的高興。
1986年3月在北京舉行“東北老航校”建校40週年校慶。空軍司令員王海隆重歡迎老師林彌一郎、大澄國一、內田元五等人的歸來。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老戰士“回孃家”的聯誼活動十分頻繁。原47軍野戰醫院的日本朋友于1990年回到黑山戰場，懷念遼瀋戰役之黑山阻擊戰那些難忘的歲月。
第29醫院的中日戰友互訪頻繁，日本戰友來到解放軍第304醫院與老戰友聯歡，原29醫院院長劉御、李磊到日本與“長白會”的戰友敘舊。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回想四野會”會長中村光義給周總理寫信，請中國駐日本大使陳楚轉呈，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歸還他們在解放戰爭期間榮獲的獎章。
當年收回的獎章由於歷史原因，都已無法找到。經外交部、中日友協、解放軍總政治部研究，決定按原樣製作數千枚獎章補發給日本朋友。
不僅如此，總政治部還按1955年解放軍第一次授銜的規定，給這些日本戰友補發了一枚“解放獎章”。
製作後，兩箱由林彌一郎帶回日本，另兩箱交中村光義。“回想四野會”組成“紀念章獎章補發審交委員會”，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過的成員進行登記、調查，審查合格後予以補發。
1996年8月7日，中村光義給中國戰友的信中說：“1946年參加解放軍的日本男女同志共計4000人，我們參加解放戰爭的日籍同志當時領取了東北、華北、華中南、解放獎章等紀念章，但1953年回國時，這些紀念章都被中國政府收走了。”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我直接給周總理寫請求信，要求再交付。到1981 年，中國政府經我手再交付了。1981年以來到現在，再次領取紀念章的人1560名，都有詳細的名單。”
但是回國後的“螞蟻部隊”成員的命運卻完全不同。 1954年9月，“興安丸”載著400名從山西、河北釋放的“螞蟻 部隊”官兵從中國回到日本。
在鶴舞上岸後，他們得到日本厚生省引揚事務局官員的接待。士兵奧村和一看到自己的“引揚證明書”上“職業” 一欄寫的是“軍人”，但註明：“昭和21年3月15日，現地現役除隊。”也就是說，在1946年，他們這些人已經被開除了軍籍。
他們與戰後遣返的日軍官兵不同，活著沒有領取日本政府頒發的“軍人撫卹金”的資格，戰死的家屬也沒有領取“遺族撫卹金”的資格。正如一位老兵悲憤地說：“我們像螞蟻一樣被戰爭的鐵蹄踐踏了。”
這些為閻錫山作戰、被俘後經歷勞改生活的日軍回國後，一無軍籍，二無戶籍，生活非常艱難。
而且他們在新中國的經歷被當局懷疑為“親共”，長年受到日本警方的監視，受到的歧視可想而知。
被閻錫山收編的部分日軍合影
2001年，奧村和一等十幾位倖存的老兵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山西殘留陣亡者作為公務犧牲，取消“現地除隊”的規定；承認1954年回國之前的軍籍，補發軍人和遺族撫卹金；查明山西殘留日軍的真相。
2004年敗訴，奧村等五個老兵不服，繼續向東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訴，到2006年9月，他們全部敗訴。
法院的理由是：“螞蟻部隊”的2600名官兵是“根據自由的個人意志”留下的“志願兵”，而非軍部命令留在中國作戰的僱傭兵。
這些老兵聽到宣判後，老淚縱橫，頓足捶胸。這不是彌天大謊嗎？戰爭結束後誰不想回家？誰想留下來為閻錫山賣命 打仗呢？澄田長官早已死去，不會為他們說話了。
倖存的宮崎參謀已經90歲高齡，因腦中風喪失了語言能力。他在病床上哀號，為沒有堅持讓部下遣返回國而深感痛苦。
收編後的奧村和一（左）與朋友合影
於是，一位有正義感的電影導演池谷薰站出來，籌集經費為這些老兵拍攝紀錄片“螞蟻部隊”。
奧村重返中國，懺悔自己的戰爭罪行，揭露日本戰爭罪犯和閻錫山的秘密交易， 為那些在戰爭中死亡的同事伸冤。
這些事情得不到官方的支援。池谷導演一邊籌資一邊拍攝，電影拍完也負債累累。
池谷還出版了同名的著作，向世人揭示這個被人們遺忘的秘密，同時告誡年輕人：要和平，不要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