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報《等深線》記者 孟慶偉 北京報道
今年以來，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紛紛實施或深化幹部教師交流輪崗制度，在“雙減”政策背景下，掀起了一場波濤洶湧的改革浪潮。
在全民教育焦慮的現實下，如何破解教育內卷，改革從外圍轉向了核心：讓義務教育階段的校長教師常態化、制度化地流動起來，提高優質教育供給能力，實現教育高質量均衡發展。
“要解決教育內卷的問題需要治本，核心的問題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學校差距。”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楊東平認為，現在教育部門多措並舉促進義務教育均衡，採取的幹部教師流動、多校劃片、示範高中指標下放等措施，都是為了縮小學校差距。
幹部教師交流輪崗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教育公平？政策施行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如何在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同時，還能因材施教，更好地培養創新人才？就此，《等深線》記者與多位教育專家、中小學校長教師、高校教授進行了對話。
“沒有差距就沒有擇校”
按照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多地政策，為促進義務教育高質量均衡發展，幹部教師交流輪崗將作為一個常態化的制度安排。
在楊東平看來，目前全國多地大範圍實施校長教師流動制度，這是由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的。
楊東平告訴記者，義務教育是一種保障性的公共服務，主要解決的是公平問題，即保障每一個兒童有接受公平義務教育的機會，保障“起點公平”，從而促進社會平等。也正因此，義務教育具有免試、免費、就近入學的特點，也是非競爭性、非選拔性、非淘汰性的，以平等、均衡為主要標準。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告訴記者，義務教育作為一個公共產品，其特性決定了在義務教育階段，所有人都應該享有同樣條件的教育，有同樣受教育的機會。
但顯然，現實並不盡如人意。近日，教育部在答覆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9636號建議“關於改善炒作學區房，保障教育資源共享的建議”時表示，“學區房”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優質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校際間辦學質量存在差異的問題。
以學區房熱為代表的擇校熱，還只是“差距”的一個縮影。校外培訓熱、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等問題，反映了優質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帶來的教育焦慮。
“要解決教育內卷的問題需要治本，核心的問題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學校差距。”楊東平認為，現在教育部門多措並舉促進義務教育均衡，採取的幹部教師流動、多校劃片、示範高中指標下放等措施，都是為了縮小學校差距。
在專家看來，幹部教師交流輪崗，不只是幹部教師在區域內合理配置流動的問題，還有利於人才培養。楊東平稱，教育公平實際上也是對潛在天才的一種保護，給他們更多的教育機會，會湧現更多的人才。
“教育均衡發展，是在一個更大的視野當中，發現和培養優秀人才。均衡發展，保障了更多人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其實是做大了分母，避免弱勢家庭的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楊東平告訴記者。
北京一位知名中學的校長也向《等深線》記者稱，幹部教師交流輪崗，讓入讀普通校、薄弱校的學生，能有機會在片區或教育集團內享受到優質的資源和教師。
那麼，學校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呢？財源、生源、師源是重要影響因素。
楊東平向記者表示，在義務教育階段，財源、生源、師源的公平應該體現在：財源，即均衡配置教育資源；生源，就是就近入學，學校不得按照學生的成績和家庭背景來選擇學生；師源，就是優秀的校長、教師不能成為少數學校的資源，而應當為學區內所有的學校和學生服務。
但財源、生源、師源等多個維度的差異，最終造成了校際差距。首先，不同級別的學校，所能獲取的財政經費差異較大。
“我們現在只是在學生按人頭的生均教育撥款上做到了均衡，但是學校的建設經費還有一個大頭，就是專項經費，這方面的差距之大是難以想象的，也很少公開。也正因此，有的重點學校可以開十幾門外語，可以建游泳館、藝術館、博物館等，而其他的學校根本無法企及。”楊東平表示。
儲朝暉也向記者表示，要實現義務教育均衡，應該在財政經費上均等配置，要安全按照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解決多少學位來撥付經費，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學校，因為各種原因，透過專案的方式和其他渠道獲得了比其他學校更多的經費支援。
“作為學校，應該在享受同等財政資源等情況下把學校辦好，而不是在資源不均等的情況下追求超過其他學校，否則會形成特權。由於每個學校的積澱和歷史有差異，政府應該一碗水端平。應該讓優質資源變成普惠資源，把大家都帶動起來。”儲朝暉說。
儲朝暉還認為，當下最關鍵的，是在義務教育階段消除等級。而學校的等級，是教育行政機構決定的，不同的學校屬於不同的等級，這自然就會造成差距，而且這個差距的張力近些年還在拉大。
“我們現在的學校是一種等級化的義務教育學校，學校的型別五花八門，重點學校也有部屬的、省屬的、市直、區重點等不同的標籤和行政等級，幹部管理也各不相同，分成三六九等，所以要從根本上破除重點學校制度，就是要實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打破這種‘等級化的學校制度’，所有的義務教育學校都按照屬地化的標準統一管理。”楊東平說。
儲朝暉還表示，在教師聘用方面，地區或學校也不能有特權。多年來，北京一直存在從郊區向城區調老師，從外省往北京調老師的情況，實際上，這就是在不斷壘高高階教育資源，同時又使得低端越來越薄弱。這個政策應該停止。
而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均衡，直接的影響是生源和師源上的千差萬別。一位學校教師稱，普通校、薄弱校在生源上其實沒什麼選擇空間。最終，好學校、好老師和好學生，成為了家長擇校的重要考量所在，擇校熱也隨之而來。
而幹部教師交流輪崗，正是解決師源層面公平的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告訴記者，今年，他到北京遠郊區縣的幾個中學調研，部分校長向他反映，語文教師的教學水平出現大幅下滑，數學、物理教師做證明題的水平要好過做應用題。
“這反映的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師資水平，部分教師如果在自己的基礎教育階段就沒有學好的話，會導致今後教學的薄弱。所以，如果這樣的師資進行輪崗，那麼對教育水平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孫東東認為，教育不是立竿見影的，一代人的成長又往往影響下一代人的成長。所以，師資是根本。
很長時間以來，由於教育體制機制和優質教育資源不均衡，讓教師這個職業的流動性不夠。
幹部教師交流輪崗制度，打破了這種固化，並已在多地取得實效。比如2005年開始探索的瀋陽市、北京市密雲區，都在全域範圍內實施了教師流動的改革，近些年的山東、浙江等省，都陸續開展了相關改革。
“如果學校之間沒有差距，那麼也就不存在擇校的問題。”楊東平告訴記者，把每一所都辦成重點學校，有難度，但是讓一個學區裡沒有一所差學校，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我們處於義務教育普及階段，要辦好每一所學校，提供保障性的教育，至少要消滅顯而易見的差校。”楊東平說。
而藉著“雙減”契機，各地將交流輪崗作為落實“雙減”任務的重要舉措。不過在楊東平看來，現在改革基礎教育，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種保護性的舉措，讓中小學生在身體健康等方面有所提高，這是使兒童免於恐懼、保障兒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
避免基礎教育“扁平化”
在孫東東看來，幹部教師輪崗制度對促進義務教育資源均衡是非常好的，但從大學的角度看，在政策施行過程中，要避免基礎教育“扁平化”。
孫東東連續30多年參與了北京大學招生工作，此前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部分省份招生組組長。
“基礎教育扁平化，帶來的影響就是沒有頂尖人才、創新人才，沒有領軍人物，進而降低今後我國在全球國家科研、綜合實力方面的水平。我們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其實一直缺少教育領軍人物。”孫東東說。
而對這個問題，孫東東深有體會。多年前，在一次央視節目中，孫東東擔任特邀主持人，曾與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原校長許智宏有過一次印象深刻的對話。
“李政道當時說，中國的基礎教育不錯，也因此，國外大學比較青睞中國學生。但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和世界一流水平還是有差距的。差距在哪兒，李政道說：‘我們的科學家提不出問題來。’”孫東東向《等深線》記者回憶，在節目後回學校的路上，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對他說：“李先生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覺得，李政道這句話，實際上刺痛了中國所有教學、科研的管理者和從業者。”孫東東認為，我國教育的硬體設施，在國際上已經處於不錯的水平，可是我們沒有大師。“國之重器，不過是工匠，是操作層面的，而基礎研究層面的大師，我們是缺乏的。”
也正因此，在孫東東看來，如何培養領軍人才、拔尖人才，就需要從小學、中學開始。
“教育是有規律的，就是要因材施教、分流培養。我們現在強調有特長、有創造力、有潛質的人才，用現在的教育方法是培養不出來的。所以，如果教育均衡發展解決不好，就容易導致基礎教育扁平化，拔尖人才沒有了。雖然拔尖人才是少數，但是引領世界發展的恰恰是少數人。”孫東東認為，基礎教育必須要分層培養。
孫東東告訴記者：“我們曾經做過一個長達14年的跟蹤調查，發現每年透過自主招生、保送、校長實名推薦、學科競賽等方式被招收進大學的學生，入學以後的綜合能力、今後的發展等一般好於透過高考考入大學的。”
“特別是透過學科競賽被招收進大學的，比如奧賽金牌獲得者、北大教師韋東奕‘韋神’等，成績更為突出。如果這些招生途徑取消，那麼，我們的人才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將減弱。”孫東東坦言。
“基礎教育（包括高中階段）一旦扁平化，大學也一定跟著扁平化。學生能考上北大、清華，絕大多數是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結果。無論基礎教育怎麼變，名校總會矬子裡拔出將軍來。但如果基礎教育扁平化，受影響最大的會是那些非頂尖大學。”孫東東說。
孫東東認為，教育均衡，應該是每一個受教育者都能找到對應的學校，接受到適合自己的教育。
拔尖人才如何培養？
幹部教師交流輪崗，如何在拉普通校、薄弱校一把的同時，不把“尖子校”拉下來，因材施教培養人才，這是家長們最關心的問題。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但共同富裕，絕對不是殺富濟貧，教育也一樣。”孫東東表示。
前述某中學校長也告訴記者，幹部教師交流輪崗，不是“削峰”，而是“填谷”。
儲朝暉認為，交流輪崗過程中，可能會給個別學校帶來負面影響，但是從整個義務教育均衡來說，作用是正向的。
很長時間以來，關於義務教育階段是否應該有重點校、重點班，一直是爭議較大的話題。
在8月31日北京市“雙減”工作第三場釋出會上，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強調，義務教育學校嚴禁組織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試，不允許分重點班、實驗班。
在楊東平看來，義務教育均衡，就是不允許一小批學校佔盡優勢，要最終取消重點學校。在他看來，重點校與非重點校之間的巨大差距，已經造成了教育不公。
教育不公，讓優質教育資源一定程度出現集中，一個有意思的結果是，考入名校的學生家庭背景出現相似和固化。
孫東東告訴記者，現在考入北大、清華的學生中，家庭背景就出現了比較集中的情況，中學教師、工程師、大學教授、研究員、一般幹部家庭等子女較多。
在孫東東看來，未來在教師輪崗試行過程中，這個可能會是一個比較突出又不好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對教育資源比較集中的區域，比如海淀區，這個問題可能會更為突出。
當教育均衡發展後，如何實施因材施教？楊東平認為，這肯定有挑戰，但過去用掐尖招生集中到重點學校，即壟斷高中學生的這種教學模式是不合適的，今後也會被限制。
“對後進生有幫助，對學優生有支援，這是一個教學過程中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我們總認為，培優就是上重點學校、上培訓班，這個模式現在肯定是被否定的。”楊東平認為。
目前，在“雙減”要求下，教育培訓機構已走向新的方向。課後服務、官方補課的到來，讓學校再次成為教育的主陣地。
從人才培養規律看，楊東平認為，因材施教，在義務教育階段實行差別化教育，並不等於從小就要“雞娃”，在這方面，我國此前已有經驗可循。
“以少年班為例，實際上從人才培養的結果看，已經說明這種思路的不成功。我國自1984（1978）年開始舉辦少年班以來，大概總共有2500～3000名左右畢業生。但目前，只有20%的人還在科技領域，比如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工作，只有2%的人取得大學教授等學術成就，這樣的培養成果和我們預想的差距較大。”楊東平說。
“拔尖人才如何培養是另一個題目，但可以明確的是，拔尖人才培養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毫不衝突。”楊東平說。
楊東平認為，不用人大附中的模式，也不用少年班的模式，如何培養人才？在西方國家，有一套比較成熟的做法。簡單說，就是由教師來觀察、甄別學生，意識到這些學生有潛質，進而針對性地給績優生布置作業、學習材料等，進行定向“加料”。“這是在國外最普遍的一種做法。”
也就是說，學校可以透過校內的因材施教來培優。楊東平說，西方國家還有一個概念，真正競爭性的、挑戰性的學習，是從高中階段才開始的，這時候才是一個選拔性的階段。在小學和初中，可以相對悠閒些，把很多精力放在興趣活動、體育活動等方面，而不是為了考試。
“很多國家，在義務教育階段是不組織考試的，比如日本，在小學六年級以前是不考試的。小學和初中教育的目標不是學習成績，而是另外一些東西，比如非智力因素、綜合素質等，這些能決定一個人未來能走多遠。”楊東平說。
實際上，目前我國正在全面推進的“雙減”、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等工作，正是大力引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向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的目標轉向，讓教育迴歸育人本真。
“素質教育這個目標，在我國已經提出來很久，但是應試教育傾向依然沒有完全扭轉，目前應試教育的競爭甚至已經下放到幼兒園階段，在幼兒園開展奧數教育。由於這種情況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所以國家推出‘雙減’、加強校外培訓機構管理等舉措，背後也有此原因。”楊東平說。
而教育均衡的一個目標，是要扭轉“掐尖”招生。
記者注意到，1999年，教育部曾在《關於積極推進高中階段教育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就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指出，已經“普九”的地方，可以實施高初中分離。檔案還提出，加強示範性高中的建設，擴大示範性高中的招生規模。
此後，全國範圍內的調整相繼實施。北京也是在那一年要求，申辦示範性高中必須進行初中和高中分離，此後，北京市多所完全中學紛紛剝離了初中部，辦成純高中。
“這個做法保障了初中階段的學校避免辦成重點初中。”楊東平說，但這個政策，後來被全面顛覆了，公辦高中逐漸恢復了初中的建制，這其中也包括北京，從人大附中開始。
據記者瞭解，隨著生源競爭加劇，進入21世紀的頭幾年，北京不少示範高中紛紛恢復初中部，且一直持續至今。在時任高中校校長看來，6年的培養對學生品質養成、學習能力培養更具有系統性。
但這種高中校辦初中的模式，卻容易導致掐尖招生，從而走向教育失衡。
“按照《義務教育法》，初中階段應實施一視同仁的教育，但我們沒有做好，透過這一輪的改革，可能對初中學校的均衡發展有一些實質性的幫助，假民辦、示範性高中等掐尖招生的做法，今後會被禁止。”楊東平說。
但前述某中學校長也坦言，經歷過上一輪改革後，“如果再折騰回來（初高中分離），怕學校受不了”。
據瞭解，很多國家採取舉辦九年一貫制學校的做法，來減少小升初的環節，這種模式有助於促進教育均衡發展。
實際上，我國自2014年起著力規範招生入學秩序的同時，也在積極推進小學、初中對口直升、強弱搭配和九年一貫制辦學等。
而北京市實施的中招“校額到校”政策，即優質高中劃定一定比例的名額分配給一般初中校，有力促進了教育均衡發展。
北京一位知名中學的管理層告訴《等深線》記者，實施校額到校後，該校初中直升高中的比例已經明顯下降。“這讓在小學階段失去就讀優質校機會的一些學生，在中學階段能有機會補上。”
據瞭解，北京市從2016年開始實施該政策後，“校額到校”比例已超50%。2022年“校額到校”比例仍將超50%。
他山之石：給予學校充分辦學自主權
多年來，如何培養出創新人才，一直是教育領域的熱點問題。
國務院參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原院長錢穎一曾在2014年對中國教育現狀發表過一個重要觀點，其以統計學的術語表述了他對當前中國教育現狀的觀察：中國教育在知識能力培養上“均值”高，但人才水平“方差”小，缺少拔尖兒者。
楊東平也認為，從世界範圍看，無論是人才差異性還是多樣性，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楊東平認為，中國的教育要走向多樣性、創新性，這是另外一個主題，是很難的。現在的政策，只是“清掃外圍”，是一種應急的舉措，目的是保護青少年的生存環境不至於繼續惡化，還給他們一個寬鬆的兒童時代。
在楊東平看來，想要培養出創新人才，最重要的是進行中小學的辦學體制改革，讓學校具有辦學自主性、豐富性和選擇性。這也是世界範圍內公辦學校改革的一個方向。
“在美國這叫特許學校，即公辦學校的公辦性質不變，但是給予學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由教育家組成管理團隊。在中國這叫委託管理。”楊東平說。
據瞭解，美國的這種特許模式，由管理團隊提出完全不同的新的教育目標，但需由教育局認可，雙方籤協議，教育局對辦學成果進行驗收，一般以5年為期限，合格則繼續辦學，不合格就收回學校。相比傳統模式，學校的辦學主體改變，並被賦予很大特權。在美國，這樣的學校有幾千所，在讀的學生數量佔美國全部學生數量的10%左右。
“這是一個去行政化的改革，是教育家辦學。”楊東平評價稱，傳統的公辦學校沒有財政和競爭的壓力，容易出現平庸化，而這種特許方式可以啟用公辦學校的辦學活力。
據瞭解，世界範圍內，很多國家和地區正在全面推行這種改革。在瑞典和英國，這類學校稱為自由學校，在我國臺灣省，則稱為實驗學校。
值得一提的是，此種模式由教育家團隊提出自己的教學計劃和培養目標、學制，不受現有法規的限制，教育教學都有很大的自主性，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格局。
“中國只進行了高考改革和課程改革，而學校辦學體制改革還沒有提上日程。但是在世界範圍內，學校體制改革是教育改革主流的方向，比課程改革重要得多。”楊東平告訴記者。
（編輯：郝成 校對：顏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