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紅軍是從屬紅軍的一個部分，是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陝北紅軍是我國西北革命大本營的重要力量，正是因為有了陝北紅軍，讓我軍在革命低潮之際儲存了全國僅剩的一塊紅色革命根據地。
1928年5月初，在大革命時期群眾運動活躍的渭華地區爆發了武裝起義，成立工農革命軍，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段時期的武裝革命席捲西北，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不斷完善壯大，武裝起義此起彼伏。
直至1932年，經過長期的艱苦奮戰，紅二十六軍組建成立並在以照金為中心的地區開闢革命根據地。但是在軍政委杜衡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干擾下，紅軍慘遭失敗，而以劉志丹、習仲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陝甘地區實際出發，扭轉危局，提出並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並恢復了紅二十六軍，儲存了革命力量。1935年春，紅二十六軍與紅二十七軍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使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銜接起來，連成一片，形成了覆蓋隴東、陝北地區的陝甘革命根據地。
1933年，在與國民黨的對抗中，我軍不幸遭到敵方的埋伏從而元氣大傷，只能在渭北根據地休養和調整士氣。不久之後，西北地區成立了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當時謝子長被任命為總指揮，隨後又經過數次的調整，才最終組成了陝北紅軍。
陝北紅軍為何沒人被授予元帥與大將軍銜？
紅軍的構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主要由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各省游擊隊以及陝北紅軍組成。1955年，國家第一次對戰爭期間有卓越貢獻的將領進行授銜，當時紅軍每個方面軍都有將領被授予大將以上的軍銜，卻唯獨陝北紅軍沒人被授予元帥與大將軍銜。
其中，紅一方面軍被授軍銜的人數是最多的，八位將領被授予元帥軍銜，還有六人被授予大將軍銜。紅二方面軍的元帥是賀龍，大將則是許光達；紅四方面軍元帥為徐向前，大將有兩人，分別是徐海東和王樹聲。
估計很多讀者會覺得，徐海東是陝北紅軍的領導，為什麼在授銜時被歸為了紅四方面軍的人？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徐海東並不算真正的陝北紅軍，他的部隊是紅二十五軍，在1935年的時候，他們從鄂豫皖根據地而來，經過艱難的長征才到達了陝北，加入了陝北紅軍。如果要歸根溯源，陝北紅軍是脫身於謝子長、劉志丹等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徐海東只能算是個“外來戶”。
因此，小編將徐海東歸為紅四方面軍的大將。南方八省游擊隊的元帥為陳毅，大將則是粟裕，粟裕雖然開始出身於紅一方面軍，但實際上，最終評銜的時候，他按照規則是作為南方八省游擊隊一員參與選評的。
看到這裡，相信有些讀者不禁會好奇了，陝北紅軍對於革命的貢獻有目共睹，那麼陝北紅軍裡怎麼沒人被授大將以上軍銜呢？
陝北紅軍無人被授予大將以上軍銜的真正原因
其實，主要原因在於，陝北紅軍的傑出將領謝子長和劉志丹都不幸過早犧牲，沒能等到授銜儀式舉行。
首先說謝子長，他是陝北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對於陝北地區的革命有著無比重要的意義。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謝子長將革命的熱血揮灑到陝北大地，陝北就不會出現第一次飄揚的中國工農紅軍旗幟。
謝子長於1896年12月，生於陝北安定棗樹坪一個小康水平的農村家庭。這時的華夏文明，正在被迫接受外來文明強有力的挑戰，在文化較落後的陝北，謝子長家以務農為生並經營一家柴草店，生活較為富裕安逸。
由於當時陝北的文化意識較淡薄，謝子長直到十四歲才開始了自己的讀書生涯。接觸到知識後的他如同發現摯寶，涉獵群書，茅塞頓開，開始探索思考國家民族之事。
在西安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民主、自由的新思想正瀰漫著，擴散著。這讓開闊視野的謝子長，開始身先士卒的力圖改造舊社會。回鄉期間的謝子長毅然狀告反動縣長章尚武，最終的勝利使得他頓悟：那些分散在各村各戶的農民，一旦組織起來敢於和官府抗衡，就能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
後於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此，謝子長在革命星火燎原的中華大地義無反顧地跟著黨走，這位被革命烈火炙烤的熱血青年走上了職業革命的道路。
1926年夏秋之際，謝子長繼續深入部隊開展兵運工作，深知農民是革命主要力量的他，還積極開展農民運動。與此同時“在安定組織農民協會”開辦農運講習所，培養骨幹成員，農民運動工作呈現出一片方興未艾的大好形勢，開展反對封建官吏及土豪劣紳的多次鬥爭，使得謝子長被稱頌為“謝青天”。
1934年，陝北軍閥井嶽秀趁紅軍主力南下陝甘之際，對清澗為中心的陝北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敵人採取穩紮據點，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並且隔絕紅軍與外界的聯絡，斷絕物資供給，妄圖封鎖紅軍與群眾的聯絡，謝子長率紅二十四師第三團和陝北第一、二、五支隊在群眾的掩護支援下作出強力回擊，紅軍在陝北屢戰屢勝，鼓舞了戰士和群眾計程車氣。
1934年8月26日，陝甘游擊隊在清澗河口村展開了反圍剿戰鬥。在這次戰鬥中，謝子長不幸胸部中彈，他用衣襟掩住傷口，繼續指揮戰鬥，當鮮血滲透了他的夾襖，同志們才發現，但是他依然不下火線，直到戰鬥勝利。為了穩定情緒鼓舞士氣，他傳令為他負傷的事保密。
因為敵人的封鎖與當時的醫療條件所限，加之帶傷堅持革命工作，謝子長的病情不斷惡化，於1935年2月21日與世長辭，時年39歲。
謝子長逝世後，毛澤東惋惜不已，還曾三次為其題詞。毛澤東晚年的時候，也常常把謝子長的名字掛在嘴邊。
其次，還有一個人也是不得不提的，他就是劉志丹，原名劉景桂，因後來鬧革命官方通緝改名為劉志丹。
1908年，正值軍閥官僚黑暗統治和地主豪紳殘酷壓迫的時期，陝北人民的生活民不聊生,懵懂的他親眼目睹著家鄉人民的悽慘景象，自家生活雖殷實，但他不愛奢靡、華麗，整日與鄰家的窮孩子唱、鬧、玩兒在一起。
隨著心智的成熟，他發自內心地越來越同情窮苦老百姓，加之經常受到頗受鄉親敬重的祖父的薰陶，以及家中長工張老漢所講貪官豪紳的罪惡和古今英雄人物故事的影響，在劉志丹年幼的心底埋下了對欺壓百姓的舊勢力仇恨的種子。
1922年，立志透過勤奮讀書，改變社會不公的年少劉志丹，考入了陝北二十三縣聯合縣立榆林中學，十九歲初到榆林的他為時局所困惑，不禁感慨黑暗的社會，此時恰逢五四運動新思潮傳播至西北內陸偏僻的陝北，這裡有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優秀黨員和宣傳活動家魏野疇、李子洲的身影，在他們的指導下，劉志丹手不釋卷的閱讀進步書刊。
把這裡變成革命火種的溫床是陝北封建軍閥井嶽秀不能準允的，而此時的革命火種卻已經在劉志丹心中愈發熾熱強烈，這樣熾熱的火種隨著更加窒息的反動空氣反而倔強般蔓延到了實際鬥爭當中。
那時，他已經當選為榆林中學學生自治會會長。11月間，由於學生會公佈一份學生洗澡次序名單，使得具有校長族叔身份的杜自生次序靠後，其蠻橫無理執意要搞特殊，因而引發學生們反對，劉志丹帶領同學，發宣言，散傳單，製造同情學生輿論，最終杜自生得到嚴懲，學生也爭取到訴求權力。
1924年，劉志丹想盡種種方法，克服重重困難離開榆林中學，奔向革命的中心廣州。翌年初，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學習，後轉入炮兵科學習，在這樣一所充滿救國氛圍的進步學校裡，政治上十分活躍，學習上十分刻苦的他，於1926年秋以第五名的優異成績畢業。
1928年，劉志丹和謝子長一起參與領導了渭華起義，“九·一八”事變後，劉志丹和謝子一起建立了照今革命根據地。
其實，他早有建立根據地的想法，他曾說：“毛澤東同志建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應該是一個榜樣，如果我們也能像毛澤東學習，建立根據地，那麼就可以以此為基礎武裝起來搞革命，逐漸向外擴大斗爭的範圍，這樣就有方向、好行動，而且萬一失敗，局面嚴重起來，我們也有根據地站腳，可以回來休整隊伍。”
1932年，身為陝甘游擊隊長的劉志丹和謝子長，找到當時領導“兩當兵變”後失敗的習仲勳，共同建立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1935年底，華北事變爆發，全國抗日形勢愈加高漲，順應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決定組織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
1936年春天，當紅軍開向抗日前線，而國軍在三交鎮擺著堅固的防禦工事，擋住紅軍的前行道路，劉志丹準備夜裡發動奇襲，攻其不備。當激烈的戰鬥拉開後，猛然一聲，有人說：“總指揮掛彩了！”
幾個戰士，忙著跑過來，看見劉志丹，倒在地上，敞開的胸上直往外冒血，兩眼緊閉著，沒有說話。在戰士們的呼喊下劉志丹吃力地睜開眼，向周圍掃了一下，說：“不要管我，告訴同志們：堅決打垮敵人！”
雖然打了勝仗，但大家卻苦著臉，因為總指揮傷勢嚴重，昏迷不醒，最後壯烈犧牲。在西北土地革命史上，陝甘根據地史上作出革命壯舉的劉志丹，深深地將傑出貢獻印刻在中國人民革命歷史的豐碑上。
謝子長和劉志丹是陝北紅軍主要創始人，在他們的運籌帷幄下，將陝甘地區的“梢林”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創造出更為理想的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上探索出一條雖曲折，但獨特的陝甘革命道路。可以推測的是，如果這二人在1955年授銜的時候仍然在世，他們都有極大地機會被封元大將以上軍銜的。
不過，無論有沒有軍銜，在艱難險阻的陝甘革命戰爭年代，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黨、軍隊和人民，在外無援助，內憂外患的困難情況下，靠團結奮鬥、百折不撓精神，排除萬難，使陝甘根據地得以儲存並不斷髮展壯大。繼承和弘揚這樣的陝甘革命根據地精神不但是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們現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不可少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