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歷史的女人——第1713期)
(一)0001號文物
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世界上單體建築面積最大的博物館,是中華文物收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其藏品多達100餘萬件,收藏了許多國寶級文物,比如重達1600多斤的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商代後母戊鼎(又稱司母戊大方鼎)等,但被編為0001號的文物是什麼呢?說來令人震驚,居然是一副絞刑架!
一副絞刑架為何有這麼高的“待遇”?因為它是“殺害”著名革命烈士李大釗的“劊子手”!這副絞刑架背後的故事既令人感動,又令人憤怒:當時李大釗先生被施絞刑竟長達40分鐘,遠遠超出一般絞刑的行刑時間!為何要這麼長時間呢?他犧牲24年後終於真相大白……
(二)張作霖為何要抓捕李大釗
本來做為當時的“東北王”,張作霖也是有一定歷史功績的,比如他最終並沒有向日本人妥協,成為日寇侵吞中國的一個強大的絆腳石,在抗日方面有一定正面意義;但他卻犯了一極大的錯誤,就是殺害了偉大的革命先驅李大釗同志。這成了他永遠的汙點。那麼張作霖為何要抓捕李大釗?為何非要置之於死地?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曾經是同陳獨秀幾乎齊名的人物。
李大釗不僅領導了中共早期的革命,而且在國共合作中做出過巨大貢獻。1922年至1924年,他受組織的委託,奔走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李大釗同孫中山本人的關係也非同一般。
1922年8月底,中共西湖會議召開,李大釗和陳獨秀等均出席會議。會議做出重大決定,為了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會議結束後,李大釗便到上海見了孫中山先生,兩位革命先驅相談甚歡,不久他便加入了國民黨。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中,李大釗也成了五位主席團成員之一。因此李大釗在國民黨中的威信也是相當之高的。此後,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重要事務,大都是李大釗領導處理的,在他的吶喊之下,有許多熱血青年都加入了革命。這在後來的一部電影《大浪淘沙》中有很好的體現。
這本是一個很好的現象。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兩個大黨一合作,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完成的?但後來這個局面被打破了。
因為當時中國處於軍閥混戰時期,不管孫中山還是蔣介石都收拾不了這個局面。於是大權在握的北洋軍閥坐不住了,他們不想讓(國共合作後的)革命黨人威脅到自己的利益,搶了他們的“風頭”,於是開始迫害兩黨的革命人士。
此時,李大釗被大軍閥張作霖盯上了。
1926年3月,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和張作霖的奉軍交火,當時的日本人為了收買張作霖,是站在張作霖一方的。3月12日,日本派遣軍艦掩護奉軍艦隊進逼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陣地,但被國民軍英勇擊退。數日後,丟了面子惱羞成怒的日本人,便聯合英、美等八國援引《辛丑條約》,向段祺瑞北洋執政府發出威脅,讓中國撤除天津大沽口的防務。段祺瑞宣佈妥協。
此事激起了革命愛國人士的憤怒。於是在3月18日,李大釗等人領導北京學生5000餘人在天安門集會,舉行遊行請願活動。最終在執政府門前,學生們慘遭段祺瑞衛隊的屠殺,導致47人死亡,199人受傷,釀成了震驚中外的“3·18”慘案。此次慘案也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極大震怒,他揮筆寫下《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
此慘案之後,段祺瑞政府開始下令查封國民黨黨部和中俄大學,並通緝李大釗等革命志士。在此背景下,張作霖開始躍躍欲試,欲置李大釗於死地。
其實老張早對李大釗懷恨在心了。因為,李大釗促進的國共合作,對他張作霖很不利,威脅到了他利益;而馮玉祥將軍也是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與南方政府聯合,同張作霖開戰的。還有,李大釗還直接策反了張作霖手下的大將郭松齡(他在李大釗影響下成為著名的愛國將領)。另外,吳佩孚、孫傳芳等大軍閥也曾受李大釗影響,他們也對張作霖產生了威脅。這些都令張作霖恨之入骨。
(三)被捕
張作霖知道李大釗在北京,於是便命人到北京抓捕他。當時同志們都勸李大釗轉移,離開北京,但他堅持不離開革命“陣地”,他說:“我不能輕易離開北京,我離開了,這裡的工作交給誰?”於是,他把工作轉入地下,接著戰鬥。
在蘇聯大使的幫助下,李大釗藏在東交民巷的使館區,住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俄國老軍營裡,繼續進行秘密工作。他整天埋在書籍和檔案裡,不管外面發生什麼危險。本來這裡也是比較安全的,敵人也不敢隨便到這裡仔細搜查。但後來他被附近的日本和法國大使館的人舉報了(也有說法是,京師警察局抓到一箇中共交通員,此人是個軟骨頭,供出了李大釗的具體藏身之地)。
1927年4月6日,陳興亞等人帶領300多名警察,興師動眾地闖進東交民巷,將李大釗一家人以及數十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全部抓捕。由於事出突然,有許多秘密檔案都來不及隱藏和銷燬,全被搜走了,據說這些檔案整整裝了7輛卡車。
當敵人來搜捕時,李大釗本來想開槍反擊,但他的小女兒李星華就在他身邊,萬一開槍雙方形成槍戰,女兒很可能有生命危險,因此他選擇束手。他用來防身的勃朗寧手槍最後被前來執行抓捕的偵緝處處長沒收,並據為己有。
李大釗被捕後,開始張作霖還不敢對他怎麼樣,畢竟這是一位在社會上很有影響的人,國共兩黨都尊崇的人。張作霖的壓力也很大,當時社會各界都紛紛組織救援,如果他擅自下毒手,會招致各方的抨擊。尤其是老蔣,他正組織北伐軍進行北伐,張作霖當然很忌憚他,蔣介石敢公開反對孫中山嗎?李大釗可曾是孫中山的好友。
但有個關鍵問題是,孫中山此時已經去世。老蔣究竟敢不敢反對孫中山是一個未知數。
不過,儘管張作霖一時不敢殺李大釗,但不等於他會對之優待,相反,大魔頭一樣的張作霖對李大釗毫不客氣,毫不例外地對他施加了酷刑。他要從李大釗這裡獲得共產黨的情報,以便打擊中共,並且想用酷刑擊垮李大釗的意志,達到報復他的目的。
但敵人想錯了。不論他們動用什麼酷刑,李大釗同志都什麼也不說,沒有吐露組織的任何秘密,對於自己在中共內部的身份也堅決不承認,不承認自己同北伐軍的聯絡,不承認自己和蘇聯以及共產國際的聯絡,只是承認自己在國民黨的部分工作。
硬的不行,來軟的。當時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利用和李大釗的同鄉關係,來勸說他,並許以高官厚祿,但遭到李大釗的嚴詞拒絕:
“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氣節!絕不做無恥的幫兇和奴才!”
作為一介書生,李大釗的氣節令楊宇霆折服,只得狼狽離去。李大釗即便在獄中也仍要堅持鬥爭,他不斷鼓勵獄中年輕的同志,甚至對獄警宣傳革命。
李大釗的入獄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京津地區各大報社都為他呼籲;有九所國立大學的校長都出面為之奔走;連被譽“民國第一奇人”的楊度都出面了,為營救李大釗湊經費,他甚至賣掉了自己的宅院。
連國際社會都關注這件事了。特別是蘇聯,李大釗被捕後,蘇聯向北洋政府抗議,甚至以斷交相威脅;莫斯科還發生了工人遊行,抗議軍閥擅自進入蘇聯大使館行兇抓人。
但面對眾多壓力,張作霖還是不願放人,因為他有軍權,有軍權就可以為所欲為,他似乎誰也不怕。他只是抓緊蒐羅李大釗的罪行。但他在搜繳的幾大車檔案中找來找去,也沒有發現李大釗的罪證,因為李大釗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中國革命的,全是光明正大的!
沒有可殺的罪證,如何判死刑?張作霖正為難之時,他收到了蔣介石的一個密電,密電中老蔣主張處決李大釗。
原來,儘管老蔣表面上不敢公開反對孫中山的主張,但他已經意識到共產黨勢力的強大,已經威脅到國民黨的地位,當時在北伐軍中就有許多共產黨人。於是他便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而當時李大釗已經被捕6天。很明顯,他已經不再顧忌已故的國父孫中山的情面了,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李大釗豈能倖免?
有了老蔣的撐腰,或者是支援,張作霖決定對李大釗等被捕的革命者痛下殺手。當然,張作霖也徵求了閻錫山、孫傳芳、吳佩孚和張宗昌等幾個軍閥以及其子張學良的意見,他們也同意對李大釗處死刑。
於是1927年4月28日,張作霖控制下的特別法庭突然開庭,僅僅審理了70分鐘,法官便宣佈被捕的20多名共產黨人死刑,並立即執行。
當天,李大釗等人便走向刑場,慷慨就義。當時敵人是用的絞刑,但其他人行刑都是20分鐘,單單李大釗被用了40分鐘,為何如此?事發24年之後,即到1951年,真相才被解開,簡直令人憤怒!
(四)兇手伏法,真相大白
當年殘害李大釗的主要兇手有4個人,他們分別是吳鬱文、王振南、雷恆成和陳興亞。事實上,建國後,公安部一直在通緝殺害李大釗的兇手,但一直到1950年年末才有了重大進展。當時陳興亞在鎮反運動中,被群眾舉報而落網。1927年,陳興亞任京師警察總監,就是他指揮軍警闖入蘇聯大使館兵營抓捕李大釗的。
在他提供的線索之下,其他兇手也相繼落網。1951年6月20日,吳鬱文被抓捕歸案。他當時任張作霖手下的偵緝處處長,李大釗的勃朗寧手槍就是被他奪走並據為己有的。後來,雷恆成和王振南也分別在1952年和1955年被捕。雷恆成對獄中的李大釗進行過百般折磨;而王振南則是當年審理李大釗案子的法官,是他判李大釗等人死刑的。這四人都是死有餘辜,最後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其中1951年落網的吳鬱文供出了李大釗遇害時的情景。
當時為了給李大釗等人用刑,張作霖特意從外國進了一個先進的絞刑架。1927年4月28日下午1點左右,李大釗等革命志士走出牢房,昂然來到刑場。
第一個走向絞刑架的便是李大釗同志。因為刑具是新買的,所以劊子手就拿李大釗來“試手”了。劊子手先將繩索套在李大釗脖子上,讓他站到指定的位置,然後嘗試按下開關,頓時李大釗腳下的擋板便被打開了。
李大釗雙腳騰空,被繩索死死地吊在半空之中……
其實這一系列動作下來,頂多20分鐘,後來犧牲的同志都是用了20分鐘左右,可李大釗卻用了40分鐘。
因為在李大釗即將窒息之時,劊子手卻將他抱起,解開了繩索。等他意識清醒過來之後,勸他“悔過”。可李大釗此時憤怒地說了一句話:
“你們把我絞死吧,我的靈魂不死,革命不死!”
於是劊子手又把李大釗再次套上繩索。當李大釗身體懸空,即將窒息之時,敵人又把他放了下來,又妄想讓他屈服。
可李大釗仍是對敵人冷笑一聲,道:“力求速辦!”
劊子手看看再不能撼動李大釗的意志,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
如此,敵人對李大釗整整折磨了40分鐘,年僅37歲的他才最終離去。李大釗死後,他的脖子上明顯有三處勒痕,這是殘忍的“三絞處決法”,簡直是喪盡天良的做法!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後,時任文物部副部長的王冶秋在接管北平的文物機構時,專門強調必須要找到當年絞殺李大釗同志的絞刑架,並且親自行動。終於在那年3月,他和同事于堅騎著腳踏車到德勝門外,在一所監獄附近的一個荒涼的破院子裡找到了這副刑具。絞刑架被運回北平歷史博物館,它便成了北京市文物部接管的第一件文物,“榮譽”編號001。
如今再看絞殺李大釗等革命同志的這副絞架,這一特殊“待遇”的文物,不禁令人頓生一種極為複雜的心情:
它的框架幾乎成正方形,長2.93米,高2.34米,渾身鐵青,發著瘮人的冷光;上面的繩索安靜地懸垂著,似乎還緩緩地滴著烈士的血跡,令人頓生恐怖之感!同時它又是那麼令人敬畏,因為它曾同那些革命烈士們,同偉大的李大釗同志“親密接觸”,它曾留下烈士的體溫,曾聆聽過烈士的豪言,它曾見證了那一段殘酷而偉大的歷史!
某種意義上,這副只有幾十公斤重的絞刑架,跟那座重達1600多斤的青銅器之王“後母戊鼎”的分量一樣重,後母戊鼎代表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青銅時代”,而這副絞刑架則代表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革命時代,或者是“殘酷時代”!希望這個時代永遠成為歷史。
這副絞刑架被編為1號,希望這也是最後的一號,再沒有第2號、第3號,人類需要和平,人類不要酷刑!烈士瞑目!
李大釗生前曾寫有一篇叫《犧牲》的文章,今錄其中的一段話,與讀者共勉:
“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文/說歷史的女人·夏日漱冰)
參考資料:《李大釗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