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臺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的蒼松翠柏叢中，安葬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奮戰、流血犧牲的紅五軍烈土的忠骨，他們的英名和事蹟在這裡到處傳揚。其中有一則故事說的是1937年1月紅五軍攻克高臺縣城後，率領紅軍和當地群眾開倉放糧，建立蘇維埃政權，修築城防工事的紅五軍軍長董振堂將軍，派人四處打聽，尋找一位家在高臺的已故老部下的親屬的事。一天，董振堂親自款待了這位老部下的兄弟----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王如九。董振堂將軍懷著沉痛的心情，告訴王如九一個不幸的訊息，敘述了其兄王銘五為保衛中央蘇區英勇獻身的壯舉。王銘五這位生在祁連山下、黑河之濱的高臺健兒，如何與遠在千里、首次來高臺的董振堂結下不解之緣，成為將軍麾下的驍勇戰將，使將軍在血戰爆發之際仍對其念念不忘？要解開這個謎，有必要追溯王銘五的生平事蹟。
投筆從戎
1908年1月11日，王銘五（原名王全福）出生在甘肅省高臺縣正遠鄉的一個富裕家庭。銘王家境富裕，其父望子成龍心切，6歲時便被送到私塾就讀，後考入縣“高等學堂”。他天資聰明，加之勤奮好學，學習成績一直領先，尤擅長書法、繪畫，深得老師的寵愛。學習餘暇，銘五時常閱讀各種書籍，《三國演義》、《說岳全傳》令他愛不釋手，關羽、張飛、岳飛成為他崇尚的偶像，期望有朝一日也能像他們一樣，精忠報國，叱吒疆場。
銘五14歲時，考入肅州(今酒泉)師範，在異地開始獨立生活。古城肅州，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這裡雖同高臺一樣，也是浩瀚沙海中的一片綠洲，但其交通、文化比高臺發達，各種訊息比較靈通。當時，已是“五四”運動之後，旅居北京等地的隴籍進步學生，將各種進步書刊寄回故鄉。“德先生” (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思想也越過茫茫戈壁，來到這邊陲重鎮，首先映人了青年學生的心扉。1924年以後，孫中山先生在廣東領導國民革命，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情形，也在學生中有所流傳。這些傳聞，雖然都還是一星半點，但畢竟透過了當時汙濁的社會空氣，為進步學生帶來了一縷曙光。思想敏銳、富有愛國熱情的銘五，也受此影響，對社會問題，有了新的認識，但對改造社會的具體道路何在，依然朦朧。
192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幫助下，馮玉祥在綏遠舉行著名的“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宣佈國民聯軍全體官兵集體加入國民黨，實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參加北伐革命。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通力合作，馮玉祥率領向西北出擊的各路大軍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固甘援陝”的戰略方針迅速實現，西北的革命形勢盛況空前。
此時，年輕的銘五，為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而歡欣鼓舞，深為國民聯軍“打倒軍閥”、“打倒列強”、“誓死救國”的口號所吸引。當他獲悉國民聯軍軍事政治學校(後改為國民革命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招生的訊息後，毅然決定到西安報考軍校，投身革命洪流。
一個家境富裕、生活安定、受過良好教育的師範生，到千里之外去報考軍校，這在當時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銘五父親勸他留下來操持家務；也有人勸他不要報考軍校。銘五慷慨陳詞：“人各有志，關羽、岳飛也是人，當兵有什麼可怕的?”誰也動搖不了他的決心。
1927年1月26日，這一天正值農曆臘月23日，銘五東去心切，顧不得大年將至，告別了家鄉父老，踏上漫漫旅途，來到古都西安，以優異成績考入國民聯軍軍事政治學校，開始了精忠報國的戎馬生涯。
革命思想的薰陶
王銘五所在的軍官學校，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雲集，政治空氣很濃。該校由續範亭任校長，共產黨員唐澎任政治主任官，王一飛、賈大容、汪澤階等共產黨員任政治教官，國民聯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同志也常來學校講課。政治課曾講授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內容，校園裡還常能聽到《國際歌》聲。這一切對銘五來講，猶如來到了一個新的世界。
共產黨員模範的政治思想工作，深深打動了進步青年的心靈，當時在國民聯軍中盛傳：“聽劉伯堅一次講，當得關了三個月餉。”共產黨員成為進步青年的知心朋友和崇拜的偶像，以共產黨員為骨幹，在軍校中建立了學習討論會，理論演講會，牆報委員會，使這些組織成為傳播進步思想的陣地。銘五熱衷於參加這些組織的活動，接受了不少進步思想。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同志在北平遇難，噩耗傳來，馮玉祥部隊中的進步軍官和士兵聞之無不淚下，在西安等地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在軍官學校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以實際行動悼念李大釗同志，積極組織紀念“五一”、 “五四”、“五五”(馬克思誕辰紀念日)等活動，各種牆報、黑板報、標語、油印小報充滿校園。渴望追求革命真理，表現出明顯進步傾向，文才出眾的積極分子王銘五，被指定擔任編輯，成為編輯中屈指可數的黨外人士之一，與共產黨員有了更多接觸，結交了一批黨員朋友，彼此建立了相互信任的良好關係，進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薰陶。
苦悶彷徨
1927年6月，“徐州會議”召開之後，在馮玉祥部工作的共產黨員劉伯堅等同志先後被“禮送”出境，遂使“五原誓師”的精神夭折，也使國民聯軍這樣一支誕生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具有民主進步傾向的武裝力量走上軍閥隊伍的道路。滿懷救國救民壯志的王銘五，面對如此的現實，陷入了深深苦悶。
1930年初，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雙方屯兵數十萬，戰爭風雲席捲中原。此時的銘五，已被轉到鄭州戰地軍校，捲入了中原大戰的滾滾硝煙之中。同年8月，鄭州戰地軍校的學生草草結業，銘五被分配到馮玉祥部裝備精良的十四師第一旅(即原手槍旅)二團機槍連任中尉連副。同年9月，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奉軍進山海關助戰，閻錫山的部隊頂不住，放棄北平、天津，縮回娘子關保家。同時，蔣介石在南線加強了攻勢，致使馮玉祥在河南的部隊腹背受敵，土崩瓦解。馮玉祥的部下孫連仲率部移兵山東荷澤、濟寧一帶，在非常苛刻的條件下，接受蔣介石改編，被授予第二十六路軍番號。蔣介石為達到其“剿共”和在戰爭中消除異己的雙重目的，將在山東立足未穩的第二十六路軍調往江西參加“剿共”。
“這是調虎離山!”“這是消除異己!”蔣介石的險惡企圖，引起了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的強烈不滿。加之，第二十六路軍到江西后倍受蔣介石中央軍的歧視與排擠，糧餉不濟，水土不服，病疫流行，軍心浮動，厭戰思鄉，反蔣情緒日益增長。當時的二十六路軍下級軍官和廣大士兵中，都懷著一股怒火，飯吃不飽罵蔣介石，害病沒藥罵蔣介石，打麻將輸了錢也罵蔣介石。整個二十六路軍，像一座即將噴發的火山。
此時的銘五，也和二十六路軍中的廣大有正義感的官兵一樣，積怨滿腹。他懷念故鄉，懷念親人，更懷念在大革命年代的美好時光和朝夕相處的共產黨朋友。而現在，蔣介石把他們驅趕到這進退維谷的境地，把槍口對準了紅軍，對準了他昔日的朋友和欽佩的人。這是他最不願意接受的現實，從內心深處恨透了蔣介石。那麼，怎麼辦?他望著那寧都城外山頭日趨增多的家鄉兄弟們的墳塋，耳邊響起士兵中流傳的順口溜：“出了北門望北坡，新墳更比那舊墳多，新墳埋的都是北方老大哥。要想回到北方去，只得聯合起來來倒戈。”所謂“倒戈”就是倒戈反蔣，投奔紅軍。如何倒戈呢?銘五苦苦思索，理不出個頭緒，無限惆悵。 ．
黨的召喚
1931年5月，中央軍委派王超、袁漢澄(袁血卒)、李肅三人來到第二十六路軍開展兵運工作。他們來到二十六路軍後，與二十六路軍中的地下黨員、七十三旅上尉參謀劉振亞接上了關係，很快掌握了二十六路軍中官兵的思想動態，並充分利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在這個部隊的政治影響，透過結人緣，交朋友，拉老鄉、同學、同事關係等方式，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壯大黨的力量，伺機發動起義。
袁漢澄與王銘五是軍官學校的老同學，從西安到鄭州一直在一起，曾共同擔任過校內進步牆報、油印小報的編輯，彼此感情很好。漢澄深知銘五的政治傾向和為人，對他寄於高度的信任和期望，將銘五作為首先發展入黨的物件。
袁漢澄找到銘五，老同學相逢，自然是又驚又喜。他倆簡單敘談了分別後的情形，話題轉到了二十六路軍的前途和命運上。銘五對漢澄十分了解，將胸中的苦悶傾吐一盡，表達了改變社會現狀的強烈願望。漢澄就轉入正題，按他此行使命與銘五進行真誠坦率的談話。黨的信任使銘五激動不已，期望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當今的天下，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如果黨認為我夠條件的話，我要求加入共產黨，為推翻蔣家王朝，解放四萬萬同胞，一同參加秘密鬥爭。”銘五傾吐了肺腑之言，又堅定地對漢澄表示：“你說咋幹吧，我聽你的!”於是，經袁漢澄同志介紹，王銘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主義戰士。
秘密鬥爭
銘五人黨後，精神抖擻，好像換了一個人，工作格外起勁，把一切都獻給了他所為之奮鬥的事業。他所在的連隊，連長比較粗魯，經常打罵士兵，而他態度和藹，以禮待人，深受士兵的尊重。加之，二十六路軍中西北人居多，銘五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在士兵中廣交朋友，在他的周圍，團結了一批進步士兵，徐國珍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徐國珍是甘肅天水人，當時在營部當兵，與銘五情感很好。他見銘五生活清苦，連個好鋪蓋都沒有，就送了銘五一條毛毯。惟感到困惑不解地是：銘五是個連副，每月的軍餉也很可觀，而卻又這樣一貧如洗?後來才知道，銘五每月的軍餉，大都交了黨費。
一天，銘五和徐國珍一塊上街，看到牆壁上畫有許多謾罵紅軍和共產黨的漫畫，有一幅畫把紅軍領導人畫成青面獠牙，十分可怕。徐國珍悄悄問銘五：“紅軍真是這樣嗎?”銘五見左右無人，壓低聲音說：“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俄就是蘇聯，共就是紅軍，如果紅軍真是漫畫上那樣殺人放火，孫中山先生能說他們好嗎?能和他們聯合嗎?”銘五見他聽得人了神，又接著說：“紅軍主張人人平等，誰也不欺負誰，是專門為窮人辦事的!”淺顯明瞭的幾句話，使徐國珍心裡豁然開朗。他猜測銘五可能就是共產黨，與銘五的來往更多了。後來，銘五和其他黨員接頭、開會時，常由徐國珍給他們望風和打掩護。
銘五不但在士兵中影響好，在軍官中間也有一定影響。因他擅長書法，一筆字蒼勁有力，來求字者很多，銘五是有求必應。
當時在二十六路軍七十四旅(即原十四師)許多軍官的牆上，都掛有他的墨跡。銘五以文會友，在軍官中結交了許多朋友，一些高階軍官也很賞識他的才能。這既為他開展工作創造了便利條件，又減少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當時組織上曾考慮到萬一起義失敗，就留下他在部隊長期潛伏，繼續從事兵運工作。
後經中央軍委批准，在二十六路軍中成立了黨的特別支部。王銘五擔任特別支部宣傳委員，負責起草、收發黨內檔案和收支黨費等項工作。他經常以請客吃飯、打麻將牌為掩護，與特支書記劉振亞、組織委員袁漢澄等共產黨員秘密聚會，研究發動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
寧都起義當紅軍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華民族的危亡牽動人心。各地民眾紛紛要求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國掀起了抗日反蔣怒潮。第二十六路軍中廣大官兵表現出了很高的抗日熱情，發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聲，高階將領也聯名通電蔣介石，；要求北上抗日，並立即付諸行動，由董振堂率領七十三旅開路，離開寧都向北挺進。但是，這一行動馬上遭到蔣介石的嚴厲申斥，下令撤回原防“死守寧都”，再有“侈談抗日者殺勿赦”，蔣介石還派嫡系部隊擋住了二十六路軍北上的道路。這就更加激化了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的反蔣情緒，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發動起義的條件日漸成熟。銘五的工作也更加忙碌，經常徹夜伏案疾書，起草黨內檔案，著名的《特別支部宣傳決議》等檔案，就出自他之手。銘五還寫了一首歌，歌詞是：
紅軍來了，繳槍吧!
每人三塊大洋，回家吧!
紅軍來了都歡迎，
打倒賣國奸臣回北方。
紅軍來了齊歡唱
打倒日本軍閥，得解放!
這首歌當時曾在二十六路軍士兵中間廣為流傳，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1931年11月下旬，黨中央調特派員王超去上海。他到南昌去接頭時，南昌的地下聯絡機關已被破壞，變成國民黨特務的偵察機關。黨組織對二十六路軍活動的政治決議和宣傳決議及特支領導人名單落人敵手。12月5日，蔣介石的南昌行營拍來十萬火急的電報：“責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營懲處。”電報幸落人譯電主任、共產黨員羅亞平之手，轉到二十六路軍參謀長、共產黨員趙博生手裡。此時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藉口養病，離開部隊到後方享樂去了，部隊由趙博生掌握，對捕人一事有權處理，便以參謀長名義給南昌行營發了“遵令即辦”的電報，特支這才免遭破壞。一天早晨，一架國民黨飛機來到寧都投下蔣介石令徹底清查二十六路軍中“反動分子”的手令和落人敵手的檔案。情況萬分危急，猶豫等於死亡，起義迫在眉睫。經與紅軍聯絡，確定在12月14日發動起義，二十六路軍中的共產黨員為即將到來的生死搏鬥而加倍忙碌起來。
王銘五的主要任務是穩定身邊部隊和搞好宣傳工作。一切佈置停當後，銘五閉門寫起了標語。“到紅軍中去，紅軍與我們是兄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三省!”“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蘇維埃政府!”等口號躍然紙上，通宵達旦的工作使銘五雙眼佈滿了血絲。現存為數不多的寧都起義時留下的標語裡，還有王銘五留下的墨跡。
1931年12月14日，在趙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王銘五等同志的領導下，震驚全國的寧都起義爆發了。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中的一萬七千餘名官兵，集體參加了紅軍。王銘五在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任務之後，摘掉青天白日帽徽，撕掉國民黨軍隊的符號，滿懷勝利的喜悅，向中央蘇區的自由土地進發。
為保衛中央蘇區獻身
寧都起義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我們黨領導的一次著名的武裝起義，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抵抗政策，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日反蔣的熱情，壯大了紅軍的力量，對鞏固和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增強根據地軍民勝利的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寧都起義成功後，起義部隊被編為紅五軍團，任命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軍團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為十五軍軍長。紅軍又一支堅強的戰鬥骨幹隊伍迎著革命的暴風雨誕生了。紅五軍團成立以後，中央派來了軍團政委肖勁光、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大批優秀的各級政工幹部，加強對五軍團的領導。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經過短時間的教育、整頓和改造，部隊面貌煥然一新，不久就以嶄新的姿態和兄弟部隊並肩戰鬥，活躍在反“圍剿”的戰場上。
銘五在起義後，即被任命為紅五軍團十五軍四十四師一三二團團長，參加了贛州、龍巖、漳州、水口等著名戰役，由於銘五作戰勇敢，管理部隊很有條理，待人誠懇，與同志們相處十分融洽，圓滿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各項任務，贏得了上級和同志們的交口稱讚，宋任窮同志稱他是一位“黨性強，忠實積極，待人寬厚，工作紮實的好同志”。
銘五所參加的水口戰役，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惡仗。其戰爭景象之慘烈，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罕見， “屍橫遍野”，對這次戰役來講，並不是過甚其詞；“血流成河”可以說是這次戰役的真實寫照。有的部隊白天打仗，晚上還要在該地露營，許多同志疲勞過甚，倒頭便睡，第二天拂曉才發現是和屍體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間口渴，摸到河溝去喝水，感到有一股血腥味，天亮時才看到河溝裡的水泛著紅色。在這次戰役中，紅五軍團的大刀殺出了威風。銘五所在的部隊，原屬馮玉祥的手槍旅，裝備精良，老兵居多，都配有駁殼槍、花機關、大刀片三大件，素以刀術見長，近戰著稱。起義後，部隊經過整訓，指戰員們士氣旺盛，鬥志昂揚。銘五在戰鬥中手執兵刃，身先士卒，率領全團勇猛衝殺，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英勇無畏的高貴品質和戰鬥作風。水口戰役之後，銘五即被調到軍部任作戰科長，繼而又參加了建黎泰、黃獅渡、滸灣、黃陂、草崗臺等著名戰役，為擴大和保衛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第四次“圍剿”南征北戰。
1933年6月，紅一方面軍整編，取消軍級建制，增強和充實戰鬥部隊。銘五被任命為紅五軍團十三師三十七團參謀長。同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打響，銘五指揮部隊與敵抗擊。10月，三十七團在江西樂安與敵作戰，銘五命令四連打阻擊，掩護全團轉移。戰鬥十分激烈，一個連打了一天只剩下16個人，經補充後拉上去再戰。天將拂曉，銘五來到四連陣地，叮囑連長徐國珍務必堅持到下午6點。一切安排妥當時，連裡的炊事員已將早飯送到陣地上。徐國珍望著銘五因勞累而消瘦的面龐，一再挽留他吃了飯再走。銘五放心不下團部和其他部隊，匆忙趕回團部檢查轉移情況。途中，敵人的飛機已在頭頂盤旋，情況十分危險。銘五將個人安危置於度外，大步流星往回趕。當他趕到團部駐地的祠堂門口時，敵機投下的炸彈在他身邊爆炸了，銘五倒在血泊之中。年僅25歲的紅軍指揮員，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二卷（下）2270頁記載，1932年6月紅十四軍編成第三十九師王銘五任參謀長，王銘五身前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師參謀長，王銘五是中央革命根據地五次反圍剿中犧牲的級別最高的甘肅籍烈士。
供稿：張掖市委黨史研究室 陳金榮
王銘五烈士之孫--王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