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改朝換代事件，與每一個朝代滅亡前的負隅頑抗不同的是，武王滅商可謂相當順利。

《周書·武成》記載：周武王一月癸巳從鎬京（陝西西安）出兵，至二月甲子牧野（河南衛輝）決戰，前後只花了32天時間，沿途甚至沒有遭到商朝守軍的阻擊。

而商、周兩軍牧野之戰進行的更是異常“輕鬆”，據1976年陝西臨潼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利簋銘文記載，周武王僅用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就取得了牧野決戰的勝利，推翻了商朝。

難道紂王在位時期的商朝軍事，真的已經腐朽到了如此不堪一擊了嗎？

恐怕並非如此。商朝以武立國，除了駐紮在王畿的“王族”軍（警衛部隊）外，還有“多子族”、“三族”、“五族”等王室嫡系部隊，以及臣服於商的諸侯、方國軍隊，兵力十分強盛。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顯示，從商湯立國到紂王在位這500年時間裡，商朝無時無刻不在與周邊方國進行著戰爭，兵峰最遠可達蜀、荊等地。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商朝君主繼位後只做兩件事：祭祀和打仗。

紂王繼位時，商朝對外征伐的腳步並未停歇。帝辛四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商朝大軍在夷方取得了一系列的軍事勝利。有學者估計，商朝末年時總人口約為780萬，照此推算，紂王能夠直接控制和徵調的兵力至少在20萬人以上。

然而，當週武王統率的諸侯聯軍抵達牧野的時候，迎戰他們的卻既不是商朝的中央軍，也不是族軍和效忠殷商的諸侯軍，而是由奴隸和俘虜臨時拼湊而成的烏合之眾。

那麼殷商的正規軍究竟在哪裡？這還得從商朝末年的“國際”形勢說起。

商朝建立的中前期，商王的主要用兵方向是西方的土方、羌方，到第11任君主仲丁繼位時，商夷關係惡化，自此，商朝的主要用兵方向開始轉向東夷諸族。

殷墟甲骨文記載了大量帝乙、帝辛（紂王）父子時期，殷商對人方（夷方）的征伐，特別是在帝辛在位時期，對東夷的戰爭不僅頻次多，而且持續時間很長，商朝大軍東征一次夷方的往返時間跨度是6到8個月。

顯然，正是因為紂王將殷商主力調往了東夷，才導致國度兵力空虛，以至西周聯軍抵達時，紂王甚至無法派出一支像樣的軍隊去抵抗。

但問題來了，西周對殷商的敵視由來已久，早在周武王的爺爺季歷在位時，身為殷商諸侯的西周就擅自對餘無（今晉東南一帶）用兵，由於餘無臨近殷商的都城河南安陽，此舉招致紂王的爺爺文丁的警覺，下令處死了季歷。

季歷之子姬昌繼位後，開疆拓土之意並未有所收斂，崇國國君崇侯虎向紂王密報：“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紂王遂將姬昌囚禁在羑里長達7年。

姬昌被釋放後，並沒有像他承諾的那樣做個安分守己的臣子，反而相繼征服了密須、阮、共等國，勢力已拓展到殷商統治的腹地：河南中部。

周武王繼位的第二年，即在盟津（今河南孟津縣）與八百諸侯會盟，兵鋒直指紂王行都—朝歌，而盟津距朝歌之南的牧野已不足500裡。

盟津是黃河的主要渡口，周武王在這裡觀兵大會諸侯，用意已不言自明，紂王即使再昏庸，也絕對能夠察覺到來自西周的軍事壓力。

兩年後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再次由鎬京出發，兵渡盟津，在間隔兩年的時間裡，為什麼紂王對西周的軍事行動熟視無睹，沒有做任何的防禦部署呢？

《左傳》中有如下一段記載：“商紂為黎之蔸，東夷叛之”（紂王在黎國閱兵，東夷叛亂）。黎國在殷都以西，是防禦西周軍事威脅的主要諸侯，紂王在這裡閱兵，威懾西周的用意十分明顯，但可惜，東夷再次發生叛亂。

紂王在黎國閱兵的具體時間應當在西周第二次兵渡盟津之前。所以，當週武王第一次與諸侯會盟盟津時，諸侯紛紛叫嚷“紂可伐矣”，但周武王卻藉口“女未知天命，未可也”選擇了退兵。

事實上，周武王之所以退兵，並非什麼天時未到，而是有兩種可能：一是殷商主力還未東調，二是紂王緊急從東夷調回了主力大軍部署防禦，所以周武王不得不撤回。

兩年後，當週武王第二次兵渡盟津時，行軍速度明顯快了很多。

從二月戊午抵達盟津，再到二月甲子抵達牧野，只用了6天時間，即使天降大雨士卒病倒，就連軍師都勸諫說“卒病，請休之”時，周武王這次卻將所謂天時拋諸腦後，強令行軍。顯然，周武王的用意很明確，就是要在殷商主力回援之前，攻下朝歌。

紂王自繼位以來，始終面臨著和西周、東夷雙線作戰，而東夷對殷商的威脅絲毫不亞於西周，史書中屢屢出現“東夷浸盛，漸居中土”的記載。

面對此種情況，紂王似乎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先徹底解決東夷問題，然後再回師與西周決戰，以避免再次出現“調兵西進而東夷叛亂”的窘境。只可惜，西周沒有給紂王這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