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告訴我們，中國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圓的”，明朝晚期的“西學東漸”過程中，西方傳教士將“地圓說”傳入中國，直到近現代，地圓說才在中國普及，“天圓地平，中國居中”的華夷世界觀全面坍塌。
七年級地理教科書說：“古代人由於活動範圍狹小，往往憑自己的直覺認識世界，看到眼前的地面是平的，就以為整個大地是平的，並且把天空看作是倒扣著的一口巨大的鍋。我國古代有‘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的說法。”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中國在發現地球形狀的道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大約在東漢時可能就已有地圓說了，到了元代時期，趙光義的十三世子孫明確提出了“地圓說”。
在認識地球形狀的道路上，古希臘屬於驚豔古今的型別。相傳大約公元前6世紀時，畢達哥拉斯覺得球形最美好，於是就突然提出“地圓說”。公元前4世紀時，亞里士多德總結出三個科學方法來證明大地是球形，即越往北走、北極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極星越低，月食時月球上地影是一個圓，還有看遠處海船的形狀。公元2世紀，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他在《天文學大成》中也論證了地球是一個球形。文藝復興之後，西方人崇尚古希臘成就，看到古希臘人說地球是圓的，於是就開始相信了，麥哲倫環球航行最終一錘定音。
西方地圓說歷史上，亞里士多德是一個關鍵人物，但這個人實在太牛了，天文、地理、哲學、物理、數學.......什麼都懂什麼都精，還寫出數百萬文字的驚世鉅著，就連地球形狀問題，他眉頭一皺就能想出三個證明辦法。
與古希臘群賢相比，中國人就要笨一些了，在發現大地形狀這一點上，走得頗為坎坷。中國數千年的積累，花費巨大人力物力的天文觀測，無數頂尖學者的努力，卻遠不如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眉頭一皺靈光一現。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中記載，春秋曾子說：“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意思是如果真的是天是圓的、地是方的，那麼四個角就蓋不住了。曾子進而解釋：“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所謂天圓地方，其中“天圓”指“天時”如六十甲子一般週而復始，“地方”的“方”指“東南西北”的“四方”觀念。總之，起初古人真搞不清大地到底是什麼形狀，沒有畢達哥拉斯那樣感性而又精準的認識。
戰國時期，中國出了兩位著名天文學家，即魏國石申與齊人甘德，測定了並精密記錄下的黃道附近恆星位置，及其與北極的距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恆星表，兩人成就被漢朝人彙編成《甘石星經》。其中，石申是以其姓名命名月球背面的環形山的中國人之一。
在受到政治與儒家干擾較小的時代，對天文了解的越多，必然就越會對大地形狀瞭解的更清楚。於是經過數百年的積累與發展，在石申、甘德的基礎上，東漢張衡又進一步發展了天文學，在《渾天儀注》中寫道：“渾天如雞子。地如蛋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雖說整體說得不算太準確，但“地如蛋中黃”這五個字表達得清清楚楚。其實，見過張衡改進的渾天儀（見下圖）的人，想必都會知道，因為渾天儀就是一個圓形。
當然，我們中國人一直實事求是、自我批評、自我否定的精神，不需要像隔壁某個國家那樣，用吹噓祖先功績的辦法來提升民族自豪感。南京大學出版社的《圖解天文學史》，和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的學術專著《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都曾提及，渾天說並沒有明確認識到地球是圓形的。
與西方文明不同，中國屬於農耕文明，從上古時代就開始重視觀象授時，以確定農耕時間。封建王朝建立之後，天文不僅關係到農耕，更關係到政權合法性，所以歷朝歷代都很重視司天監。東漢之後，中國又湧現出了一大批頂級天文學家，比如我們熟知的唐朝李淳風、宋朝蘇頌、元朝郭守敬等人，他們在天文學上的努力與成就，讓中國古代天文學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也由此發現了地球是圓的。
《舊唐書》記載，唐代一行奉命製作《大衍曆》時，挑選了13個點觀測北極星高度，最南端在越南境內，測量出北極星角度約為17.07°，最北端今天俄羅斯境內，測出北極星角度為52°，由此發現了緯度。
《元史》記載，元代郭守敬奉命製作《授時歷》時，挑選了27個點觀測北極星高度，最南端在南海，測量出北極星角度為15°，最北端在北海，測量出北極星角度為65°，再次確認了緯度差別。如果地球是平的，那麼北極星角度應該不會太大變化，同時這就相當於亞里士多德的“越往北走、北極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極星越低”結論。可見，亞里士多德有多天才，不需要像郭守敬等人這樣的觀測實驗，只要腦袋想一想、算一算，就得出了“越往北走、北極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極星越低”的嚴謹結論。
《元史》記載，元代耶律楚材製作《西征庚午元歷》時，組織人員測量了尋斯干城和開封城的月食，發現尋斯干城的月食比開封月食早了約1更半，由此發現了經度。如果地球是平的，那麼地球上任何一點觀測月食，時間應該都一樣，但元朝卻發現不同地區月食出現時間略有不同。
可見，元朝已經具備了“地圓說”出現的知識積累，至於元朝官方有沒有發現地球是圓的，史書上沒有明說，但《元史·天文一》記載：元朝似乎製作了地球儀，“其制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袤、道里之遠近。”
不管元朝官方的態度，但趙光義十三世子孫、元代趙友欽在《革象新書》中，首次明確論證了“地圓說”，他指出：“地體雖渾圓，百里數十里不見其圓，人目直注，不能環曲。試泛舟江湖，但見舟所到之處隆起，而水之來不見其首，水之去不見其尾。洞庭之廣，日月若出沒其中，遠山悉在環曲下，不為障也。測北極出地高下（即緯度差異），及東西各方月食之時刻早晚（即經度差異），皆地體渾圓，地度上應天度之證。”
古希臘群賢差不多隻是動動嘴巴，動動腦袋想象或驗算一下，沒有實際的大規模天文測量，然後就提出了地圓說，而中國數千年的觀測與積累，無數頂級天文學家的努力，甚至勞民傷財的大規模觀測研究，還發明瞭經緯度，然後趙友欽才根據這些素材的表象特徵，水到渠成地揭示出背後的真理——地球是圓的。總之，不管過程有多坎坷，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早已存在地圓說，只是受制於政治與儒學等因素，地圓說在古代中國並未真正普及罷了。
讓人頗為費解的是，為什麼趙友欽的論證辦法，與亞里士多德的幾乎一模一樣，論證的關鍵點都在北極星高低、月食、海船上面？趙友欽有著歷代大規模天文觀測資料支撐，而亞里士多德、以及寫出《天文學大成》的托勒密呢？在探索未知的科學道路上，任何一次科學大進步，往往都需要漫長的積累與量變，然後才有科學家靈光一現帶來的質變，古希臘學者對大地形狀的認識無疑超出了科學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