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暢與李富春相伴53年，遺憾未見丈夫最後一面，為事業做絕育手術

“記取鐵肩擔道義，雙飛李蔡兩名家—柳亞子”

1900年5月，前後只相差8天的時間裡，蔡暢和李富春呱呱降生於湖南。兩人不光是老鄉，更於1919年前後腳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緣分，真是妙不可言。

唯一的區別是，李富春是孤身一人來到法國，蔡暢則是在威武的母親葛健豪的帶領下，同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全家齊上陣共同留學。

早在國內時，李富春就認識蔡和森，到了法國後，他更是常常跑到蔡和森家裡，同他討論政治經濟學等馬列主義基礎理論，順便認識了蔡和森的小妹蔡暢。

1922年，蔡暢在法國里昂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李富春一樣都是積極的革命者。一次，向警予和蔡暢帶領同學們追討留法學生的生活費，卻招致法國巡警的驅趕。混亂中，李富春為了保護蔡暢被打倒在地，蔡暢對這位小自己8天的同鄉頓生仰慕之情。

後來，因為工作的原因，兩人有了密集的交往，加之志趣相投，愛情就這樣產生了。本身蔡暢的媽媽葛健豪便非常喜歡李富春，常常誇他人品好、靠得住，只要李富春來串門，葛媽媽必定做地道的湖南菜招待他。這回得知李富春成了自家女婿，葛健豪更是喜不自勝。

1923年初，蔡暢和李富春在一家咖啡館舉辦了簡單的婚禮，幾杯啤酒下肚，就算完成了結婚儀式。沒有鮮花沒有禮物，蔡暢就這麼“寒酸”地成為新娘子。

夫妻之間通常都會有暱稱，婚後，李富春稱呼蔡暢為“大姐”，很快，這個稱呼流傳開來，在法的留學生，不論年紀大小，紛紛稱呼蔡暢為大姐。

婚後沒多久，蔡暢便懷孕了。她非常喜歡小孩子，但曾經立志要等革命成功再要小孩。如今，一想到革命事業可能會造成孩子的不幸，她的內心便升起惶恐，因此決定放棄做母親的權利。

李富春儘管想留下這個孩子，但看到蔡暢態度那麼堅決，加之自己與蔡暢的結合，不止是為了男女的愛情，更是為了在理想的征途和革命的道路上攜手同行、並肩戰鬥，經過劇烈的思想鬥爭，他選擇支援妻子的做法。

反對的聲音來自於母親葛健豪。老人家都是隔輩親，很希望看到兒孫滿堂，她表示自己願意犧牲學業來幫助二人撫養小孩。與此同時，法國法律禁止婦女墮胎，最後，蔡暢還是決定生下這個孩子。

孩子降生後，葛健豪歡快極了，給外孫女起名李特特，據說是取自蔡暢和李富春法國名字的音譯。孩子剛剛出生，蔡暢便為了革命事業做了絕育手術，從此，她和李富春只有李特特這麼一位獨生女。

李特特只有八個月時，父母便忍痛離開她，前往莫斯科學習，直到快4歲，才將她接到上海團聚。

最開始，李富春夫婦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們的家是組織的一個聯絡點。為了工作的順利開展，蔡暢將母親和女兒接來上海同住，同時還接來了哥哥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女兒蔡妮，以及姐姐蔡慶熙的女兒劉昂。

在外人眼中，這是一個普通的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其實，在這個家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工作。“老太太”葛健豪和十七八歲的“小姐”劉昂負責保管黨的檔案和經費；“傭人”劉端甫是秘密交通員；太太蔡暢擔任上海總工會的女工部長；李富春主持江蘇省委的宣傳工作。

當時，李特特還不滿4歲，正是天真爛漫的時刻，卻幾乎每一天都是在危險中度過的。特別是1928年5月1日，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在武漢犧牲後，李富春和蔡暢只能強忍悲痛安慰哥哥和母親。

蔡和森向警予

一年後，蔡和森出任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他把女兒蔡妮也一同帶到莫斯科去讀書。不久，葛健豪回到湖南老家，外甥女劉昂也結婚另住，這個掩護革命的大家庭就只剩下李富春夫婦和女兒李特特。

李特特回憶起那段經歷時，滿滿都是心酸，為了避開敵人視線，經常需要搬家，她的童年經歷，大多都是在輾轉中度過的。

不止如此，每次搬家都要編一套新的身份，改一次新的姓名。年幼的特特感覺很奇怪，就問爸爸媽媽：“我們為什麼老是搬家呢？搬家為什麼要改姓呢？”她得到的回答總是“不要多問，更不要對外人說”。

殘酷的環境不僅鍛鍊了李富春和蔡暢，使他們學會了應付各種複雜情況的本領。就連年幼的小女兒，也兼任了“觀察員”的角色。

大人們在屋內開會時，便打發李特特去外面玩。如果有熟人來，她就唱“小麻雀呀，小麻雀，你的母親哪裡去了......”；有生人來時，就唱“暖和的太陽、太陽，太陽她記得......”李特特就是這樣用歌聲把門外的情況隨時通知屋裡的人。

右一蔡暢

儘管環境無比緊張，但三人之間總是互相關心愛護。有一次，蔡暢出門聯絡工作，將近黃昏還沒回來。李富春擔心極了，看著女兒一夜都沒能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昏迷在路邊的蔡暢被送回來，李富春的心總算放下了。

李富春和蔡暢這對夫妻檔，在抗戰初期常常是夫唱婦隨。李富春調到廣東時，蔡暢便跟隨他前往廣東工作。1931年李富春前往中央蘇區工作時，蔡暢也化裝成老百姓，走小路、穿山溝、風餐露宿，經過二十多天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了江西瑞金。

為了行動方便，在離開上海前，李富春和蔡暢忍痛將六歲的女兒特特送回湖南老家。這次離別時間很長，李富春再見到女兒時，新中國已經成立，特特也從一個小女孩長成了大姑娘。

蘇區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大家穿得都是粗布衣和草鞋，晚上鋪蓋稻草睡覺。儘管如此，蔡暢依舊保持著整潔的儀容，加上她在法國的生活經歷，身上有種獨特的儀表美，十分給女同志爭光。

那時，每人的飯錢每天只有五分錢，主食就是粗糙的紅米飯和毫無滋味的南瓜湯，經常要用野菜充飢。即便如此，李富春、蔡暢、陳毅等人還要把飯菜省下來留給年輕人吃。

年輕人體力旺盛，常常吃得菜湯都不剩，遇到沒有菜，飯又幹澀得難以下嚥時，蔡暢他們就找幾個辣椒，拿點鹽一拌，照舊吃得津津有味。

李富春性格活潑開朗，愛開玩笑，蔡暢溫柔細心，但也是豪爽的性格。這對夫妻因為平易近人、關心群眾，在蘇區相當出名，很多老百姓紛紛打聽他們的住處，想要一睹二人風采。

有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在蘇區開展群眾工作依然會遇到很多困難。因為當地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婦女應該呆在家裡相夫教子，但當時蘇區很多青壯年都去當兵，嚴重缺乏勞動力，所以李富春多次召開會議，進行專題研究，積極鼓勵婦女走出家門，擔負起農業生產的重任。

左一李富春

蔡暢為了配合李富春的工作，更是以身作則，挽起褲腿赤腳下田，親自破除了當地“婦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劈”的說法。

蔡暢時任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兼組織部長，開展婦女工作很有一套。她經常利用省委、縣委召集婦女幹部開會的機會，把婦女骨幹接到家中，招待她們喝茶、吃水果，和她們談心。透過這種辦法，彼此增進了解和信任，工作也就好開展了。

就在現場氣氛熱烈的當口，李富春常常不請自來加入聊天陣營。面對如此一位“高官”，大家最初都感覺相當拘束。但很快，婦女們就發現李富春平易近人，接觸幾次後，好多人都敢於和他開玩笑，圍著他起鬨，讓他傳授戀愛經驗。

湊熱鬧的人裡還包括陳毅。他對戀愛故事沒興趣，卻對美食很有興趣。儘管大家的伙食補助微薄得可憐，但到了年底總能有點富餘。李富春和蔡暢屬於“雙職工”，有雙份補助，直把陳毅眼饞得夠嗆，隔老遠就能聽見他的大嗓門：“蔡大姐呦，請客嘍，給大夥打打牙祭。”

素來不拘小節的蔡暢，立刻會拿出錢來請伙房燒一鍋香噴噴的辣豆腐，請大家美餐一頓。直到解放後，幾位老同志碰到一起，還時常回味當年蹭飯的樂趣，也回憶著和江西人民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在江西呆了沒幾年，1934年10月，紅軍進行長征，蔡暢和李富春隨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成為長征中為數不多的紅軍夫婦中的一對，蔡暢也是紅軍中最高齡的女性。

李富春是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蔡暢主要負責部隊宿營時駐地的群眾工作，平時形影不離的夫妻，在征途中很難見到面，但他們總是利用一切機會，託人傳口信或是捎書信，互相勉勵安慰。老戰友們知道這兩位情深意篤，見到蔡暢常常開玩笑：“大姐，我得去見大哥，你有情書需要捎嗎？”

在部隊休整的時候，蔡暢不顧身體疲累，必得與李富春短暫相聚。夫妻見面有說不完的知心話，有時來了興致，會用法語高唱《國際歌》、《馬賽曲》，他們的樂觀主義精神感動了周圍的同志。

長征路上條件是難以想象得艱苦，但蔡暢愛乾淨，衣褲總是穿得整潔利落，就連補丁也縫得齊齊整整。每隔一段時期，她就會催促李富春換上一身乾淨衣服。女紅軍們在駐地看到李富春的身影，常常打趣到： “喲，李主任又來換衣服了！”

順利到達延安後，雖然生活平穩了許多，可蔡暢與李富春卻成了異地夫妻。到延安剛一年，蔡暢就去了莫斯科，邊學習邊治病；她回到延安沒幾年，李富春去了東北工作；好不容易蔡暢被派到哈爾濱參加東北局工作時，李富春又去了齊齊哈爾。

1947年4月，蔡暢在莫斯科作完《關於中國婦運情況》的報告後回東北，組織上安排她去齊齊哈爾看望丈夫，只可惜，她乘坐的火車到不了齊齊哈爾，只能停留在城郊的一座叫做昂昂溪的小站。

得到訊息的李富春，親自乘汽車前去迎接妻子，分別了一年半的兩人，見面後不顧世俗的眼光，緊緊擁抱在了一起。

解放後，蔡暢任全國婦聯主席，常常就一些事關婦女工作全域性的重大問題向李富春諮詢意見。李富春一點大男子主義都沒有，他發自肺腑地認為“婦女能頂半邊天”，加上才思敏捷，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夫妻二人經常在不違反保密規定的情況下，愉快地就工作進行溝通。

因為李富春幫婦聯出了不少力，蔡暢還幽默地稱呼他是婦聯的“女婿”。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 ，李富春養成了夜間辦公、開會的習慣 ，往往通宵達旦地批閱檔案。每當這時，蔡暢就會細心地囑咐工作人員為他準備好茶點，調節好室內氣溫。有時蔡暢惦記著丈夫，晚上睡不踏實，半夜裡常起來看望，勸他早些休息。

李富春只要出差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去瞧瞧蔡暢，然後才回到自己辦公室。如果長時間在外地出差的話，李富春一天要打一兩次電話，隨時瞭解蔡暢的情況才能安心。

正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這對以革命為畢生事業的夫妻，年輕時忙著各自的工作，獨女都顧不上管，夫妻之間雖然時時掛念著對方，卻沒有多少相處的時間。

步入晚年時，二人依舊工作繁忙，但只要遇到週末李富春不出門的情況，那天就成了老兩口的節日。他們暢談各自的工作情況，也閒聊奇聞趣事。每逢星期六晚上，小禮堂常常放映新電影，李富春便拉著蔡暢和小外孫一路有說有笑地前去觀看。

遇到蔡暢興致不高的時候，李富春就詼諧地說：“走吧 ，公婆公婆 ，公不離婆嘛。”逗得蔡暢哈哈大笑。

不論工作多忙，遇到婦女節和蔡暢的生日，李富春必定會送上一把鮮花。每當這時，老兩口就會親熱地擁抱並接吻，這是他們在法國養成的習慣，一直保持下來。

李富春晚年時患有肺氣腫、氣管炎和牙病，很受折磨，痛起來時連覺都睡不了，身體十分瘦弱。蔡暢對他的起居飲食分外操心，經常親自和廚師商量菜譜，給他調配適合胃口、富有營養的飯菜。

每週李富春都能吃到一盤燒得爛熟的紅燒肉或紅燒豬蹄，這是他最愛的菜，總是吃得格外有味。蔡暢在一旁看了就取笑他是老小孩、嘴饞。

為了幫助丈夫消解病痛，蔡暢經常陪他看乒乓球比賽，天氣晴朗時就拉他散步，下雪時則陪他一起在院子踏雪賞梅。

可惜歲月不饒人，李富春的病未見好轉，蔡暢又患上了眼病，連正常的讀書看報都很難進行。李富春又轉而照顧蔡暢，親自給她念檔案和報刊上的好文章，還時不時講幾句笑話逗蔡暢開心。

有人送給李富春一套《西遊記》，他如獲至寶，常常念裡面的故事給蔡暢聽，希望用孫悟空同妖魔鬼怪鬥爭的故事來幫助妻子激勵鬥志、堅定信心。

就這樣，李富春和蔡暢在相互關愛、相互扶攜中迎來了他們的金婚紀念日。這對73歲的老夫妻特地換上乾淨的衣服和布鞋，在慶雲堂的房前合影留念。

李富春和蔡暢，儘管夫妻二人都身居高位，內心卻無比敞亮，有一次，老戰友曾山和夫人鄧六金要來看望他們。在客廳等待時，李富春同蔡暢談起，自己當年在江西工作期間，曾錯誤地批評過曾山，過去自己一直沒找到機會賠禮道歉，希望這次能夠了解心事。

蔡暢大力支援丈夫的做法，在與曾山閒聊時，李富春果然誠懇地向老戰友道歉，其胸懷的坦蕩令人無比佩服。

1974年春，李富春健康狀況突然惡化，最終被確診為肺癌。蔡暢每次來醫院探望時，談論的都是國家大事和建設前景，幾乎涉及不到個人的病情。元旦時，蔡暢還特地帶來鮮花，向丈夫祝賀新年，李富春樂觀地說：“你放心，馬克思還沒有下請帖呢！”

因為得了感冒，擔心會傳染給李富春加劇他的病情，蔡暢按照醫生的建議呆在家裡，每天透過電話問候李富春，誰知，元旦這次見面竟成為二人的永別。1月9日凌晨，和蔡暢相伴53年的李富春與世長辭，他沒有留下什麼遺言，只在住院期間反反覆覆拜託工作人員：“你們好生照顧大姐，我永遠感謝你們。”

蔡暢趕來見到丈夫的儀容，哭得肝腸寸斷，悲痛地呼喚著：“富春啊，我來晚了！”此後的很長時間裡，蔡暢一直為自己未能在最後時刻陪伴在他身邊而抱憾不已。每每念及此事，就忍不住潸然淚下。

儘管悲痛不已，但堅強的個性又促使她化悲痛為力量，繼續為丈夫和自己共同執著的事業而不懈奮鬥。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蔡暢積極響應關於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號召，主動辭去一切領導職務。1982年8月6日，十一屆七中全會向蔡暢發了《致敬信》，以表達對她的崇高敬意。

1990年9月11日，深受全國人民愛戴的蔡暢大姐安詳離世，享年90歲，她最後的遺願是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也難怪美國著名作家尼姆.韋爾斯(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在她的《續西行漫記》一書中寫到：“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產生一個比她更優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麗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