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飛地》雜誌有關中國漢語詩歌“十年的變速器”的提問:
1、請回顧下這十年來你自己的寫作生涯，它有著怎麼樣的自我革命或延續？
龍安: 在我看來，這十年來，我一直抱著一種生存的自我實踐的態度面對時代的變化與漢語詩歌的發展，在自我實踐的體驗與感受中，我發現時代不僅是一種生存的境遇，更是知識在交流中意識到自身的阻礙並努力改變敘述的規則與秩序，以適應科技發展帶來人類溝通的新途徑。也就是說，我的詩歌寫作在這十年裡，從最初的主觀抒情轉向客觀的描述，正是在客觀的描述中，我找到了一個人與歷史結合在一起的存在形態，這種存在形態就是一個人在現實的經歷中顯現的生命意識，語言就是對生命意識的客觀化，透過語言的自我言說，一個人不僅可以從現實的異化中脫離出來，而且讓這種異化本身成為寫作的題材，從而讓漢語詩歌擺脫傳統的套路，獲得創新的可能。
2、你如何看待一個詩人在類似於這樣的、十年意義上的自我總結行為？
龍安: 我認為詩歌寫作進行一次十年意義上的自我總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自我總結不只是一個人對自身寫作的反思，也是對寫作經驗的一次審視，對自身寫作的反思意味著你必須明白自己所走的道路遵循了哪些審美原則與對價值的判斷所形成的寫作理念？只有這樣你才能具備比較學的觀念，從而做到內外兼修，不斷地提升寫作的技藝。對寫作經驗的進行自我的審視，就是不斷開啟自身的藝術視野，豐富自己的表達形式，從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相容與吸納的開放性。
3、從親歷者或旁觀者的角度來看，你眼中十年前的漢語詩歌現場，和如今的有何不同？
龍安: 從我在詩歌網刊《春臺》做了十年的總版主來看，這十年來的漢語詩歌現場明顯趨於多元化與多樣性。詩歌迴歸到個體，只有透過個體對世界的經歷，個體才能獲得生命的感覺與經驗，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才能傳達出個體對世界的獨特感受。也就說，現在的漢語詩歌現場少了群體性的狂歡情緒與單一化的自我強迫，從而多了個體的獨立思考與書寫的自由。
4、你怎樣看待時下批評界和詩人自己熱衷/流行的代際命名（譬如第三代、70後和80後之類）？
龍安: 在我看來，當下的批評界過於提前給詩歌下定義，從而使詩歌死在命名的襁褓中。在日新月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詩歌有著自身的思考與自由表達的選擇，尤其詩歌正經歷自身遭遇的一個偉大又變革的時代，它不斷修改自身敘述的規則與秩序，不斷對新的境遇做出自身的理解與判斷，它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無法自我命名的特殊時期，所以它必須從過去形成的藝術中掙脫出來，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以便把世界的矛盾與複雜納入個人的生存實踐中，才能找到言說的主體。所以用代際（譬如第三代、70後和80後之類）來確定自身的寫作，是不準確的，它或略了詩歌本身的變化，而用代際的區分對詩歌進行標籤式的簡化。
5、你怎樣選擇（或界定）你在詩歌上的“同代人”？
龍安: 對詩歌上的“同代人”的識別，我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標準：那就是看他的寫作是如何在個體的獨立意識與自由的呼籲中來傳達個人的經驗與感受的？
6、你是如何看待並處理自己的寫作與時代風尚之間的關係？
龍安: 對我來說，我的寫作與時代風尚是一種疏離的關係，只有從時代風尚中疏離出來，我的寫作才能抵達它的真實。
7、你所出版的、離現在最近的詩集是哪一部？出版一部自己的詩集，對你來說通常意味著什麼？
龍安: 我即將出版我的第一部詩集《光陰的記憶》，出版一部詩集，對我來說，是對自身寫作進行一次階段性的總結，只有從總結的全面反思中，我才能擺脫我的階段性寫作，越來越接近自身寫作的整體性。
8、在人生程序中，當寫作和世俗生活的節奏發生衝突的時候，你如何處理？
龍安: 對我來說，世俗生活是一種自我實踐的生存鬥爭。寫作是對世俗生活的一次疏離，在疏離中，我才能理解生存鬥爭的意義，從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只有進入寫作，一個人才能意識到他得以存在的理由與責任。
9、你如何看待詩人的跨界，以及它之於寫作的意義——小至寫作內部不同文體的兼擅，中至不同藝術形態之間的切換，大至完全不相干之領域的共謀？
龍安: 詩人的跨界意味著一種冒險，只有具備冒險的精神，寫作才能成為一種精神的遊戲，遊戲就是發明一套新的表達模式，來傳遞流通中的資訊。 人類的溝通與社會的形成越來越依賴語言，語言作為一種自我的言說，只有在言說中，人與物、物與物、人與人之間的關聯以一種形式得以顯現出來，自我就是顯現的攝像頭。
10、談談（你的或別人的）中年心態？
龍安: 對我來說，中年意味著我度過了我的青春，青春消逝在我的身體裡，我才意識到我到了中年。人到了中年，就是說離死亡不遠了，在死亡把我打入它的黑暗的冷宮之前，我才意識到，我有些東西可以徹底放下了，有些東西值得我繼續去把它們未展現的部分揭示出來，因為揭示出來了，它們的完整才能讓我理解我的生命具有怎樣的意義？這些意義是需要我付出怎樣的代價才能融進人類文明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