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一群離休老同志乘坐遊船參觀重慶嘉陵江。船行水上，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突然指著岸邊周恩來曾經居住過的周公館大喊：“看見圍牆下面那個黑乎乎的洞了嗎？當年我就是透過這條暗道傳遞情報的。”
這位中等身材的老人名叫王亞文，他揭露了周公館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重慶曾家巖五十號周公館，在抗戰期間是以周恩來、 董必武為首的代表團所在地，也是地下黨的秘密聯絡點。因此，軍統頭子戴笠派了大批特務，對周公館進行24小時的嚴防死守。
出乎國民黨意料的是，就在他們眼皮子底下，無數重要的情報遞到周恩來手中，無數重要的指令被傳到四面八方，這一切，都是緣於嘉陵江邊的崖底有條直通曾家巖的暗道。
知曉暗道存在的人少之又少，不顯山不露水的王亞文又是如何得知的呢？看過他的履歷才發現，此人原本可以成為耀眼的將星，只可惜被醫生的一紙診斷證明隔絕在了戰場外。
王亞文是湖南醴陵人，讀中學時受到留法歸來的老師羅學瓚（也是毛澤東同學）影響，年僅12歲就徒步去安源，參加了劉少奇、李立三領導的安源煤礦大罷工。大家親切地喊他小弟弟，他也敢於當面喊劉少奇“大鼻子哥哥”。
王亞文在學校始終是活躍分子，還創辦了《前進》週刊，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1924年，王亞文決定投筆從戎，南下廣州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剛剛14歲的他身穿軍裝，金光閃閃的學員佩肩架在雙肩上，倒也顯得威風凜凜。
就在入學第二天，全體學員參加完典禮後立刻進行長跑，只聽得“撲通”一聲，與王亞文同宿舍，並且鋪位緊挨在一起的小個子學員猛然栽倒在地，臉色蠟黃、汗如雨下。王亞文趕忙將他扶起來，事後得知，此人的名字叫做林彪。
1925年6月，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部在廣州叛亂，黃埔軍校的學生軍也參加了戰鬥。王亞文在戰鬥中表現得英勇極了，他帶頭衝在最前列，手裡的槍管都打得發紅了，轉眼便攻上了城牆。
回到黃埔軍校後，所有見到王亞文的人，都笑著喊他“小鋼炮”，王亞文撓撓頭，很好奇這個綽號究竟是是給自己起的。
謎底在4個月後揭曉，那時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討伐廣東軍閥陳炯明。部隊出發前，周恩來笑眯眯地踱到王亞文面前：“小鋼炮啊，小小孩有志氣。”
至此王亞文才明白，雖然周恩來沒參加上次戰役，但聽說了自己的英勇事蹟後，脫口而出“小鋼炮”，這個美稱也伴隨了王亞文的一生。
在討伐陳炯明的戰役中，王亞文與周恩來並肩作戰，卻因身體不適，在戰場上數次暈倒，症狀是眼冒金星和腸道出血。
經過診斷，醫生認為王亞文的腸子出了大問題，不容分說給他開出了離校養病的通知。 黃埔軍校赫赫有名的“小鋼炮”、軍人驕子被病魔纏繞，只能返回老家養病，人生就此發生鉅變，軍隊也遺憾地失去了一員猛將。
1939年，王亞文從西南聯大畢業，夢想著奔赴延安進行革命。這時，他突然接到黨組織的命令，要他到國民黨陪都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接受任務。
重慶市曾家巖50號內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從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在重慶度過了將近9年的戰鬥生涯。
由於抗戰初期國共兩黨的協議，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成立與存在都是不對外公開的，只有少數地下黨成員知道曾家巖50號的真正秘密。
王亞文輾轉來到重慶，好不容易在一條小巷子的頭上找到了周公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已經等候在那裡。
簡單寒暄過後，周恩來提出，要王亞文到國民黨中從事秘密工作，以刺探情報為輔，以策反高官為主。
王亞文起初有點想不通，自己是正統軍人出身，不去前線真刀真槍地跟日本人打仗很是令他沮喪。
周恩來採用了先抑後揚的說服辦法，先是指明此項工作很難開展，換成誰都有畏難情緒，緊接著他話鋒一轉：“但是，你有條件做這項工作，誰都代替不了。”
原來，王亞文有個出色的堂兄王芃生，是蔣介石面前的紅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他的舅舅陶廣是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二十八軍軍長，還有一些高階將領如程潛、劉斐、李明灝等人都是王亞文的老鄉，這些條件可謂得天獨厚。
生來就不服輸的王亞文被周恩來激發出來鬥志，但又有些擔心：“我這個人平時不會打牌、跳舞、喝花酒……我沒有和他們混在一起的那一套。”
大家都笑了：“放心吧，我們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完成任務。”
王亞文出發去找堂兄王芃生，很快就在堂兄手下謀了箇中校編譯員，可以穿上國民黨軍服隨意出入各種場合。
王芃生
沒幾天，王芃生帶著這位小堂弟前去拜訪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程潛將軍。
宴席中，王亞文提到舅舅陶廣的名字，程潛很是高興，連聲說自己人自己人。他和陶廣交情很深，屬於赤膊兄弟，得知王亞文居無定所，便熱情邀請他住在自己家。
有了程潛這層關係，王亞文開始大膽地在國民黨上層中進行工作。很快，他就結識了李明灝、蔣百里、楊傑、林遵、周應聰、符昭騫、覃振等人，並和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此期間， 董必武指定王亞文去做李明灝的工作，並指示說：“要和李搞好關係，但不要暴露你的黨員身份。”
李明灝
由於王亞文和李明灝是湖南籍同鄉，他們談及國民黨的“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腐敗現象感同身受。幾次見面後，二人幾乎無話不談。 李明灝後來去解放區工作，併成為與毛澤東單線聯絡的紅色特工，與王亞文有著很大的關係。
在1949年幫助程潛於湖南和平起義的過程中，李明灝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41年1月中旬，王亞文以宴請湖南老鄉的名義，請參謀總長程潛、陶廣、劉斐、李明灝等人吃飯。
宴席上，大家高談闊論歡聲笑語，唯獨程潛獨自在喝悶酒。宴會結束后王亞文追出來：“頌公，是誰惹你不高興？”
程潛嘆了口氣：“我來時接到蔣委員長一通電話，說新四軍因在皖南不聽號令已被消滅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生死不明。 ”
葉挺
王亞文得知這一重要的情報後十分震驚， 趕快來到周公館，假裝在門口的一家小菸紙店買了一盒煙，乘無人注意之際，閃身進入院內，將皖南事變的訊息第一時間彙報給周恩來。
等到王亞文準備離開時卻被葉劍英攔住，他從視窗朝外望去，發現周公館門口的小衚衕裡比剛才他進來的時候又出現了不少陌生人，這是很少見的情況。估計是敵人擔心皖南事變的訊息已被周恩來得知，因此加大了提防力度。
這時，董必武拉了王亞文一把：“跟我來。”在周公館院子裡靠左的牆根處，董必武彎腰把地上的花盆一個個挪開，又把一塊青石板翻開，下面露出了一個只容得一個人側身走過的地道。裡面是個防空洞，也是通往嘉陵江邊的秘密通道，從此，王亞文常常經由此通道進出。
與程潛的交往令王亞文結識了很多國民黨高官，他與楊傑的交往更是徹底打開了局面。
楊傑
楊傑官至國民黨陸軍上將。陸續任陸軍大學校長、華北第八兵團總指揮等職，1940年從蘇聯回國後，任軍事委員會顧問。
楊傑為人正直，積極主張抗戰，和王亞文這個小晚輩一見如故，常常叫他來家中閒聊。
有一天，王亞文剛見到楊傑，就趕忙敬菸。這時，楊傑叫進來一個衛士：“你去我的臥室，把玻璃櫥裡的那個菸斗給我拿來。”
不一會，衛士來了，手裡捧著一個大煙鬥，頭部刻著歐洲人頭像。楊傑對王亞文說：“你抽菸，我把這個大煙鬥送給你，作為紀念。”
這個菸斗是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贈給楊傑的，國民黨軍政高層都知道這個大煙斗的主人是誰，王亞文收到這份珍貴的禮物後敏銳察覺到，這個菸斗對自己的策反工作將大有幫助。
莫洛托夫
於是，他到街上金銀首飾店，請店裡的工匠用銀子在菸斗的煙桿上打了一個箍以示重視。在一些關鍵場合，他常常掏出菸斗叼在嘴上，令那些將領們無比信服。
1947年年初，因形勢需要，周恩來、董必武先後飛返延安，他們指示王亞文著手展開對國民黨海陸空軍的策反工作，並任命他為組長。
在王亞文和其他地下黨員耐心細緻的工作下，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巡洋艦“重慶號”艦長鄧兆祥，在1949年2月24日舉行了震驚中外的起義，於26日安全抵達煙臺港。
當毛澤東在西柏坡得知此事後十分高興：“‘重慶’號駛向解放區煙臺，這是人心背向的又一個見證！我們要大力宣傳，給他們發嘉勉電。”
這艘國民黨最大軍艦的起義，帶動了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以及隨後的70餘艘軍艦起義，極大地鼓舞了人心。
王亞文在取得了一系列成績的背後，離不開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的細心呵護，他的身份才一直沒有被暴露。
葉劍英
他曾遭遇過非常驚險的時刻，是由一位名叫王暘的特務製造出來的。
王暘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早在1931年就與王亞文在遊行隊伍中認識了。那時的王暘偽裝成進步學生，王亞文一時間沒能看出他的廬山真面目，被王暘得知了自己的黨員身份。
王亞文到了重慶後，有次從周公館出來，剛拐彎走了不到50公尺，便迎面碰上王暘。他趕忙裝著被柳葉撩了一下臉，避開了與王暘的對視。
王暘也是有著多年經驗的老牌特務，馬上收集證據想對王亞文下手。
好在王亞文警惕性很高，將此事報告給董必武，董必武做了充分準備，先透過關係把戴笠對王亞文的懷疑抹掉，又讓王亞文將跟蹤自己的“尾巴”帶到程潛的公館，由程潛出面向戴笠施壓，總算把這事擺平了。
後來，董必武叫王亞文不要直接走到周公館來，而是與他約好在某條馬路上等候，周公館派車來接他。
董必武
得益於組織的保護，王亞文在策反國民黨高層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王亞文這位在隱蔽戰線戰鬥了一生的忠誠的革命者，低調地不邀功不炫耀，在教育戰線上繼續發揮餘熱，沒人知道這位科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竟有著如此驚心動魄的過去。
周恩來沒有忘記王亞文，還曾多次在陳賡面前誇讚他：“你們湖南醴陵的王亞文像一尊小鋼炮敢打敢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