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粉碎了國民黨十萬大軍舉行的第一次圍攻之後，蔣介石緊接著發起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圍攻。孫連仲部第二十六路軍是參加兩次圍攻的白軍部隊之一，這個久經軍閥混戰喘息方定的部隊，於1931年春節後自魯西南駐地被調至江西。
我那時是董振堂旅（七十三旅）學兵連的新兵，當部隊自南昌向崇仁，宜黃一線開進時，我因幫廚燙了雙腳，連日掉隊，在行軍途中結識該旅少校參謀李青雲（1933年任紅一方面軍第十五軍軍長時病逝）。在閒談中，我曾說到自己的棄學當兵是由於1927年秋在山東第一師範讀書時因鬧學潮被開除所致，引起了他對我的注意，而後不久，即由李青雲介紹我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5月，孫連仲部挺進至安樂東南地區。是月中旬。由於高樹勳師在藤田以東失利，又龜縮於宜黃一帶。七十三旅，在崇二都一帶度過了悽苦的梅雨季節。在這裡，李青雲曾與我取得多次聯絡，規劃以後黨的工作的方向。他指示我儘快在學兵連開展秘密建黨工作，積極發展黨員，但初期不形成組織，個體活動，單線領導，將來成立士兵支部；商定一般的不做宣傳，著重人緣、交朋友。他強調學兵連工作的重要性，因學兵畢業後，都將是下級軍官，他自己也打算活動一個能接近學兵連的職務，規定我向他直接聯絡，而他對我將來發展的黨員不發生隔層關係。
我似乎記得他說二十六路軍的黨員早已與黨中央斷了聯絡，而是在最近，即五月前後才接上關係的，中央檔案是在一個暖水壺的夾層中帶回來的。七月，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圍攻開始，二十六路軍向寧都進軍，不久即進駐寧都。當時士兵們深受“四怕”的威脅（疾病流行，缺衣少藥，怕生病，怕受紅軍襲擊，北方人不服水土，也走不慣泥濘路，怕天天吃大米，怕雨天行軍打仗或執勤）。部隊士氣極為低落，學兵連士兵都是小知識分子，更加苦悶，因而開展工作的條件是好的。
紅軍標語
從7月到11月，我先後發展了七個黨員。部隊進駐寧都後，李青雲由兼任學兵連教官調任學兵連連長，於是學兵連就形成了一個有九個黨員的中共。他們的名字是李青雲、王繼坦（王幼平）、趙鴻志（河北滄州人）、楊藝林（山東青城人）、譚時清（山東濰縣人）、劉靜生（冀中人）、霍萬鍾（河北高陽人），另有兩個同志，一位姓陳（濟南人）。一姓李（冀中人），名字忘記了。李、王兩人負責領導，這個支部是二十六路軍唯一計程車兵支部。
學兵連的黨員佔全路軍地下黨員總數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據我所知，七十三旅軍官裡面的共產黨員，除李青雲外，尚有劉振亞、郭如嶽兩個人，他們都是旅部參謀，也都兼學兵連教官，我們在起義後不久即分手，從未重逢，後聽說都曾任紅軍師長，情況不詳。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與參加寧都起義的部分同志合影
寧都起義是1931年12月14日黃昏發動的，在起義前大約五六天的一個晚上，我們連部有客人，李青雲連長叫我放哨，後來連長叫我進屋向客人介紹。我在暗淡搖曳的燈光下認出是總部趙博生參謀長（聽說在寧都大戰前，趙博生任特種兵旅旅長，當時李青雲當他的參謀長），我當時感到非常驚訝。送走客人後連長緊張地問我：“我們有沒有把握把學兵連拖到紅軍裡去？”他隨即說，決定在最近幾天要把學兵連拖走，要我立即行動，進行佈置。
寧都起義指揮部舊址
我們商定的計劃是：責成每個共產黨員至少能團結和帶動學兵三個人，要在連上進行鼓勵，說二十六路軍永遠吃不開，說二十六路軍的兵早晚都要餵了江西的狗，罵國民黨軍官腐敗、蔣介石是賣國賊，說紅軍不打人不罵人、官兵平等、作戰勇敢等等。他要我瞭解情況待兩天以後再做研究定奪。我趕緊分別找同志“咬耳朵”，大家都認為只要團結起30個人，帶動一個連有把握。
一天，趙鴻志設法試探，在廚房裡藉故發作，最後大發牢騷說：“老子當紅軍去！”十幾個戰士圍著行軍鍋正喝水，聽到之後，紛紛響應：“你前邊走我後面跟。”“誰不去是王八蛋。”這個小小的例子，反映了當時二十六路軍廣大士兵群眾的情緒。
起義前兩天，郭如嶽到我連部同著李青雲連長叫我按照他帶來的稿子抄寫一封信，這是寫給紅軍方面的信。信是給誰的及其內容現已不復記憶，他們解釋要我抄寫的原因，是為了這封信萬一落入敵手時使敵人難以查對筆跡。就在這一天，連長以帶我外出測繪為名，和我一同到了寧都南郊，我報告了活動情形及分析了各方面情況。連長決定自翌日（即起義前一天）晨起，開始準備以偽裝野外演習，擇機將部隊拖走。他向我展示了預先畫好的路線圖，上有二十六路軍寧郊警戒線。他說以野外演習越過警戒線後向東南插，經賴坊（？）奔固村，第一集合點賴坊（？），第二集合點固村。
左起：王幼平與寧都起義老戰友李雪三、黃鎮
13日晨，連長宣佈要連續舉行幾天全連野外演習，他命令全連官兵立即全副武裝，兵不離棚（班），槍不離手，隨時準備緊急集合。當下全連裝束停當，集合在班裡靜待了一天，晚上又傳令不準解包袱毯子，抱著槍睡覺。14日白天又是照樣待命，不見動靜。黨員們已經沉不住氣，都來找我，我就去找李青雲。李這兩天已顯得很憔悴，不是靠坐在連部門口，就是在院子裡跺來跺去，見我向他表示著急，不是隻說一句“沉住氣”，就是光搖頭、不答腔。這種莫名其妙的情形使我們心裡七上八下，氣氛死寂得令人可怕。
趙博生宣佈起義的“宴會廳”
黃昏，緊急命令下達了，學兵連跑步警戒東門和北街南口，另派一支巡邏隊。連長在緊張忙碌中興奮地告訴我是大規模的起義行動。天正在下著濛濛細雨，四下裡傳來稀疏的槍聲，連部押進不少呢帽革履的國民黨小官僚。
在暮色蒼茫中尚能模糊辨認旅部處新貼出來的大字標語：“打倒截斷我軍北歸道路的蔣介石！”“打倒阻止我軍北上抗日的蔣介石！”“到紅軍中去！”
我連的勤務很重，全連官兵忙活了一夜，15日佛曉6點鐘，我連就按連旅部的命令到了集合場，聽說旅長董振堂通宵達旦地用打電話、寫信、派人等方式向他的同學、同鄉、朋友、部下及一些不太熟悉的人們作著殷切的號召：“你們還不相信我董振堂嗎？我只能帶大家走向光明，不會帶大家跳火坑，即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來吧！到城外東南角高塔下集合！”
小股、大隊的友軍參次不齊地向著塔走來。約9點鐘，董旅長大踏步趕到集合場，帶頭撕了帽徽、勳章，撕碎了青天白日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帶領著這新生的部隊向著太陽，走向光明。這天的陽光特別明朗輝煌，山水草木也格外新鮮，我們心中的大石落地。
寧都起義領導人
寧都起義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國民黨營壘發生了破裂的重大事例，同時這一大規模起義的成功也顯示了趙博生、董振堂等同志的卓越領導。
起義後進入蘇區第二天，在固厚舉行的紅五軍團成立大會上，軍團政治部劉伯堅主任熱烈祝賀寧都起義成功，還引用了馬克思說的“起義是一種藝術”，讚揚了寧都起義的組織領導。那時，我是個上等兵，只知道我們學兵連要起義加入紅軍，關於最高領導方面的策劃佈置，我是不知道的。李青雲，雖然在龍崗也說過如何開軍官會，怎樣處理反動分子、李松崑是怎樣跑的、有些軍官是怎樣放的等等，因事非親身經歷，印象不深刻，回憶起來已經很模糊了。
第二十六路軍起義之後，編為紅五軍團，轄十三、十四、十五軍。季振同任總指揮，肖勁光任政治委員，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趙博生任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十五軍軍長，部隊分散在九堡、龍崗、秋溪一帶整軍。
我七十三旅編為十三軍駐龍崗，我們這個黨支部在一個晚上，由李青雲主持開了支部大會，這是唯一的一次支部大會。在這次會上，李青雲簡略地講了起義的經過，還提到趙博生不掌握兵權，董振堂只能帶動七十三旅旅直和一個團，如果不是七十四旅（注：季振同旅）參加，不可能有這樣規模的寧都起義。
會議上通過了董振堂入黨，宣佈了支部解散，由於這次會帶有十三軍政治機關接收我們的組織關係的性質，所以剛到任的軍政治委員鄺××參加了我們的會並講了話（鄺在任不久即換為何長工）。我對這次會的印象特別深，因為我們不懂得如何開會，是按《建國方略》裡的方法，發言者先稱主席，主席回稱××同志後發言，以後想起來覺得有點兒滑稽。
學兵連在龍崗僅住了幾天，即開至瑞金，併入紅軍學校，學兵則全部留下，分配工作，趙鴻志去紅十二軍，楊藝林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劉靜生分配在軍醫院……
我被派任十三軍三十七師特務連連長（先去當了一個星期排長）。連裡不少陝甘老兵，我是個一年多的新兵，感到壓力很大，十分發愁，不知怎麼被董軍長“猜著”了。一天下午，軍長來到我連，叫值星排長帶隊，留下我“單人教練”，給我講了兩個鐘頭“如何當連長”。村頭上正開著紀念“二·七”九週年大會，何長工政委講演的高嗓音有時隱約地吹進連部。學兵連的黨員們自龍崗分散後，我除與譚時清曾在瑞金新編師一起工作過兩個月，在行軍路上見過一次楊藝林、劉靜生外，其他同志均未相逢。譚曾任紅十軍方誌敏部衛生部長，現在江西省軍區後勤部工作。
1971年3月，周總理、葉劍英（左一）訪問越南時與王幼平（右二）合影
1932年2月中下旬，紅五軍團進行混編。我連編為十四軍四十師（師長邊章五，政委李翔吾）第二團（一一九團）第二連。這年春天，我久病纏綿，主要是患瘧疾，因與趙博生有在寧都燈下相見之緣，贛州戰役前夕，我曾在會昌地區到軍部找他借錢。他連聲說：““有！有！先吃飯吧！”飯後，他說：“我過去月薪240元，每月黨費80元，其餘被家屬、朋友、同事、同志、領導零打碎敲，經常是囊空如洗。”說著，他從枕頭下摸出剛發的兩塊零用錢給我，真使我卻之不恭，受之不安。
幾天後，趙的警衛員給我送來一隻白犬，並傳話：“軍長說，吃狗肉治瘧疾很有效，讓你試試。”在開赴贛州的路上，我連行軍裡多了一隻狗。贛州撤圍後，東征回師南進，在經過瑞金時，我被通知去團政治委員訓練班學習，從此離別了十四軍。
（注：本文是作者50年代的舊作，1982年發表於《回憶寧都起義》時作者又進行了認真的修改，並作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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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回憶寧都起義》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作者 | 王幼平 圖片 | 網路
編輯 | 使節軼事 長頸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