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哲浩/餘佩穎/陳暢/李健華◎編輯 | 董指導/陳帥/李墨天◎來源 | 飯統戴老闆（worldofboss）已獲授權
高樓林立的“深圳天際線”深圳灣
上海的天際線，要看黃浦江；北京的天際線，要看東三環；深圳的天際線，則要看深圳灣。繞著深圳灣一圈，在雄偉林立的高樓裡最璀璨的，恐怕當屬位於後海的深圳灣一號。
深圳灣一號是由邁瑞醫療董事徐航旗下的鵬瑞地產公司主導開發，總共只有8棟樓，除了一棟350米高的環球商務中心和一棟寫字樓以外，其餘的6棟樓都是公寓住宅。
房價一度被炒到接近30萬/平米，這讓它力壓上海的湯臣一品，成為國內豪宅領域的“樣板房”。
緊挨著深圳灣一號的西北側，便是深圳這些年傾力打造的後海總部基地，騰訊、阿里巴巴、華潤、中海油、中投證券等80多家企業的各種“總部”坐落於此，摩天大樓櫛次鱗比。
而這些企業提供的眾多高新崗位，是支撐周邊動輒12萬、15萬甚至20萬/平米高房價的核心。
“深圳灣一號”樣板間
能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擁有一棟自己的總部大樓，顯然是件很有面子的事。2016年，深圳一家做專網通訊的公司，豪擲18個億在後海買了一塊地，建設“研發總部大樓”。
除了拿地成本，全部建築安裝加起來，總造價達到30億，建築面積足足有10萬平米。
不過，黃金地段給公司帶來的除了面子，就只剩員工面對高房價的壓力了。假設這家公司的員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在單程30分鐘範圍內買房，最低房價7萬，在單程1小時範圍內買房，最低房價5萬。
一個普通的程式設計師，買5萬/平米的兩房，最少也需要400萬。而按照行業內一線研發人員每天加班2小時左右的最低標準，早上7點起床，晚上9點回家，背兩三百萬的貸款，每天擠兩個小時的地鐵，基本談不上什麼生活質量。畢竟新聞聯播都不能準時收看，就更別提生二胎了。
這家公司並非個例，而是很多一線城市社畜的現狀。
在上海上班，房子買在太倉、崑山甚至蘇州的比比皆是，一趟通勤下來，公交車、地鐵、高鐵和共享單車一個都沒拉下。畢竟老闆只要拋點兒股票，就能在周邊買套房走路上班，普通員工就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報了。
決定一座城市房價的，往往是收入的天花板而不是平均數，比如上海張江儘管是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但張江房價的定價權卻掌握在能夠套現股票的企業高管手裡，而不是格子間裡加班的普通員工。
把研發中心搬到房價物價相對低廉的二線城市，似乎是一個可行也必然的決定。
早在2012年，馬化騰就在深圳一場IT論壇上明確釋放了一個訊號：出於員工的生活壓力，騰訊正在考慮把企業佈局向二線城市轉，在二線城市增加研發中心。要知道，當年深圳商品房均價還“只有”2萬/平米。
兩年後，騰訊在成都設立了天美遊戲工作室，接著便誕生了“天天”系列產品，以及長期霸榜的《王者榮耀》。華為投資總額高達400億的最新研發中心也沒有放在張江，而是選擇了與蘇州交界的上海青浦，房價連1萬都不到。這其實說明了一個道理：科技研發不必執意留在一線。
華為的一位高管曾算過這樣一筆賬：
公司在北上廣深核心地段拿地不難，但假設員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單程30分鐘內最低房價7萬，單程1小時內最低房價4萬，年輕員工要麼買貴的房子背不起房貸，要麼買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何談奮鬥？
“一線城市人才多”是科技公司扎堆去一線時，最常見的一個理由，但當華為和騰訊都往二線城市搬的時候，出手豪邁的科技公司的老闆們是不是也應該捫心自問：你們研究的到底是什麼高科技，非得在房價10萬/平米的地方硬撐？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華為青浦研發中心開工的兩個月前，豪擲30億蓋樓的那家深圳公司，將總部大樓以25個億的價格賣掉，用來補充自己愈發緊張的現金流。
在中國產業升級，中美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科技公司未雨綢繆、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遠遠大於豪情一擲。把研發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線城市，不光是企業成本控制的理性選擇，也是在一線城市房價長期走高的當下，對寒門員工們的一種負責。
企業研發中心到底是堅守一線還是轉移二線，考量的不僅是決策者的能力與視野，還有他們選擇“為誰發聲”的決心。
隱身的二線城市
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買不起房，並非中國特色；科技公司往小城市搬，在全球範圍內也有跡可循。
2019年，紐約市中心一套公寓的平均中位數是169萬美元，市民平均月收入中位數4500美金，要想在紐約買到一套房，需要美國房奴不吃不喝還貸整整31年。矽谷也好不到哪去，“59%的科技工作者都認為矽谷房價太高”，一度是推特和reddit上的熱門話題。
面對大城市的高房價，美國人民拿出了實際行動：《SeattleTimes》報道，休斯頓每年有大約10萬人流出，洛杉磯有大約11萬人流出，紐約則是20萬。
昔日汽車行業霸主通用汽車，也曾受困高房價高成本，不得不把IT中心搬到了沃倫、奧斯汀和亞特蘭大。有著南方矽谷之稱的亞特蘭大的房價，大約只有紐約的三分之一。而美國近幾年人口淨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圖，房價中位數也只有紐約的41%，聚集了波音、微軟、亞馬遜的總部，以及谷歌、英特爾、IBM的研發中心。
在2018年的美國財富500強中，達拉斯和雙子城這些美國的二線城市，企業總部數都高於舊金山、洛杉磯等超大都市，60%的企業總部分佈在六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區。
美國財富500強地域分佈
貧富差距相對較小的歐洲，高科技公司也呈點狀分佈。英國最大能源公司BGGROUP總部只有兩條主幹道的溫莎；歐洲最大航空發動機企業羅爾斯-羅伊斯總部位於距倫敦183公里的德比。大眾總部在沃爾夫斯堡紮根時，這座城市人口才剛剛突破十萬，只有一個私人和企業用途的支線機場。
近兩年成為網紅的光刻機霸主阿斯麥（ASML），誕生於僅有四萬多人的荷蘭小鎮費爾德霍芬，與其在半導體領域捨我其誰的地位格格不入的是，阿斯麥總部門口到現在還是一片荒地。
相比之下，能有這種意識的國內高科技公司，大概也只有華為。早在90年代，華為就將總部搬到了遠離深圳市區的龍崗坂田，2018年又搬到了深圳和東莞之間的松山湖。
在2010年之後，華為在一線城市拿地成本也極少超過2000元/平。不過即使這樣，華為仍然不停地將研發中心向二線城市遷移。
然而除了華為，扎堆一線始終是國內科技行業的主旋律。離開了北上廣深，基本意味著與網際網路、高收入以及大平臺絕緣。2020年8月，《財富》世界500強榜單釋出，大陸地區共計117家企業入選，首都北京以55家的數量獨霸半壁江山，北上深三地更是佔據了中國榜單數量的三分之二。
但另一方面，在北上廣深安居又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脫髮、996和35歲下崗完美詮釋了一線城市內卷精英的獨特文化。強如柯潔，也需要打贏一次三星杯，才能在北京二環勉強買一個衛生間。
逃離北上廣也成為2016年的年度熱詞的背後，是源源不斷的青年精英，被一臺名為理想的抽水機推動著流向超一線，然後在榨乾最後的精力之後，又被送還老家。
與歐美不同，作為承接一線城市產業溢位的二線城市，卻長時間隱身在中國科技版圖之中。在《財富》的世界五百強的榜單之中，即便是以高校眾多、產業基礎雄厚著稱的西安與武漢，上榜的企業總數也僅有三個。
當年小米為了說服員工從北京搬去武漢，一度推出了三萬元的搬遷補貼。按小米目前在武漢2000多人的規模，假設有一半員工來自北京，就是3000萬元的補貼——四捨五入一下就是一個億啊同志們。
背後的原因顯而易見，對年輕人來說，一旦選擇回到二線，也就意味著容易同時面對職位與薪水雙降的困境。
小米武漢總部
二線城市的隱身，有著過去資源向大城市抱團聚集的歷史原因，但隨著二線城市產業和生活條件都迎來拐點，高科技產業落戶二線，人才在二線城市安居也不再是個偽命題。合肥“風投治市”的躥紅，中西部網紅城市頻出，絕非偶然。
對企業來說，要想讓員工安心奮鬥，還是得有個二線革命根據地。
四座大山
高房價毫無疑問是推動華為和騰訊搬遷的重要因素，但倘若房價低就能建立起產業優勢，那麼中國的科學技術高地應該在鶴崗。
人們擁擠高房價城市的背後，還是對房價背後優質配套資源的心動，代表性的就是住房、交通、教育、醫療四座大山。而過去十幾年二線城市的發展，算得上是一部移山史。
如果以高樓數量來衡量一座城市建設的基本面貌的話，GDP僅排在全國第50位的廣西省會南寧可是非常驕傲。這裡超過150米高的大樓，有51座，位列全球第23名，把只有41座高樓的北京踩在腳下。
而交通便利方面，最初是京滬高鐵“一枝獨秀”，而如今南京、武漢、鄭州、合肥等二線省會城市都成功卡位“八縱八橫”戰略的交通節點。地級市桂林更是有9個高鐵站，通往一百多個城市。
2010年後，二線城市又掀起了地鐵建設高潮，成都僅今年就將新增216公里的地鐵里程，屆時將一舉超越廣州，位列全國第三。
高鐵、地鐵、高速等等交通設施建設，在省會和周邊地級市之間形成了“1小時城市圈”、各省會之間又形成了“3小時生活圈”，一步步縮小著和一線城市的交通體驗。
而在5G等通訊設施的發展上，成都、杭州等城市更是與北上廣深同步進行，刷影片、看直播、玩遊戲的高效體驗，將不分一二線地界。
名震全國的“醫療天團”裡，除了“北協和”在北京，“南湘雅、東齊魯、西華西”則分位於長沙、濟南和成都。而復旦大學公佈的中國醫院百強榜中，西安、武漢、杭州、重慶、南京等二線省會，都在全國頂尖醫療資源中佔據一席之地。而二線城市更少的人口，反而讓資源更加平均。
在教育環節，除了杭州相對拉胯，南京、武漢、西安、成都這些二線省會的高校資源並不落後，211高校數量幾乎和上海持平。
要知道在華為發展初期，大量的工程師不是來自清華，也不是交大，而是位於武漢的華中科大。華為17名高管中，來自華中科大的佔據4席，位列第一，搞得華科一度以華為“孃家”自居。南京的東南大學則是華為20多年的合作伙伴，華為也是東南大學畢業生就業人數最多的單位。
除了高等教育，二線城市的基礎教育資源其實也不弱。重慶的巴蜀小學、南京的琅琊路小學、鄭州的省實驗、長沙的實驗小學等等也都位列全國最佳小學前十五。在高中組，重慶的巴蜀中學和長沙的師範附中算是全國馳名，成都更是有兩所高中位列全國前十，搞得黃岡和衡水很沒面子。
所以，成都不僅僅鴛鴦樓、重慶不僅有解放碑、長沙不僅有茶顏悅色，這些二線城市更是有一整套不斷完善的生活環境。要知道，LV國內最大的旗艦店，是在成都的IFS。
2017年，還沒演真還傳的老羅把位於北京、深圳等地方的行政、研發、設計等總部管理部門一塊遷入了成都，他本人還在成都買了自己的第一套房。搬到成都後，羅老師談了兩點感受：一是同樣是保利的房子，成都比北京那個好得多，北京15萬，成都才2萬[1]；二是和成都太古裡相比，北京的太古裡“土多了”。
歸根結底，二線城市之於科技公司，其實是一個“三缺一”的狀態，房價低廉、生活便捷、基礎設施完善，就等大老闆們拎包入住了。
叢集與需求
對科技企業而言，員工在二線城市買得起房、養得起家、最好能生二胎很重要，但企業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更重要。通常而言，科技研發有兩大“引流器”：產業叢集和需求市場。
產業叢集是研發的試驗田——格力15個研發中心全在珠海，絲毫不影響董大姐追逐“核心科技”。而合肥引入京東方，就是“產業-研發”迴圈驅動的經典。合肥依託美菱、榮事達等本土公司和政策引導，吸引了美的、格力，成為家電之都。而後又依靠彩電叢集，引入了面板產業。
京東方不僅將產線帶到了合肥，也將研發落戶了這裡。畢竟每天和家電企業打交道，才能更敏感判斷行業的趨勢。
而合肥面板產業叢集，又促進400公里的南昌發展起了VR顯示產業，世界VR大會更是永久落戶南昌。緊接著，阿里、華為和微軟，相繼在南昌組織起了研發隊伍。
而對於網際網路企業而言，前往二線城市、利用產業叢集，確實更有必要。之前大家的聚焦點都是C端消費者，現在的流行詞彙是“產業網際網路”，服務物件是B端企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直播改造義烏小商品的銷售模式。
產業叢集恰恰是二線城市的優勢所在，溫州是皮鞋、打火機產業叢集；平湖是毛衫產業群、海鹽是光機電產業群、汕頭是皮具叢集。國內市場11%的文具都出自寧海縣；南通家紡產業線上線下市場交易額超過2200億元，佔全國半壁江山。
誕生了“挖掘機指數”的長沙，在工程機械領域彙集了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4家工程機械50強企業。產業網際網路要到二線城市去，其實是一個肉眼可見的大趨勢。
引領科研的第二個要素便是需求。新技術發展初期，需求往往集中在一線城市，比如Web時代，會上網、要上網、以及能負擔起費用的，基本都在一線城市；而隨後興起的網際網路生活方式，也都需要從一線開始慢慢試錯、發展，隨後向全國普及。
如今，網際網路公司天天談論的都是怎麼深入田間地頭，二線城市甚至成為業務的加速場。
2017年，美團推出打車新業務，首站便是南京。而滴滴進軍外賣業務時，三大城市也是無錫、南京、泰州。而共享電單車業務，則更是一線城市罕見，二線城市喜聞樂見、戰火連連。而鄭州餐飲業的總收入突破3000億元，穩居全國第四。既然主戰場就在二三線城市，需要快速響應的研發，也要靠近前線。
除了牽引研發的產業和需求之外，二線城市的研發支撐也在改善。為網際網路公司提供雲計算支撐的資料中心，就形成了北內蒙古、南貴州的雙核心網路。而蘋果、阿里都公司的資料業務，都相繼選擇了貴州。
產業叢集優勢、需求市場壯大、資料中心擴散、5G網路建設等等要素，都在抹平一二線城市之間的生產要素的差異。科技公司奔赴二線，不但有完整的配套設施，也是一種產業發展的趨勢。對員工來說，在二線城市工作，買房養家是小事，能少掉幾根頭髮善莫大焉。
產業升級
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想去二線發展，科技公司有必要去二線落戶，二線城市同樣也迫切需要高新產業。
九十年代財稅改革以來，伴隨著城鎮化建設大潮，“賣地”成為了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2010到2017年，土地出讓金在地方基金性收入中的佔比持續維持在80%左右；2018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達到了史無前例的6.5萬億，佔到了當年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66%。
單純依靠“地價漲---房價漲---GDP漲---地價漲”的內迴圈，在過去十幾年非常好用，但是走到現在已經快走不通了。
一方面，房貸佔居民收入比已經高達63%左右，高房價抑制消費早已老生常談；另一方面，房地產投資對經濟促進效應是“倒U型”的，而目前已經逐漸趨於“臨界值”——即擠出效應超越拉動效應，加之調控政策的嚴格執行，地方政府已經到了尋找新收入模式的關鍵時刻。
近期躥紅的合肥顯然是這個班級裡的尖子生，無論是頂著壓力拿下的京東方，還是儲存晶片領域殺出的黑馬合肥長鑫，抑或是今年剛用70億引進的蔚來，都是“風投治市“威名最樸素的詮釋。
作為一個在2000年仍排在全國82位的城市，合肥依靠著一次次“產業豪賭”不斷挖掘著發展的第二曲線，實現了經濟逆襲，自然被很多地方奉為圭臬。然而，這套模式學起來並不容易。
早在2005年，江西新餘就從僅有的18億財政中拿出2億補貼引入賽維光伏，但隨著光伏熱退潮，賽維兵敗如山倒。7年後，當年到期的5億債務還得動用省財政基金用於償還，危機爆發時直接造成新餘市財政收入下降13.5個百分點。
2016年，江蘇淮安引入投資額450億的晶片公司“德科碼“，但花光了政府出資來買裝置、挖人後，專案居然就爛尾了[2]。2017年，武漢市投資了百億元的半導體專案“武漢弘芯”，三年後便停滯了，土木都沒有完工。而投資了40億元的南陽政府，只換來了一個“喝水就能跑”的青年汽車。
爛尾的武漢宏芯
合肥模式的成功，既有“產業配套+長三角城市群區位+高校研發”的科學打法，但也不可避免有“風險”投資的機率成分。二三線城市拿著納稅人的錢參與博弈中，能力和運氣都非常令人擔憂。相比之下，承接科技企業的研發中心、公司總部卻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好買賣。
研發中心帶來的不僅是GDP，更是生生不息的人才。2017年，教育培新機構“尚德”入駐武漢光谷，打頭陣的只有一個10人組成的人力資源團隊，但如今尚德在武漢買下了3棟大樓，在崗人數超過4500人；而線上教育公司“猿輔導”入駐不足兩年，員工已超過5800人。
“網際網路+教育”產業不僅有望讓武漢成為僅次於北京的第二高地，更會透過科技外溢帶來無限可能。引入科技企業、留住未來人才的思路，也並不是新鮮事兒。地方政府也都動過心思，但並不是所有科技公司都感興趣，畢竟要考慮到異地管理、經營的難度、壓力。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正改變著科技公司的想法。
飛書、釘釘、企業微信等工具的快速迭代，大幅改善著遠端管理的效率。甚至有網友擔憂，當老闆發現不需要豪華工位、不需要高額差旅費也能完成業績時，福利下降該咋辦。海外科技巨頭也在適應新趨勢，推特、微軟都宣佈部分員工可以無限期居家辦公。
用二三線城市的低成本，完成一線城市的管理、經營效果，對於科技企業而言，就兩個字：真香。
今年前三季度，地方財政收入增長乏力、部分城市甚至出現了大幅下滑，如何守住地方財政的“錢袋子”，便成為急需作答的大題。如果在以前，承接科技企業研發中心只是一個備選項，但在土地財政、風投模式、疫情衝擊的多方要素影響下，“承接高科技產業轉移”已經是一種大勢所趨。
尾聲
2016年9月，俗稱“中國天眼”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正式落成啟用。這個專案於1994年提出，2001年正式立項，直到2011年才開工建設，總投資額高達6.67億元。2018年，《科技日報》刊發了一篇新聞，標題很有意思：“中國天眼”10萬年薪難覓駐地科研人才[6]。
文章中稱，科研人員“需三班倒輪流值班”、“會和家人長期分居兩地”，而且“手機不能帶”、“無線網路也不能隨意使用”。在這樣的條件下，“表現優秀者可入編”，工資加駐地補貼每年“可以達到”十萬元左右。對於缺少人手的情況，工作人員接受採訪時的回覆是：搞科研不能急功近利。
前段時間，華為挖角某半導體公司又上了熱搜，網際網路上的評論大多沒怎麼提狼性文化的事，畫風反倒是“但凡給足了錢，也不怕華為挖人“。差不多同一時期，華為還搞了個大新聞，標題簡單粗暴：華為招聘博士年薪200萬。
華為內部刊物記錄了很多奮鬥故事：在孟買恐襲時堅守崗位、在阿爾及利亞地震時開拓市場、在埃博拉肆虐時簽訂大單。華為能夠在通訊領域建立覆蓋全球的影響力，自然有鐵腕管理和奮鬥文化，但更重要的，是豐厚的戰利品。
在基礎科研方面，國內決策的特點往往是重視設施建設、裝置採購的投資，輕視大量基層人員的待遇、工資和福利支出。
能在深山老林數十年如一日堅持科學研究工作的，大多都有宇宙級的情懷、熱忱與犧牲。此前中科院某所90多人集體離職，更是把長期以來科研機構人才流失嚴重的窘境暴露無遺。
而在應用層面，中國公司重模式創新算是被說爛的梗，不少公司痴迷於華為“狼性文化”，卻往往在戰利品分配上不慷不慨，最終適得其反。
不久前，任正非三天密集走訪四所高校，談來談去，不外乎是強調基礎科研的重要性。正如他此前的感嘆：晶片砸錢不行，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對於華為來說，給博士開200萬的年薪，實在算不上什麼新聞。
更重要的是，在通訊行業披荊斬棘數十年的華為顯然深知，在高科技領域的攻堅中，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超車的彎道。
當下，科技行業自主自強的呼聲越來越高。但中國的產業升級，靠的不是裝潢豪華的研發大樓，不是蒸蒸日上的公司股價，更不是空洞飄渺的口號，而是紅標頭檔案和頂層規劃背後，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
歸根結底，程式設計師是人，工程師是人，科學家也是人。他們也想買房、也要養家，也有自己的慾望、訴求和煩惱。讓研發中心和科技公司遷往二線城市，終究只是高房價下的一種權宜之計。我們的高科技產業要實現突破，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把基層研發人員當作無慾無求的聖人。
在“產業升級“這個大命題之下，所有身在一線的研發人員和科研工作者，都是中國最寶貴的資產。無論未來是什麼樣的政策導向，解決好他們的後顧之憂，讓他們的付出得到一個合理的定價，才是我們最應該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