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撰寫的回憶錄《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第一卷已於去年的11月17日出版。他在這一本768頁的書中，多次談到了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與中國有關的故事和看法。

奧巴馬在書中提到，在他看來，唯一能對美國在世界的卓越地位加以挑戰的就是中國。

本文擬對奧巴馬任職美國總統的這八年（2009年1月20日 -2017年1月20日）的對華關係作一基本梳理。

奧巴馬對華關係前半段

奧巴馬執政伊始，中美全方位交往漸入佳境，當時的宏觀背景是美國處於從金融危機復甦，及中東戰爭收尾階段，而中國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以後，又進入改革開放新一輪的騰飛，這就造成一箇中美雙方比較依賴發展的大局面。

奧巴馬執政的第一任期的後半段，中美關係從興奮狀態逐漸恢復了冷靜。雙方的分歧和衝突越發明顯。

有學者指出，很顯然，雙方在核心利益方面還沒有做好讓步的準備： "雙方都還沒有做好準備，在對方核心利益方面做出讓步。美方沒有做好準備，在中方的訴求方面做些讓步；中方對美方的訴求，比如朝核問題，伊朗問題，還有阿富汗問題，也都沒有作出讓步的表現。"

這名專家指出，如果在美國失業問題仍然嚴重的時候，從中國傳來的都是聽起來不錯的經濟訊息，美國老百姓對中國的負面情緒肯定會上升。由此看來，除了主權問題之外，貿易爭端也將是影響兩國關係大氣候的主要因素。

雖然如此，一些專家仍認為，中美兩國之間以合作為標誌的發展總趨勢將不會改變。

悄然轉變的國際秩序

當下世界政治格局最大的變化是國際秩序正在悄然改變。普遍觀點認為，現有的國際秩序依舊是二戰後雅爾塔體系的延伸，冷戰後，蘇聯淘汰出全球霸權的爭奪，世界形成了新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格局。

然而，2008金融危機和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成為美國衰落的轉折點，世界霸主面對內外雙重困境開始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美元的經濟能力不復當年風采，另一方面北約的軍事能力也日益衰減。

與美國的衰落同時發生的是中國的崛起與俄羅斯的上升。中國的崛起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基礎硬實力，並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不論是和平崛起的中國還是強硬上升的俄羅斯，都在改變著過往美國在各領域一家獨大的世界格局，而中國更是在不斷建立各領域的世界新秩序。

中國——新秩序的主要建設者

從經濟領域看，在2014的APEC北京峰會上，中國既向東為亞太地區制定了《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也向西提出了“一帶一路”，將新的經濟格局從中亞延伸至歐洲腹地。

推出《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不僅是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歷史性地邁出實質一步，更是中國在這一區域的經濟領域制定新遊戲準則，成為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的強有力挑戰。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亞太自貿區將為全球貢獻約2.4萬億美元的產值，而TPP還不到2.4億。相對於美國主導下，將中國這一最具魅力與活力的市場排除在外的TPP，由中國推動的亞太自貿區的包容無疑更具有吸引力。

雖然美國因擔心亞洲自貿區談判會妨礙美國主導的TPP談判程序，而對中國加速建設亞洲自貿區加以阻撓。

但中國仍成功推動APEC成員國同意對此進行兩年的可行性研究，並在貿易部長會談的宣告中將此定義為“其目標是儘早建立亞洲自貿區”。這一新秩序的建立意味著中國在亞太地區將擁有更大話語權。

此外，在APEC北京峰會上，中國還宣佈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支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許多國際觀察者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但又比當年“馬歇爾計劃”的雄心更大。

有關資料顯示，“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總量將高達21萬億美元，倘若成功，中國有可能將其推廣至全世界。中國將藉此在亞太甚至全球提升影響力、主導力。

二戰以來，世界金融體系的話語權、控制權長期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即歐美輪流坐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日本把持亞洲開發銀行。

因此，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銀行的誕生，無異於在舊格局上另起爐灶，建立新的世界金融格局。而作為亞投行的發起國，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領域的地位和話語權也將得到有力提升，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也將得到促進。

另一方面，2014年10月我國領導人的歐洲之旅簽署了目前中歐之間涉及領域最大、專案措施最多的雙邊檔案《中德合作行動綱要》，以及中俄間數十項商業與金融協議。

有西方媒體認為，“北京-莫斯科-柏林”的戰略貿易聯盟正在形成，而這一聯盟在未來將成為使美國影響在歐亞大陸被邊緣化的力量，終結美國“全方位優勢地位”時代。

從安全領域看，亞信和上合都在促成中國主導下的新世界秩序。

在中國那年的第一場“主場外交”亞信峰會上，中國利用輪值主席國的身份推出亞洲安全新主張：“亞洲事務由亞洲人自己解決，亞洲國家彼此加強合作來促進亞洲共同安全”，並在藉此構建覆蓋全亞洲的地區安全合作新框架。

這一新秩序既填補了亞洲安全領域缺失平臺的空白，更削弱了美國影響亞洲安全事務的舊秩序。

亞信峰會過後，上合組織成員國領導人確定了加入上合組織的新辦法。

有觀察人士認為，對上合而言，納入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擴容僅僅是開端，其目標是最終要完成一個從中國新疆一直到亞塞拜然的大中亞地區的安全整合，並有望將阿富汗也納入其中，形成一個穩定的中亞力量核心。

有觀點認為，上合將成為“東方北約”，與西方主導的北約抗衡。不過俄羅斯回應稱，與其他建立在集團政治的陳腐思維基礎之上的組織不同，上合組織完全符合21世紀的現實和需要。

換句話說，北約這種純軍事同盟的捆綁模式將被淘汰，21世紀的現實需要是上合組織這樣的多維度合作，上合併無意與北約抗衡，而是取代北約，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由此可見，世界新秩序正在多個領域悄然形成，而中國正是新秩序的主要建設者。

亞太再平衡”的大背景

在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曾有一場“中國威脅”大論戰。其中對中國威脅觀點的主要論據是：中國若崛起後，中國一定要主導亞太事務。

而美國，從總統門羅開始，就在世界主要地區堅持奉行一個政策：保證一地區不能有一個主導性的霸權出現；如果出現，美國就要與其他的權力中心共同去抗衡這個霸權、去平衡它。

從上世紀末至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國際問題專家們廣泛地判斷：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迅速崛起，越來越在全球事務中，特別是亞太地區事務中發揮重大作用。中國崛起後，對原來的世界領袖，特別是在冷戰後獨挑世界領袖職責的美國構成挑戰。

美國雖然仍在亞太地區繼續維持主導作用，但從趨勢上來看，中國的影響力確實已經迅速上升，而且越來越被全球、特別是被亞太地區的主要國家接受了。

與上述正在發生轉變的世界秩序相對的，是長期不變的中美矛盾。在舊秩序逐步失效，新秩序不斷建立的背景下，中國的迅速崛起，不僅在原有的一些領域繼續對美國採取強硬措施，而且在與亞洲周邊國家的關係上和重大的國際議題上都採取了更具進取性的姿態。

中美兩國無論在國際環境還是在經濟上依賴性都很強，美國有需要中國的一面，而中國如果想進一步發展的話也需要美國的合作，雙方戰略合作緩和關係的空間還存在。

其實中國的態度是一貫的，中國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沒有取代任何國家（也包括美國）的野心，中國所希望的無非是美國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承認與尊重。

但是，以奧巴馬為代表的美國民主黨人，尤其是不少美國國際問題專家，缺乏對戰後國際政治演變和歷史的基本知識，導致對中國事務的膚淺認知以及模糊操作，採取了比較強的挑釁姿態，導致中美關係最近幾年的惡化。

包括奧巴馬在內的很多美國政客、輿論精英，他們也許都清楚中國的發展不會威脅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更不會損及美國的亞洲領導力。但是，在世界上缺少對手的美國必須找一個現實的敵人——中國就是最合適的那一個。

當然，中國的戰略實力的確在加強，在經濟總量、貿易潛力以及全球號召力方面，都讓美國感到後有追兵的危機緊迫感。

“亞太再平衡”戰略

由於中國力量的綜合崛起，美國擔憂自己在亞太地區的既得利益和安全格局，為此奧巴馬政府推出了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其主要戰略思路在於遏制中國，這也導致了中美關係的迅速降溫。

站在中國的角度來說，從中國對國際政治的傳統理解來說，中國最近這些年的外交政策雖然更具原則性的姿態，但對西方來說，對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來說是一種挑釁性和破壞，或者是要重構新的秩序：這就使中美關係趨於緊張。

究其根本原因，在於當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對中國而言，美國從一方獨大的合作伙伴，轉變為相對平等的競爭對手。

因此，美國要維持國際事務的話語權、主導權，就必須避免中國成為強有力的挑戰者，縱然中國一再強調自己無稱霸之心，秉持“和平崛起”的理念追求共贏，但遏制中國仍然是美國戰略的必然選擇。

美國的遏制自然導致中美的大國博弈。由於這場大國博弈關係全球話語權的爭奪，因此一些小國不得不選邊站隊，將中國與美國的矛盾擴大為中國與美國及其一系列盟友的矛盾，這幾年來頻發的東海、南海爭端便是最好的例證。

比如，奧巴馬訪問亞洲四國日本、韓國、馬蘭西亞、菲律賓，緊緊圍繞中國海岸線而不入中國。奧巴馬訪問一結束，菲律賓便率先在南海上對中國挑釁。而對“亞太再平衡”最重要支點的日本，奧巴馬不僅表態《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更將其寫進了《美日聯合宣告》。

美國這種逼到中國家門口的做法，無疑是對日本右翼政府的巨大鼓勵，此後安倍晉三訪遍中國鄰國，一邊宣揚“中國威脅論”，一邊以經濟利益作為交換希望尋求“隊友”圍堵中國。

由此可見，當中美關係由戰略伙伴轉變為戰略博弈之後，中美之間的矛盾就成了影響當今世界政治格局的主要矛盾：一方面，美國聯合盟友對中國圍堵；另一方面，中國與俄羅斯“背靠背”，佈局中亞，團結歐洲，形成與美國的抗衡。

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與前任們的對比

奧巴馬時代的中美關係，同克林頓和小布什時代的“前期爭吵後期和好”都不太一樣。

奧巴馬的對華外交政策，在經濟上跟中國會針鋒相對。在經濟上，奧巴馬的政策事實上比共和黨對中國更為強硬。在奧巴馬任內，奧巴馬政府八次向世貿組織提出控告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而在小布什時期只有五次採取相應的行動。

而在軍事上和戰略上，當時小布什總統的戰略中心在中東地區。但奧巴馬政府把重心放在亞洲地區，重返亞洲。

但奧巴馬奉行的是韜光養晦，以退為進的養精蓄銳的這麼一種國策，因此他對中國也不會顯得過於咄咄逼人。他對中國是既鬥爭又合作，既作為一個戰略對手，同時又會成為一個合作伙伴。

奧巴馬曾表示，中國一方面對美國在亞洲的安全與經濟利益帶來挑戰與威脅，另一方面美國在應對諸多地區及國際問題上，需要與中方展開合作。分析認為，對他挑戰最大的是如何在這兩種關係中，找到適合美國的平衡點。

奧巴馬似乎是以一種走鋼絲的方式去處理中美關係。這也就註定了奧巴馬的對華政策執行力偏弱，徒有框架卻缺乏成效。中國方面則抓住機會，推出“一帶一路”專案，強化南海人工島礁擴建，劃定巡航東海防空識別區，下水第一艘航空母艦等一系列動作。

奧巴馬對華政策的成與敗

對於奧巴馬，外界評論他在對華及對亞太外交上，喜憂參半，褒貶不一。

部分資深的共和黨議員對奧巴馬在亞太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贊同，認為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 奠定了美國的區域領導力。

同時，奧巴馬在對亞太事務中屢遭批評的方面包括：與他上任前相比，朝鮮對核武器的儲備更大、其彈道導彈計劃也進一步延展。

回顧奧巴馬過去8年的工作，他在對華外交上取得的成果包括：與中國簽署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氣候變化協定》;2014年非洲爆發埃博拉疫情後，與中國在控制疫情方面，展開合作;幫助中國在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發揮更多職能。

奧巴馬前國家安全顧問、亞洲事務專家白德爾(Jeff Bader)說，奧巴馬上任以來到現在，並沒有改變對中國的總體看法。如果說有改變的方面，那就是“美國所面對的中國，正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奧巴馬另一位國家安全顧問說，奧巴馬在首次入主白宮時，“對中國沒有特別的印象，既不積極，也不消極”，如今的不同是“他更多瞭解到，中國從安全到戰略方面，對美國帶來的威脅”。

中國已經崛起了 他就在這兒

到2028年，中國經濟有望超過美國，這一趨勢正隨著新冠疫情的有力控制而加快。中國正軍事實力增強以捍衛領土和主權的同時，中國的經濟實力更是突飛猛進。

中國已經悄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貸款國，超過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總和。

“這不再是‘中國崛起’，”“中國已經崛起了，他就在這兒。”

中國成為全球大國令美國感到不安。美國至少應該明白一件事，競爭是健康的。壟斷往往會導致懶惰、扭曲和赤裸裸的勒索。經濟學中是這樣，在涉及地緣政治優勢時也是如此。可是，超級大國的地位讓美國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抱負。

在舊時代霸主衰落、新興大國崛起，舊秩序約束力減弱、新秩序不斷形成的過程中，除非權力更迭完成新的平衡，否則中美矛盾不會自行消失。

而這必然是個長期的過程，因此中美矛盾也將長期存在，這一中美關係的大勢，僅憑奧巴馬及其手下的這群美國精英們，是根本無力扭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