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改革開放成為時代的最強音，也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時，“文化大革命”結束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那麼，在如此短的時間裡，改革為什麼能夠迅速成為全黨全國共識，這種共識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試圖就此作點簡單的梳理。
一、對歷史的反思促使黨探尋新路
眾所周知，1957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20年間，接連不斷的運動成為中國政治生活常態，也成為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僅全國性的運動來說，就先後有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運動，1963年開始的全國城鄉社會主義教育即“四清”運動，至於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大運動，而且每個大運動中又套有各種小運動。可以說除了1961年和1962年因為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進行政治關係調整，政治運動相對較少外，其餘的年份大抵每年都有運動。這其中，既有矛頭對向黨外的運動，也有矛頭對向黨內的運動。
這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至少出現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傷人太多，幾乎沒有多少人成為各類運動真正的幸運兒；二是這種反覆折騰使人們把時間與精力都使用到了政治鬥爭上，而生產和工作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導致經濟發展滯後，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但是，壞事也可變成好事。粉碎“四人幫”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社會逐漸走向安定，在經歷多年的政治運動之後，人們不但已經非常厭倦那些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而且也開始反思：這樣的運動能真正解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嗎？能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嗎？過去的老辦法還行得通嗎？過去的老路還繼續走嗎？‧‧‧‧‧‧這種反思的結果，使人們產生了迅速改變現狀的強烈慾望，意識到必須找到新辦法，找到新道路，尤其是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中國的出路只能是改革。正如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1]還應該看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許多老幹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邊站”，後來又有相當多的人下放“五七幹校”或遣送基層勞動改造，這客觀上使他們對中國社會底層有了真切瞭解，感受到中國社會底層的窮和普通老百姓的苦。他們當年帶領群眾搞革命本來就是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但革命勝利後這麼多年，老百姓卻還沒有過上他們希望的生活，這也使他們產生了必須改變中國社會現狀的強烈使命擔當。
鄧小平是人們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從中共八大開始，他就成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幾乎參與八大以來到“文化大革命”前所有重大決策。因為在一些問題上與毛澤東認識有所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打倒。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初，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幫”之前。從1966年至1977年第二次復出前的10多年裡，除了1973年至1975年3年外，鄧小平不是被監管監禁，就是被髮配參加勞動。遠離了權力中心，沒有繁雜的日常事務，使他有足夠的時間反思中國的過去，思考中國的未來。特別是他在被遣送到江西新建縣的幾年裡，除了在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看書，鄧小平更多是思考。他女兒回憶說：“在江西的這一段時間裡，父親有一個習慣，每天黃昏落日之前，總是十分規律地圍著我們那個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語，步伐很快，就這樣一圈一圈地走著。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那紅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條白色的小路。”“我想，就在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隨著前進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確，更加堅定起來。這些思想的蘊育成熟，是否已為日後更加激烈的鬥爭做好了最充分的準備呢？”[2]
我們現在無法知曉鄧小平當時想了些什麼，但作為一個勇於擔當的革命者，一個有強烈使命感的共產黨人，他一定在思考中國應該有怎樣的未來並如何去實現。他後來也說：“‘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冷靜地總結經驗。因為有了那段經歷，我們才有可能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提出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什麼。社會主義一定要體現出優越於資本主義。如果還沒有達到這一點，就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努力的標誌就是發展生產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3]如何發展生產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必須尋找新路，辦法唯有改革。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心思變，許多人都覺得老路不能再走了，思想禁錮逐漸被解除，這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開展奠定了社會基礎。這場大討論不是僅討論一個哲學問題，而且涉及如何看待我們的歷史。質疑和反對“兩個凡是”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表現，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結果，不但使更多人認識到“兩個凡是”的錯誤，而且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但也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全體中國人民。”[4]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電視採訪，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5]1987年4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盧博米爾·什特勞加爾時，再次指出：“我們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的結果。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麼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6]他還說：“中國不僅領導層支援改革，而且全國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這要歸功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大課堂。中國有‘文化大革命’和沒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只講‘文化大革命’的陰暗面，它也有些作用，這種作用就是教育我們要改革開放。”[7]因此，“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8]，從這個角度必須加以否定，但“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9]。
二、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客觀現實促使黨思謀變革
1949年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但建立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只有43.1億度，粗鋼15.8萬噸，生鐵24.6萬噸，煤炭3243萬噸，原油12.1萬噸，天然氣0.07億立方米，化肥0.6萬噸，機床0.16萬臺。那時的中國，雖然論國土面積、人口是一個大國，但在經濟上是一個小國、弱國。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迅速醫治了長年戰爭的創傷，在蘇聯的援助下開始了工業化建設的程序，但是貧窮落後的面貌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改變的。1954年毛澤東曾在一次講話中既風趣又不無憂慮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0]可以說，當年的中國是真正的一窮二白。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近30年努力，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汽車、飛機、坦克、輪船、拖拉機等都能自己造了。到1978年，我國原煤產量6.18億噸，水泥6524萬噸，原油1.0405億噸，天然氣137.3億立方米，發電量2031億度，生鐵3479萬噸，成品鋼材2208萬噸，汽車12.54萬輛，拖拉機11.35萬輛，可以說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與新中國成立之時相比，是成倍幾十倍的增加，不少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不但如此，我國國防工業取得長足發展，已經能夠生產各類常規武器，而且“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使中國進一步站了起來。
但是，當時國家確立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重積累輕消費。按當年價格計算，1952年積累率為21.4%，1957年為27.9%，到1978年為36.5%。在工農業關係方面，重工業輕農業，雖然也一再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但始終透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資金。在工業內部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係上，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重工業發展較快而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發展較緩慢。1949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466億元，其中農業總產值為326億元，工業總產值為140億元，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103億元，重工業37億元，是標準的農業國。到1978年，按照1952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工農業總產值為5690億元，其中農業總產值1459億元，工業總產值4231億元，而其中，輕工業總產值1806億元，重工業總產值2425億元。因此，1949年以來，雖然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甚至有不少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但人民生活改善有限。
1978年全國農民年平均純收入134元，職工平均工資614元，每人每年豬肉16.3斤，棉布化纖布24.1尺，平均每人儲蓄存款餘額22元，每百人擁有腳踏車7.7輛，城市每萬人擁有公共車輛3.3部，每百人擁有電視機0.3臺，每百人擁有收音機7.8臺[11]。全國城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在農村表現尤其明顯。在安徽全省28萬個生產隊中，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25%的隊在40元以下。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後來回憶說：“我這個長期在城市工作的幹部，雖然不能說對農村的貧困毫無所聞，但是到農村一具體接觸，還是非常受刺激。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農民的積極性都沒有啦？當然，人民公社是上了憲法的，我也不能亂說，但我心裡已經認定，看來從安徽的實際情況出發，最重要的是怎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否則連肚子也吃不飽，—切無從談起。”[12]
這種情況自然不僅僅存在於安徽一地。據1978年的統計，吉林梨樹縣，人均收入60元以下的生產隊有300個，其中一部分生產隊人均收入不足30元[13]。1977年末，遼寧鳳城全縣有20%的生產隊每人平均收入不到50元[14]。即便到了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全國農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人均收入不到四十元，人民生活相當困苦”[15]。在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來自西北地區的一位領導幹部發言說：“西北黃土高原，人口2400萬，糧食畝產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糧在300斤以下的有45個縣，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個縣”，“寧夏西海固地區解放以來人口增長2倍，糧食增長不到1倍，連簡單再生產也有問題”[16]。
城鎮居民的生活情況與農民相比要好一些，所以當時農民都希望自己能農轉非，即由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俗稱“吃國家糧”。農民之所以希望“吃國家糧”，是因為1953年建立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之後，對城市居民的口糧及主要副食品實行定量供應，而且有了城鎮戶口就可以去當工人、當幹部，也就是可以脫離十分辛苦而收益低下的農業生產而有了相對收入較高且穩定的工作，即端上了“鐵飯碗”。實際上，當時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由於物質短缺，城鎮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基本上是憑證供應且供應量小。例如，四川城鎮居民每人每月糧食供應量僅為19—21斤[17]，為全國最低，但其他地方也高不了多少。北京作為首都，其居民物質供應相對較好，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植物油3.6公斤，豬肉15.97公斤，牛羊肉2公斤，禽類1.01公斤，蛋類4.25公斤，魚蝦4.7公斤[18]。這在全國來說，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了。當年，城鎮居民不但收入低，而且住房極為緊張。197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僅為6.7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4.4平方米。據對182個城市的調查，有缺房戶689萬戶，佔35.8%。131萬戶長期住在倉庫、走廊、車間、教室、辦公室、地下室，還有住廁所的。三代同堂、父母同成人子女同室、兩戶以上職工同屋的，有189萬戶。住在破爛危險、條件惡劣的房子裡的，還有上百萬戶。“要求解決住房問題的呼聲極為強烈，不斷髮生群眾結隊上訪，聯名請願，聚眾搶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現象。”[19]
對於上述情況，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可謂憂心忡忡。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的彙報時說：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生產力總是需要發展的。“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0]第二天，他在聽取瀋陽軍區和中共遼寧省委負責人彙報時說：“馬克思主義認為，歸根到底要發展生產力。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21]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也說：“建國快30年了，現在還有要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22]那麼，如何對得起人民？如何不讓農民造反？只能是改弦更張，思謀改革。
三、走出國門使黨認識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形態等原因，中美之間處於對立狀態，美國還支援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一直叫囂“反攻大陸”。20世紀60年代初起，中蘇交惡，中美對抗，與西面的印度關係又處於僵持狀態，這就使得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這種局面如果不加以改變，對於中國的和平與發展是不利的。面對這種局面，中國的對外政策有所調整，發展了同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的時候，蘇聯領導人的霸權主義嚴重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而美國又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出於國家戰略的考慮，美國認為有必要打中國牌，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敏銳看到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果斷作出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重大戰略決策，後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得以緩和併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奠定了基礎。中美關係的改善帶動中國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關係的發展，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中國與除美國之外的主要發達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毛澤東、周恩來主導的對外政策調整，改變了一段時間四面受敵的局面，這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粉碎“四人幫”後，人們紛紛感覺到中國發展被耽誤的時間太多，有一種只爭朝夕的心情希望能夠加快發展，而要發展自己就離不開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和資金、裝置的引進。因此，1977年和1978年，隨著國內局勢的穩定，一時形成一股出國潮。例如，1977年初，一機部部長項南對美國的農業機械化進行了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長葉志強帶一批專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進成套裝置建設寶鋼的重大專案。1977年12月底，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率領代表團赴英、法進行企業管理的考察。此外，國家輕工部、地質部、農業部、兵器工業部、石油部等也都組團出國（出境）考察。1978年之後，出國（出境）考察的人更多、層級也更高。1978年上半年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團，就有以李一氓為團長的中共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對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訪問；以上海市委書記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以國家計委副主任段云為團長的港澳經濟貿易代表團；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代表團。僅1978年，就有12位副總理、副委員長以上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
這些訪問團考察團最初還只是引進西方國家的裝置，後來就逐漸地認識到光引進裝置不夠，還必須學習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更重要的是，透過對這些國家的考察訪問，使廣大高中級幹部意識到了中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間經濟上的差距，而如何縮小這種差距就成了他們不得不思考的重要問題。
這些代表團出國考察最為深刻的印象，一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程度很高，經濟發展很快，二是這些國家貧富懸殊並非過去想象的那麼嚴重，普通勞動者的生活也有較大改善。這些出訪者看到的情況表明，這些年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與科技發展迅速，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他們由此產生了必須加快中國發展的緊迫感。這就需要利用國外的資金、裝置、技術和管理經驗，必須開啟國門，實行對外開放。同時，還要改革自身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有親歷者回憶說：“打倒‘四人幫’以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都在深刻反思歷史的教訓，這是一個總的背景。當時，外國究竟是怎麼樣?我們並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種困惑，為什麼我們的經濟搞得這麼差？我們的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知道一點兒資訊，日本、德國被戰爭打垮了，但他們為什麼能在經濟上崛起呢？走出去看過以後，使我們大開眼界！可以說，這一次出國考察，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們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23]197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訪問朝鮮同金日成會談時說：“我們一定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24]
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也在1978年的下半年頻繁出訪。鄧小平早年曾有在法國勤工儉學的經歷，在法國的工廠當過工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有直接的感性認識。1974年4月，為出席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他去了美國，並在途中兩次在巴黎作短暫停留，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中唯一去過美國的領導人。今天我們很難了解1974年鄧小平的美國和法國之行給他留下什麼印象，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也不便把自己所看到的這兩個國家的觀感表達出來，但恐怕美法那些年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1978年，鄧小平除了年初訪問了緬甸和尼泊爾之外，這年9月他訪問了朝鮮，10月下旬訪問了日本，11月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1979年初，又出訪美國。在訪問日本期間，鄧小平參觀了日產汽車公司、君津鋼鐵廠、松下電器產業公司等現代化企業，還乘坐了新幹線“光—81號”超特快列車，在火車上當日本記者問及乘坐新幹線的觀感時說：“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25]
1977年鄧小平復出之後，講得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問題。1977年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說：“要承認落後，承認落後就有希望了。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26]1978年3月30日，他在國務院會議上說：“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總是要表現它的優越性嘛。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裡？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幹社會主義，要有具體體現，生產要真正發展起來，相應的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夠逐步提高，這才能表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27]同一天，他在會見阿卜迪卡西姆·薩拉德·哈桑為團長的索馬利亞新聞代表團時又說：“國際上都說我們是一個大國，蘇聯甚至說我們是超級大國。我們的大，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產和科學水平來說，我們同你們一樣，只能算是一個小國。”[28]同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鄧小平更是坦率地承認：“我們現在的生產技術水平是什麼狀況？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我們鋼鐵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國外先進水平的幾十分之一。新興工業的差距就更大了。在這方面不用說落後一二十年，即使落後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29]要知道，過去在對內宣傳中總說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處於腐朽沒落的狀態，在公開講話中如此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落後，是需要相當勇氣的。10月10日，他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特別強調，中國在歷史上對世界有過貢獻，但是長期停滯，發展很慢。現在是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由於受林彪、‘四人幫’的干擾，我們國家的發展耽誤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們同國際上科學技術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這十幾年來，世界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發達國家相比較，經濟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30]
如何縮短這種差距，辦法只能是改革開放。1978年9月，鄧小平在視察東北和天津等地時，反覆地談到中國必須改革。他說：“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辦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要求。”[31]知恥而後勇。承認落後不是甘於落後。這年7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弗蘭克·普雷斯率領的美國科技代表團時說，“四人幫”把對外開放說成是崇洋媚外，吹噓自己長得很漂亮，怕丟醜。“我們這麼落後，面孔本來就不漂亮，你吹噓幹什麼。”[32]同年10月，在出訪日本時又說，本來長得很醜，為什麼要裝美人呢？蘇聯就吃這樣的虧，自以為什麼都是自己的好，其實農業、技術都很落後，結果是自己騙自己[33]。敢於承認落後，努力改變落後，這就必須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四、改革開放逐漸成為全黨的共識
改革開放作為一項偉大決策，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改革開放歷史也是以這次全會的召開為起點的，因為這次會議在改革開放史、在中國的發展史上有著標誌性意義。但是，改革開放不是突如其來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當時間的指標指向1978年的時候，改革與開放逐漸成為一個熱詞。
1978年3月24日，華國鋒在全國科學大會的講話中就提出：“對於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和四個現代化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在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領域繼續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那些部分，才能不斷促進四個現代化的發展。”[34]在這年7月12日的全國財貿學大慶大寨會議的講話中，華國鋒又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從根本上說，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的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許多方面還不完善，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許多環節還有缺陷，這些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是束縛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的。管理水平低，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這樣性質的問題。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要有勇氣正視和揭露我們的具體政策、規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觀念中那些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不相適應的東西，有魄力去堅決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中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部分。”[35]華國鋒在國慶29週年招待會的祝酒詞中，更是明確提出：“我們要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學習和利用國外先進經驗，大大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36]自然，華國鋒所說的“改革”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施的“改革”，並不完全相同，但至少說明，儘管華國鋒曾一度接受過“兩個凡是”的主張，但也意識到中國非改革不可。
對於1978年的中國高層來說，改革成為共同的話語。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務虛會。在會議最後的總結講話中他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這場革命“不下於我們黨過去領導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還要超過”。因此，“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過去20多年中，已經不止一次改革經濟體制，並取得了許多成效。但是在企業管理體制方面，往往從行政權力的轉移著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迴圈，因而難以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為了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我們將改革計劃體制、財政體制、物資體制，企業管理體制和內外貿易體制，建立起現代化的經濟組織、科研組織、教育組織及有關管理制度。我們現在要進行的這次改革，一定要同時兼顧中央部門、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一定要考慮大企業和大專業公司的經濟利益和發展前途，努力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現代化的經濟，使我們的管理水平儘可能適應工農業高速度發展的需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但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和裝置。這比關起門來樣樣靠自己從頭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37]李先念的這番話，把中國為什麼必須實行改革開放說得十分清楚了。這年9月底，中共中央轉發了李先念的這個總結講話。
同年9月，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明確提出：經濟戰線必須實行三個轉變：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38]。實現這三個方面轉變，實際上就是要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
這時，媒體關於改革開放的聲音也大起來了。1978年9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發《不可夜郎自大》一文，其中鮮明地指出：“夜郎自大式的盲目驕傲自滿，執拗的一點論，同小生產的習慣勢力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有些同志至今還在用小生產的眼光、習慣和方法看待和組織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在這些同志頭腦中，沒有或者極少有現代化的觀念，他們對已經沿用了幾十年、成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一套’生產方法習以為常，對小生產的經營思想和經營方式習以為常，不思改革。”[39]
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在國務院務虛會發言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長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對“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方法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作了明確解答，強調“堅持自力更生不但不排斥學習外國先進事物”，只有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結合起來，把外國經驗中一切有用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成功經驗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夠迅速提高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能力，才能夠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文章同時提出：“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大大提高我們的經濟管理水平。”“為了擴大經濟組織和經濟手段的作用，需要進行一系列的經濟改組和經濟改革，解決一系列具體問題。”
同年1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思想再解放一點》的特約評論，強調正確地認識過去所學的“蘇聯經驗”，也是解放思想的一個重要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曾提出向蘇聯學習的口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少方面借鑑了蘇聯的做法。在還缺乏經驗的情況下，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當時蘇聯關於經濟建設、企業管理的那套東西，也不是沒有弊病的。因而在學的過程中，也出現過盲目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中國現在的管理體制，特別是工業的管理制度，不少就是五十年代從蘇聯搬過來的，實踐證明其中很多做法是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而有不少同志卻習以為常，看不到其中的問題，不懂得必須對蘇聯經驗進行具體分析，根據中國的情況大膽實行改革。
這一時期，對於必須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說得最多最透徹的自然是鄧小平。1978年2月1日，他在聽取中共四川省委的彙報中就指出：“有些問題是共同的。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餘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行，要統一考慮。”[40]不是零碎地解決問題，而是“要統一考慮”，實際上就是要在體制機制上作大的調整。
同年10月11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詞中，鄧小平強調：“現在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並且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組織措施。中央指出：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就必須大大加強企業的專業化，大大提高全體職工的技術水平並且認真實行培訓和考核，大大加強企業的經濟核算，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利潤率。因此，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41]
在這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閉幕式的講話更是對於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作了系統論述。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他著重講到經濟體制改革（即發揮經濟民主）的問題，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而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並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在講話中，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即“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42]。他認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明確提出“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全會透過的公報強調：“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裝置，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43]以這次全會的召開為標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由此拉開。
[參考文獻]
[1][26][29][30][31][32][41][42]鄧小平文選：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40，90，399，376，340，135-136，150-152.
[2]毛毛.在江西的日子裡[N].人民日報，1984-08-22.
[3][4][5][6][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158，1049，1133，1182，1242，1244.
[8]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N].人民日報，1981-07-01.
[10]毛澤東文集:第6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9.
[1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198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2:423.
[12]萬里談農村改革是怎麼搞起來的[J].百年潮，1998，（3）.
[13]梨樹縣300個窮隊初步改變面貌[N].人民日報，1980-09-23.
[14]鳳城縣根據山區特點安排生產[N].人民日報，1949-04-20.
[15]依靠集體致富大有希望[N].人民日報，1980-07-31.
[16]張湛彬.大轉折的日日夜夜:上卷[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388-389.
[17][2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與改革同行——體改戰線親歷者回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7，2.
[18]北京市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和物價史料[M].北京:北京市統計局，1989：34-35.
[19]關於城市住宅建設的意見[J].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79，（76）.
[20][21][24][25][27][28][33][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380，381，372，413，277，279，429，261-262.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年譜: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229.
[34]華國鋒.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78-03-26.
[35]華國鋒.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78-07-12.
[36]華主席在國慶二十九週年招待會上的祝酒詞[N].人民日報，1978-10-01.
[37]《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李先念年譜:第5卷[M].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654—655；李先念文選[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31-332.
[38]《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319.
[39]雷克.切不可夜郎自大[N].人民日報，1978-09-16.
[43]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N].人民日報，1978-12-24.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