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國人對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對福利制度本身存在諸多誤解。這些誤解的普遍存在，給我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帶來了不利影響。

誤解之一：西方發達國家都是高福利國家

西方國家除了北歐國家和一些西歐國家，其它許多在國人眼中的“高福利國家”其相對福利水平都是不高的。

北歐國家和一些西歐國家的社會保障水平，即社會保障支出佔GDP 的比重在30%左右，像法國、丹麥和芬蘭等國甚至超過了30%。

美國、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這些國家的社會保障水平只有20%左右，有很多還不到20%，相比歐洲高福利國家差距比較大。近些年，我國與歐盟同口徑的社會保障支出佔GDP 的比重應該達到了15%左右。

近十多年來，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一直在高速增長，在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方面，我國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差距其實已經變得很小了。

誤解之二：高福利是讓人們不勞而獲，或是高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這三大主要內容，以社會保險為核心內容。一般在社會保障支出方面，“互助”佔據了大頭，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所佔比重並不是很高的。

在歐盟社保總支出中，養老保障佔比40.2%，醫療衛生支出佔比29.2%，家庭和兒童支出（8.5%）及殘疾人保障支出（7.3%），失業保障和撫卹事務(10.8%)，住房保障支出（2.1%），社會融入支出（1.9%）。（2014年資料）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救濟和預防貧困。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不同於傳統的“濟貧”制度，它不但救濟貧困而且還能有效地預防貧困，它不但能夠減少絕對貧困問題還能減少相對貧困問題。

提高勞動者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滿足的程度，一定實際工資給勞動者所帶來的效用減少，因為邊際效用遞減。勞動者出賣一定勞動力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資將因此能得到提高。

當整個普通勞動者群體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滿足的程度得到提高時，整體的工資水平也將能得到提高。

因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可以提高實際工資水平，減少勞動與資本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減少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資本收入的增速要遠大於勞動收入的增速，如果不能調整收入分配，自然會出現兩極分化。福利這“羊毛”雖然是出在“羊”身上的，但如果社會保障制度不幫勞動者薅羊毛，這羊毛就會讓資本給薅了去。

誤解之三：高福利養懶人

最容易讓國人一談到福利就“色變”，一談到高福利就“色變”的，就是“高福利養懶人”。

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普通勞動者們的處境會是怎樣的？現實中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環境，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管控非常少，比較接近於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環境。

工業革命時期，工人階級的生活異常的悲慘，工作時間非常的長。有些行業的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8小時，有些行業的工人有時會連續工作幾十小時而得不到休息，在有些行業一個精壯的勞動力工作不超過十年便會完全被榨乾。

工業革命時期，工人階級為何會這樣的“勤勞”？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最根本的是由工資所帶來的效用所決定的。在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獲取工資來滿足自己需求的過程中，工資會給勞動者帶來效用（需求的滿足），勞動會帶來負效用（辛苦和受累）。只有工資的效用大於勞動的負效用，勞動者才會願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工資的效用越大，勞動者所願意承受的勞動負效用也就越大，其所願接受的工作時間也就越長。

工業革命時期，工人階級大多來源於失地的農民和破產的小手工業者。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往往就會面臨飢餓的威脅，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滿足的程度非常低。當時的英國政府雖然也會給窮人一點點可憐的救濟，但那也只能在陷入貧困的深淵時才有可能得到。

在工業革命時期，由於工人階級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滿足的程度非常低，一定實際工資帶來的效用就變得非常大，因為邊際效用遞減。因而，即使工資水平僅僅維持在最低生存線附近，工人階級為了不被餓死，也不得不極其辛勤地工作。

工業革命時期的愛爾蘭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是出名地懶惰和馬虎；渡過海峽之後，他們成了勤勞和進取的模範”。在愛爾蘭時，因愛爾蘭是農業社會，又受到地主的殘酷剝削，他們的勞動所得實在太少，所以愛爾蘭人在本國表現得很懶惰。而當時英格蘭正在進行工業革命，工資水平相對要高得多，所以就會表現得很勤勞。

後來，隨著工人階級“社會互助”活動的廣泛開展，隨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及社會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勞動者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滿足的程度不斷地相對提高，工資的效用不斷相對減小，工作時間才逐漸縮短的。

高福利並不一定會養懶人，只有過度福利才會養懶人。保證勞動者能夠享受足夠的社會保障，才能保障勞動者不被過度剝削，才能保障勞動力不過度供給，才能保障勞動者能夠享受足夠多的閒暇時間。

當前，“996”、“007”等工作制在我國大量普遍存在。如果不能提高廣大普通勞動者所能享受到的實際福利水平，即使嚴格取締了“996”、“007”這類工作制，廣大普通勞動者所願意接受的工作時間還是不能縮短，將造成“打兩份工”的現象大量出現，這對於廣大普通勞動者來說是沒什麼實際意義的。

在西方發達國家確實存在大量的“高福利養懶人”的現象，但這主要是因福利分配不平等所導致。

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針對低收入者，特別是陷入貧困的低收入者通常都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可這些福利往往不但沒能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而且還讓許多低收入者退出了勞動力市場，使得他們陷入一種依賴福利生存的困境。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改“普遍性原則”為“選擇性原則”，強調社會保障中的個人責任等。這些改革使得西方國家的福利分配變得日益不平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功能因此逐漸弱化。

在勞動力市場中，工資水平是在勞動者群體的競爭下決定的。據前面的分析，透過從整體上提高勞動者群體的福利水平可以提高工資水平，福利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勞動者在出賣一定勞動力時所要求的最低工資得到提高。如果只提高一部分勞動者的福利，由於其他勞動者的競爭，工資水平不能得到提高。如果工資水平不能提高，福利水平的提高，會使工資給勞動者帶來的效用減小，當工資帶來的效用小於勞動的負效用時，勞動者便不會願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這就是所謂的“高福利養懶人”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