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古代中國智庫的理念、制度與實踐
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來源：《人民論壇》2021年第32期；人大重陽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摘要】智庫發展與國運相關。中國數千年曆史之所以能夠在本土生生不息，決策諮詢、輔佐君主治理國家的文明基因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國古代諫議制度框架下的智庫實踐可分為家臣僚屬、內朝智囊、經筵師傅、翰林史官四種類型，對於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演進與國家事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智庫文化 智庫發展 諫議制度 【中圖分類號】C932 【文獻標識碼】A
說起智庫歷史，許多人會習慣性地追溯至19世紀30年代以來歐美國家建立的那些專業決策諮詢機構。其實，這只是狹義層面上現代智庫的西方起源。廣義層面看，“將有智慧的人集中起來，聽取他們建議”的智庫歷史，幾乎與中華文明史同步。早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有年長者為部族出謀劃策的文化傳統。推動當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發展，深刻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程序，可借鑑古代中國智庫的理念、制度與實踐。
本文在《人民論壇》上的版面截圖
數千年的諫議制度沿承
智庫人員在中國古代曾有養士、謀士、門客、諫議大夫、博士官、幕賓、諫官、言官、幕僚、殿閣大學士、翰林、師爺等不同的稱謂，泛指那些足智多謀、能為國為君為朝廷諫議獻策的人。不同稱謂的背後，折射了中國沿承數千年的智庫文化傳統“諫議制度”。
《禮記》記載了最早的“諫議”傳統萌芽。上古時代，有虞氏部落設立“尊老”制度，讓有管理經驗的年長者培育年輕人，為部族發展獻策。該制度延續至夏商周三個朝代，逐漸以“三老五更”制度確定下來，即“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年長者透過智慧與影響力內化百姓，外謀發展，左右輿論，教化法禮，已經具備了現代智庫的基本特點。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和士大夫們普遍建立“養士”制度，爭相以學士、武士、方士、策士或以“門客”之名，招攬人才。當時廣為人知的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均有門客上千之多。被普遍認為中國最早的、制度化的決策諮詢機構雛形“稷下學宮”，萌生於春秋戰國齊恆公時期，還延續了150多年。稷下學宮彙集天下英才，如孟子、荀子、魯仲連、鄒衍等，大家爭鳴雄辯，縱論治國方略，使齊國一度成為當時最強盛的諸侯國。
秦統一全國後，建立中央集權制，正式設定諫議制度，委以諫議大夫等官職，向皇帝直言，包括奏議和封駁等。秦朝還設定了“博士”官制，讓當時的知識淵博者擔任政策諮詢與決策顧問的角色。諫議制度沿承到漢代，諫官數量多時可達數十名。六朝時期，中央機構進一步完善為負責執行的尚書省、負責草擬的中書省與負責溝通協調的門下省，進諫與封駁的功能分到了門下省，成為中央建制的定規。經過數百年的演變，諫議制度已相當正式化，與行政權力分工明晰。
唐代的封建政治體制進一步發展，決策諮詢機制得以強化。諫議制度更為興盛，不僅設立了翰林院，致力於文化學術事業傳承，還有草擬機密詔書的職能，更建立了成熟的諫官系統。杜甫、白居易、王維等都先後擔任過諫議官。
宋代沿承了翰林院制度，還設定了言事御史，強調各個中央機構之間的互相制衡與監察糾舉職能。翰林學士在北宋初年沒有秩品；改制後，成為正三品的正式官員，是皇帝名符其實的“專職高階顧問”，有的還脫穎而出成為宰相。元代雖沿承了翰林院制度，但多集中於制誥文字、纂修國史等。漢人不允許擔任監察官，諫議制度在元代名存實亡。
明代進一步改進與中央集權所配備的政治體制，廢中書，罷丞相，成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作為中央一級最高行政機制，並恢復進賢納諫體系，設定殿閣大學士為輔政官員，擔任皇帝顧問身份，參與決策，還有諸如掌院學士、侍講、侍讀、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不同分工與級別的官職，機構越來越龐大，智庫作用越來越明顯。
清代的決策諮詢制度與機制則更為龐雜。殿閣大學士得以沿襲，並設四殿二閣，從高到低分別為中極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隨著清朝不斷捲入近現代的全球化程序中，各級官吏將“歷朝歷代都存在的地方官員私人聘用參謀人員的制度”即“幕府”制度推到了最高峰。地方擺脫中央，自行招募僚佐以幫助治理地方事務，成為清代政治最為突出的特徵之一。最典型的幕府事例，莫過於曾國藩幕府及其培養出來的李鴻章、左宗棠等多位晚清軍機大臣、尚書、總督。美國著名學者福爾索姆在《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一書中評述到：“在內憂外患交織的似乎已沒有希望的局勢中，一些漢族輔臣在失望之餘，轉而求助於一種非官方、非正式的制度……想以此為招徠人才、制定設計圖的工具，希望透過它來勘平內亂、擊退外敵。這種制度就是著名的幕府制度。”
綜上所述，諫議制度從上古時代的萌芽到先秦時期的雛形，再到秦漢的正式化、唐宋的制度化，元代一度擱置，接著到明清時期的壯大、龐雜，足可見智庫文化傳統在中國源遠流長，自成體系。歷史實踐表明，三老五更、百家爭鳴、運籌帷幄、舌戰群儒、竹林七賢、翰林學士、明清幕學、晚清中興，中國數千年曆史之所以能夠在本土生生不息，決策諮詢、輔佐君主治理國家的文明基因的作用不可或缺。
古代君主與智庫的四類互動實踐
決策諮詢制度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綿延數千年，但古代決策者與智庫人員到底是如何互動的？古代智庫實踐到底有哪些型別？這些實踐有哪些特點？以馬克思·韋伯為代表的西方學界長期誤解中國士大夫文化，認為中國自古缺少“專家政治”，也缺乏現代社會意義下的專業分工。事實上，從機構建制、媒體傳播等現代分工看，中國古代當然不可能存在像現代智庫這樣的建制與機構，但官僚組織在中華帝國史上很早就相當發達了，帝國龐雜與多元的行政事務以及數千年來計程車大夫文化早已將現代智庫所需要的那些功能分化出來。從功能分工的角度看，筆者將中國古代諫議制度框架下的智庫實踐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是家臣僚屬。從門客到後來權貴豢養的家臣、胥吏、清客、家將、師爺，自古以來，中國有才智者就有所謂“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古代有才智的人，通常會選擇依附於達官貴人，為後者處理各類民政、司法、財務或出謀劃策。春秋時期，類似家臣僚屬就相當興盛。到漢唐時，將軍帳下均有幕府僚屬，軍中謀議。到明清，“師爺”“幕友”更是普及。他們有的剖析利弊，為主人在大事上拿主意；有的隨軍參謀，為大將軍、地方長官參議軍事與地方治理；有的起草文書，撰寫相關決策詔書；有的則博聞強記，對典故名言信手拈來，使君主詔書或手諭更顯文彩。家臣僚屬對君主的依附性很強，一旦君主衰落、覆滅或身亡，其前途也將毀於一旦，甚至還搭上身家性命。
二是內朝智囊。諸侯、君主或皇帝通常選拔一些親信人員，構成“內朝”，進而形成與執政的行政力量（如相權）的平衡權力或非編內的服務力量。這些內朝智囊常侍君主左右，他們知曉君主好惡脾性，深諳朝內為官之道與朝外世事人情，如唐太宗李世民“十八學士”等。他們有的透過奏對、上疏等形式表達對軍機大事的看法與建議；有的則透過勸諫等方式，直言過失，發揮諮政作用，校正君王宏圖偉略的推行方向；有的則奉皇帝之命調研地方，瞭解民情，蒐集輿情，監察郡州縣鄉官員，成為皇帝在外耳目；有的擔當君主特使，出遊他國，採風觀俗，縱橫捭闔，推動對外關係。內朝智囊更像是非編制的高階專業官吏，時機合適時，很容易被君王委任以正式官位甚至丞相之職，統領朝廷行政事務。但伴君如伴虎，一旦君臣意見分歧嚴重，也會被貶，甚至有殺身之禍。
三是經筵師傅。君王為培養繼承人，通常會以師、傅、保等職名，委任賢能之人以經筵侍讀等方式，輔導下一代的王位繼承候選人。有的皇帝也愛聽他們談古論今，縱評天下，久而久之，還形成了像宮學、宗學之類的專門宗派和機構。宋代以後，經筵侍讀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安排，設定特有的課目、日程等。這些侍讀者在講經論史時，會把自己的理念分享給君王或有望繼位的太子。經筵師傅通常是歷朝歷代德高望重、智識淵博者，在幼主繼位、皇位繼承等關鍵時刻往往會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翰林史官。“起居注”是史官的基本職能，從事記載君王每日言行、編撰史籍、整理典章、起草詔書等工作，往往是最受皇帝信任、很可靠的一批人。他們隨侍君王日常生活，偶爾君王會垂詢其歷史成敗得失、先王祖訓宗法等。翰林史官們自然會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智庫從業者的型別紛繁複雜，他們職位不同，工作內容有別，有的忠人之事、剛正不阿，有的熟習典故、獻計於君，有的深謀遠慮、鑑往知來，都對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演進與國家事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智庫文化傳統對當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借鑑意義
數千年的中國智庫發展史已證明，那些得天下、治天下、流芳百世的君王，背後都與其善用、善待、善管智庫相關。《曾子》曾言：“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管子》曾載：“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諫鼓於朝，而備評謠也；湯有總街之庭，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宮，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
對明君而言，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欲平天下，賢才為先。黃帝、堯舜禹、商湯、武王開招攬天下賢才之先河。後世的智謀天下事例更多，如齊桓公稱霸，管仲之謀；劉邦得天下，張良“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劉備草根逆襲，孔明功不可沒；朱元璋得天下，劉伯溫有輔佐之功。為君王智謀天下，始終是中國政治文化史的重要脈絡。這些古代典型事例彰顯和諧、包容的思想核心，更提醒今人智庫建設具有自古以來的至關重要性和借鑑性。
一是相容幷包，百家爭鳴。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百家百相，各派傳道授業，著書立傳，產生了許多至今仍傳頌的辯論如王霸之辯、天人之辯、義利之辯。各家暢所欲言，滲透融合，儒、道、墨、法、陰陽、縱橫各家如涓涓細流，融匯入海，蔚為大觀。在明清時期，朝廷還用了一些洋顧問，儘可能地把先進經驗引入、推動國家發展。當前中國智庫建設需要提升的重中之重，在於須更加促進思想活躍，博彩眾長。
二是相互平等，亦師亦友。像劉邦與張良、李世民與魏徵等古代中國那些令人感嘆與稱頌的君臣、主僕關係，都有普遍的平等特點。君王與僚屬之間亦師友亦君臣，每有大事討論時，君王禮賢下士，不恥下問，僚屬則侃侃而談，言無不盡。君王平等相待智庫，定能廣攬賢才，使天下歸心。當前中國智庫建設需要解決的重要瓶頸，在於須更大激發智庫人員的潛力與動力。
當然，不得不說，由於封建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古代智庫的人身依附性高，“唯命是從”成色明顯，由君主意志而變的隨意性、危險性也更高。有一些才智之人被迫“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侍”，或“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還有的假託民意，行牟利之實，各類消極事例不勝列舉，令人唏噓。這些都是當下智庫建設需要防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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