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協會議召開,主席團成員名單公佈,有心的讀者,發現方方、張抗抗不在其中,於是引發聯想。
而筆者在“讀秀”上,用“方方”與“張抗抗”搜尋的時候,均未搜尋到任何的書籍。
筆者另外用“王安憶”搜尋的時候,能搜尋出所有的王安憶所著的書籍。
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方方”與“張抗抗”的書,在“讀秀”上被下架了。
“無”也是一種存在。
張抗抗從“有”到“無”,也說明了一種臧否與評判。
張抗抗其人,思想比較複雜。
在中國文壇,國內有女性三駕馬車之說,這就是鐵凝、王安憶、張抗抗。
旅外的女作家也有三位,分別是嚴歌苓、虹影、張翎。
單看張抗抗。
1975年,張抗抗就出版了一本知青小說《分界線》,時年25歲。
總說文革沒有文學,只能說,沒有可看的文學。
張抗抗的《分界線》就屬於不可看的文學。
文革期間有的長篇小說,還是挺有文學功力的,像浩然的長篇小說,在文學的品位上保持著高水準,剔開其中的明顯的摻雜進去的應景文字,依然具有文學的感染力。
但《分界線》完全是由教條的概念化的主題堆砌起來的難以卒讀的小說,可見那時候的張抗抗相當緊跟時代。
當然,在文革期間,為了出版,順應那個時代的主題,也情有可原。
但文革結束後,張抗抗便確定了一條多少年不曾更改的寫作路徑:人性。
她在《峨嵋山啟示錄》中寫道:“人性是我作品的主旨”。
問題是,人性是啥?誰確定的人性?人性,實際上就是沒有標準。
所以那些高標起人性的大旗的作家,只是信馬由韁,為所欲為,然後在前面冠上一個人性的標籤,敷衍了事。
張抗抗為什麼有疫情期間的奇怪的思想與舉動?
這應該在她的文字的字裡行間中,潛伏著蛛絲馬跡。
我們不妨去重讀一下她發表在1980年5月號《人民文學》雜誌上的短篇小說《夏》,該小說當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作者時年30歲。
這應該是張抗抗第一篇獲獎的小說。
而這篇小說也奠定了張抗抗在文學上的地位。
在《夏》裡,張抗抗描寫了大學校園裡的生活。
小說裡描寫了一個美麗、敢於亮美、勇於表述看法的女大學生形象。
這個形象,在當時的情形下,確實有一些石破天驚。
但細究起來,又明顯有一些不合理。小說裡說這位女大學生是七0屆的,那麼,在小說描寫的時間段裡,至少也應該有27、8歲了,但小說裡卻把她描寫成清純無比,沒有愛情經驗。
其實很明顯,這個女大學生就是按照張抗抗自己的身份來設定的。
這個女大學生,把她十四歲時的穿著泳衣的照片,送給男同學,這在當時的氛圍裡,帶有很強烈的挑戰時俗的出位性質。
就是這張照片,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
小說裡的女性,首先用自己的身體,透露出“春江水暖”的資訊。
八十年代的衝擊波,我們回顧一下,也是從身體的解放來激發了社會的反思浪潮。
張抗抗的這篇今天看起來資質平平的小說,其後延影響卻不可小覷。
三年後,1983年,鐵凝發表了小說《沒有鈕釦的紅襯衫》。據此小說,改編成電影《紅衣少女》。
小說裡的女中學生因為穿了一件“沒有鈕釦的紅襯衫”,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喻示著打破束縛的與《夏》有著相同肌理的理念噴薄而出,照耀整個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後期,這種理念漸顯陳舊,女作家改弦易轍,轉而去描寫內心,而不再注重用身體的突破,去撞擊時代的壁壘。
我們注意一下,王安憶的早期作品《誰是未來的中隊長》,雖然是一篇兒童小說,但傳遞出的主旨,與張抗抗、鐵凝在初出道時的作品中表達的理念是一樣的,也是突破束縛,打破教條。
張抗抗的《夏》裡,用泳衣去撞擊僵化的俗世看法,還僅僅是第一步,小說裡的女大學生,還有著更為強烈的打破僵化理念的進一步的訴求。
小說裡的女主角這樣表述她的思想:“我總認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就應該為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改造社會的目的全為了人。”
應該說,張抗抗的這篇小說主體思想,符合改革開放初起年代的時代大潮,為中國的未來發展,賦予了文學支援。
但是,《夏》裡充滿著一種偏見,就是小說在大學校園裡,一味地高揚著文科生的高瞻遠矚,而對理科系學生,卻充滿著鄙視與漠視。
小說一開篇就提到“中文系與物理系”舉行一場籃球比賽,看看小說是如何嘲弄理科生的:“物理系的那些伽俐略的崇拜者們,對籃球知道得絕不比地球儀更多。從一開始我們的比分就遙遙領先。”
在作者的潛意識中,物理系的學生,是無趣的,侷限於自己的領域的,在文體方面沒有發言權,更是沒有思想的,在小說裡只能是被忽略的一個層級。
而事實上,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科技日新月異,促動中國騰飛的大業中,就有著理科生的貢獻。
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正是科學在戰勝病毒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不是文科生的無中生有、無病呻吟的混淆視聽。
張抗抗與方方都是屬於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她們的思想觀念有著相近的地方,那就是每逢有突發性事件發生,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科學的問題,而非要按照他們的習慣性思維方式,拉扯上文科生動輒會想像的“人性”諸類問題。
在他們的骨子裡,缺乏科學的素養,甚至會嘲弄科學的視域,才會在突發事件的甄別中,作出錯誤的判斷。
在張抗抗的《夏》中,竭力讚美了一個文科女生的料事如神的神奇性,正如後來張抗抗把方方這樣的文科生的信馬由韁,當成真實與事實,本質上,還是反映了張抗抗那一代作家,受時代大潮的影響,過分強化了文科生的頂天立地的精神作用,而忽視了腳踏實地的理科生所堅守的實事求是的理性思維。
當張抗抗用她的文科生的目光與偏見,去對待一個應該用科學的顯微鏡研究與探討的現實衝擊波的時候,必然會發生錯判與失著。
張抗抗與方方在八十年代被捧的太高,而使她們自以為可以對一切非文科生能夠解釋的現象與迷津作出判斷,最終,她們還是被“科學”響亮地回擊了一記耳光。
此中教訓,不能不深刻地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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