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家發改委公佈了《“十四五”特殊型別地區振興發展規劃》,規劃的提出顯然對未來我國國土的進一步均衡、科學的開發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就城市而言,本次規劃的最大贏家莫過於徐州、洛陽、襄陽和長治這四個內陸普通地級市。因為規劃中明確提出支援以上四市建設省域副中心城市。
要知道,我國的普通地級市有數百個之多,將這四個城市單獨列出來,稱之為“百裡挑一”也不為過。雖然像襄陽、洛陽都早已是所在省確立的省域副中心,但是由國家明確提出卻是首次,其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那麼國家為何會選中這四個城市?
要弄明白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楚的是,國家在當前明確提出建設省域副中心的背景是什麼?筆者認為這是順應我國當前經濟地理格局演變趨勢的必然舉措。從改革開放到如今,我國率先重點發展的是外貿經濟條件優越的沿海地區,後來是沿江、沿京廣線、沿隴海線等外貿區位條件次之的內陸省會城市。由此也就形成了如今中國經理地理的基本格局。然而,當前國際貿易的外部環境有日益嚴峻的下行之勢,以外貿驅動式的發展顯然已經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擴大內需,做大內部市場,構建內迴圈體系就顯得十分必要。
然而如何擴大內需?大力發展老少邊窮地區,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便是正解,這一點也是我國建成現代化國家的基本要求。所以國家在此時出臺關於這些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規劃完全就是順勢而為。而要發展廣大的欠發達地區,必須要有一些抓手,或者說需要培養一些新的增長極,以帶動這些落後地區的整體發展。雖然當前的北上廣深、寧杭漢蓉等增長極已經足夠強大,但它們對於這些較為偏遠的邊窮地區的輻射帶動也確實是鞭長莫及。以湖北省為例,武漢確實是實力強大的新一線城市,然而它偏居於鄂東,對於鄂東整體的帶動能力自不必說。但是廣闊的鄂西地區經濟卻長期相對滯後,離武漢又太遠,所以鄂西地區就急需培育新的強大增長極來帶動自身發展。類似地,還有豫南、湘西等地區情況基本也都是如此,所以這些邊窮地區都有培育省域副中心的客觀需要。
然而,全國有那麼多邊窮地區的城市,為什麼卻單單隻選中了這四個呢?以筆者之見:
首先當然是經濟實力的因素,畢竟要擔當帶動一方的重任,沒有自身過硬的實力是不行的。先看徐州,其GDP在2020年時已經超過7000多億,是蘇北地區首屈一指的實力之城,在內陸的普通地級市中更是名列前茅;洛陽、襄陽和長治,則均是所在省的“二當家”,也全都是實力派。特別是洛陽和襄陽,還是廣大中西部經濟最強大的兩大普通地級市。
還有就是地理位置的因素。上文已經提到,省域副中心的建設是帶動邊窮地區發展的需要。所以這幾個城市的地理位置往往必需地處所在省的欠發達地帶、且是邊緣地帶。只有處於這樣的位置,這些副中心才能起到帶動地區發展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成為獨當一面、輻射一方的強大增長極。從這點來看,四城基本上都屬於這類城市。
先說徐州,其所在的江蘇歷來是南富北貧,而徐州又是蘇北的老大,那麼帶動蘇北的重任自然就非徐州莫屬了。從更廣的區域來看,徐州地處蘇皖豫魯四省毗鄰的淮海平原,這個片區可以說是四省不發達地區的地理組合。所以徐州的做大做強對於整個淮海地區經濟的提升,都具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而地處河南西部的洛陽對於豫西的發展的重要性自然也毋庸置疑,不必贅述。再看襄陽,地處鄂西北、豫西南及陝東南這個連片落後地區,這個地區無論離武漢、鄭州還是西安都相距甚遠,而襄陽作為該地區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其城市能級的進一步提升對於這一地區經濟面貌的改變自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後看長治,長治位於晉東南,毗鄰河北和河南,這個連片區域人口雖然很多,但整體的經濟面貌卻還是較為落後的,所以長治的經濟崛起自然也就能夠有力地帶動這一地區的發展。
第三,四座城市均擁有十分突出的區位優勢,具有成長為新的強大增長極的潛質。國家要確定一個省域副中心帶動區域發展,這個城市還需要具備較為突出的區位優勢。因為區位優勢是城市具有良好成長性或者說是城市潛力的體現。一個區位優勢不突出的城市,就很難吸引到各類經濟要素的聚集,就算是國家再怎麼扶持也很難成為帶動一方的增長極。而國家所欽點的這四個城市,無一例外都是區位優勢十分明顯的城市。
先看徐州,自古以來這裡都是南來北往、東連西通的交通要衝,是著名的“五省通衢”之地。在普鐵時代更是隴海線和京滬線兩大動脈的交匯點,是少有的、全國性的“十字路口”。如今的高鐵時代,京滬高鐵、鄭徐高鐵等又在此彙集,即將形成新的“米字形”高鐵樞紐,再加上京杭運河的水運之利,徐州在北方內陸地區的交通區位確實是十分突出,可以說是連結我國長三角、京津冀、中原、膠東四大經濟區的交通中樞。
再看洛陽,洛陽自古居天下之中,有中都之稱,是我國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也是我國古代主要陸地交通線的匯集點。到了近現代,雖然鄭州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洛陽的交通地位,但洛陽依然是全國主要的鐵路交通樞紐之一,因為它處於隴海線與焦柳線交匯的十字路口。如今包括多條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又在此彙集,洛陽在交通方面的區位優勢依然十分突出。
襄陽,自古就有“南船北馬”之地,可見在歷史上它就是一個連南接北的交通要津,並享有“七省通衢”之譽。而現如今,襄陽的交通區位優勢已更為突出。除了是漢丹線和焦柳線這兩條普鐵線路的交匯點之外,即將開通的西武高鐵和鄭渝高鐵也將在此彙集,襄陽從此將成為聯絡武漢、鄭州、西安和重慶這四大“國中”城市的中樞之地這樣突出的區位優勢在內陸普通城市中是很少見的。另外,襄陽還擁有著漢江的水運優勢,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物資交流向來也十分便利。
再看長治,自古以來長治都是山西省東南部的交通樞紐,是太原、洛陽、鄭州、邯鄲等重要城市之間的連結點。如今,透過太焦鐵路、長邯鐵路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長治與周邊大中城市的交通聯絡也愈加便捷。無論是向南與中原城市群的融合、還是向東與山東城市群的融合,都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
當然,除了以上三大因素外,優先選取這四個城市建設省域副中心,顯然還有國家對於平衡區域發展、改變區域格局的考量。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四個被國家欽定的城市均與河南省有關。洛陽作為河南名城自不必說,而徐州、襄陽和長治則分居於河南省周邊的東、南、北三側,加上西邊的洛陽,幾乎就形成了以鄭州為中心,四星拱衛的格局。這難道只是一種偶然嗎?當然不是,畢竟這是國家出臺的規劃不是出自河南省,但規劃的重點卻又幾乎圍繞著河南這一個省。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國家當前對於河南省發展的高度重視,說明了河南及其周邊經濟的崛起對於未來國家整體經濟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河南及周邊地區就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原地區,這裡自古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所在。雖然近代以來這裡的經濟發展已明顯落後於東南沿海,但這裡仍然是中國人口最稠密、最集中的地區。要知道,包括河南及周邊省份的臨近區域,人口至少能達到1.5億以上。所以無論是從文化,還是從人口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都不能把河南、把中原這個中華民族最初的根脈之地給落下。更何況現如今我國南北經濟差距呈現出日益擴大的嚴峻現實,國家大力支援包括河南在內的北方地區的發展已經刻不容緩。在北方的主要經濟區中,京津冀實力最強、基礎最好,只要積極協同發展,繼續保持強勢問題不大;東北和西北因為地理和人口劣勢,要真正實現大的跨越式發展又尚需時日。在此情形之下,人口眾多、且居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區自然就會成為國家當前支援北方發展的重點所在。
然而一個嚴峻的現實卻是,中原地區當前只有鄭州這一個國家中心城市,而其經濟實力在現今九個國中城市中又還十分薄弱。如此以來,繼續做強鄭州的同時,著力培育更多的經濟增長極來帶動這個擁有1.5億人口地區的發展,就顯得十分必要。由此,這個以鄭州為核心,四星拱衛的大中原城市空間分佈格局也就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