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是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深為廣大人民所喜愛，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象藝博大精深，雅俗共賞，融數學、哲學、藝術、競技於一爐，被列寧稱之為智慧的體操。新中國成立後，自１９５６年起象棋作為體育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被國家體委列入正式體育運動專案，並且是年舉辦了第一屆全國棋類個人錦標賽，而象棋則第一個列入正式比賽專案，他的兩個兄弟專案圍棋和國際象棋列入表演專案。直至今日，象棋全國個人賽已舉辦了４０屆了。自此在黨和國家的大力提倡和關心下，象棋活動無論在推廣，普及提高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優秀棋手一代又一代地快速成長，他們的棋藝水平也已遠遠地超越瞭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達到了一個更新的高度。本人有幸經歷了這５０餘年的全過程，現在我就把這５０餘年來的親身感受說出來與大家共享。
我生長在一個祖孫三代共居一堂的大家庭中，父親、叔伯和堂兄們均是象棋愛好者。１９５１年春節，我全家舉行了一次象棋比賽，我竟然獲得了冠軍。勝利的喜悅使我真正愛上了象棋。但象棋的外部世界在哪裡呢，我又如何提高深造呢？說起來真是與象棋有緣，機遇很快就來了。那時我和一位堂兄在跟一位街坊老爺子學太極拳和推手，１９５１年早春的某天清晨，來了一位３０餘歲的年青人，他自稱“董華章”，要求一起學太極拳，希望我師父“恩准”，老爺子慨然答應，這樣我多了一位董師弟。當時只知他是我們街道上某皮貨店的老闆。數日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董師弟８時左右才來，而我們早已練習完畢。師父責問他為何遲到，他說昨晚是週末，晚上在棋院下棋直至深夜，請求師傅原諒。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在旁邊聞聽棋院二字不勝喜悅，立即上前說：“師弟喜歡下象棋嗎？哪裡有棋院，可否帶我去觀賞？”他說可以，經他介紹由此我成為同學象棋院中的一員，進入了一個象棋的新天地，師弟董華章是我的象棋領路人，也可說是我的人生領路人，我萬分地感謝他、懷念他（他後來去了香港、美國，失去了聯絡）。
進入棋院後我才知道象棋有開、中、殘之分，有橘中秘、梅花譜等棋書可學，那時我才真正地迷上了象棋。隊長金銘富（楊官璘１９５１年訪滬時曾至我院與金對弈讓三先，我也在旁觀戰），隊內主力宗義山最負盛名，是除了董文淵、何順安、朱劍秋三人外的一流高手，在１９５１年國慶節，在工人文化宮與楊官璘舉行大象棋表演賽而戰勝了楊官璘，一時轟動了上海棋壇。在這樣良好的環境下學棋，我得到了眾多棋友的愛護、指點和幫助，棋藝突飛猛進。
半年後，為了進一步深造，我開始進入了當年上海弈林的“少林寺”凌雲閣求藝聞道。凌雲閣棋迷眾多，名手雲集，樂於此道而欲求深造者無不以去過凌雲閣為榮。江浙兩省棋手也經常來此遊學。自１９５１年起，廣東陳松順、楊官璘就經常是凌雲閣的座上佳賓，此外北京謝小然、西安王羽屏、浙江劉億慈、湖北羅天楊、李義庭、天津龐藹庭、馬寬、溫州沈志奕、嘉興高琪、平湖朱明華等全國各地的一流高手都先後來凌雲閣造訪獻藝，盛極一時。我也先後結識了他們並交上了朋友。在凌雲閣下棋、學棋的兩年多時間裡，我循序漸進，逐個戰勝了許多在上海頗有名望的棋手後終於闖出了“少林寺”的十八羅漢堂，並於１９５４年起有資格、有實力與國內外的頂尖高手分庭抗禮、作大象棋表演賽了。從１９５４年起，每年夏天上海象棋表演賽的主賽場設在大新遊樂場和大世界遊樂場。楊官璘、侯玉山、羅天揚、李義庭、沈志奕、高琪、朱明華、龐藹庭等先後來滬登臺獻藝，我作為上海棋手的一員也經常參與表演，盛況空前。其中最負盛名的楊官璘年年必到，深受上海棋迷的喜愛。大象棋表演成了上海娛樂圈夏令時的文娛活動之一，給上海廣大棋迷和欲求深造者提供了一個觀摩學習的良好機會，想來此時我是真正地進入了象棋界。
我在大學求學時期下棋的時間較少，只是在暑假期間才有機會作大象棋表演，每場有１２元的收入，作為我零花錢的補貼。１９５６年象棋正式列入體育運動專案並於是年８月由團中央和青年報聯合舉辦了全國八大城市大中學生象棋比賽，我代表上海參賽榮獲冠軍，並得到了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同志的接見，榮幸萬分。返校後也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熱烈祝賀。１９５７年春，我又獲上海市象棋個人賽冠軍。緊接著第一屆全國象棋賽前六名（楊官璘、王加良、劉億慈、李義庭、侯玉山、何順安）中的２－５名四大國手應邀訪問上海。我和朱劍秋、龔一葦、韓文榮４人組成的上海隊（何順安因病未參加）出場應戰。此時正是全國展開大鳴大放大辯論、向黨提意見的高潮時期，我是應屆畢業生，市委決定暫緩統一分配，留校參加整風。我外調參賽恰恰躲過了這一鳴放的高潮時期，賽後返校，形勢開始轉入了反擊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反右鬥爭。回想起來如沒有四國手邀請賽，當時我年青氣盛實話實說很難想象是會不經意間說些什麼不得體的話呢！從這方面講，象棋讓我躲過了這一非常時期，幸甚！
到了９月，學校運動進入尾聲，我們４００多位畢業生中有數人被打成右派，我班班長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調幹生”、老黨員，參加過延安整風，時任校黨委委員）９月初開始統一分配，市政府有政策，優秀運動員不外流，由此我被分配至華東化工學校任外語助教（當時百分之９０以上的同學都分配至外省市）。
象棋又讓我留在了上海，我能不愛象棋嗎？我以上海市冠軍的身份參加了１９５７年（第二屆、上海）和１９５８年（第三屆、廣州、）的第二、第三屆全國個人象棋賽，均獲第六名，躋身國手行列。自廣州返滬後並未返校而直接參加了上海“迎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三棋集訓隊”，任隊長（編制１２人），１９５９年５月我又獲上海市象棋賽冠軍。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何順安還是我去參加全運會象棋賽呢？因每項棋參賽名額只１名。領導考慮再三後找我談心，言下之意是我有深造國際象棋的優越條件（象棋功底和俄語），希望我改下國際象棋，快速提高而去參賽。遺憾的是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終究難成氣候，在全運會賽事上我僅獲第９名。
返滬後領隊告訴我一個好訊息：市體委決定成立三棋專業隊，屬上海體院運動系，僅６名編制，象棋、國際象棋、圍棋二名。這就是說下棋對我來說已不僅是個人愛好，而是與祖國人民聯絡在一起的一種特殊事業了。記得魯迅曾說：如果個人的愛好特長能和仗以養家活口的工作、職業結合起來那真是人生樂事（原意）。我當時就毫不猶豫地欣然應允，願終身以象棋為事業。就這樣我由教育界轉入了體育界，成了一名真正的專業棋手了，但當時是專攻國際象棋。
全運會上僅獲第９，心中未免有些歉意，失敗乃成功之母，所以在我畢生的棋藝生涯中，以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最為用功。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在１９６０年的全國國際象棋個人賽中榮獲冠軍。此後又獲１９６２年全國冠軍、１９６４年全國亞軍、１９６６年全國亞軍，並於１９６４年出訪前蘇聯。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來我並未遠離象棋，當時全國賽是三棋親如兄弟，同時同在一個賽地舉行，象棋界的老棋友仍時有重逢，閒時仍有把酒言歡的機會。平時雙邊互訪的機會也不少，在上海，每逢節假日應各文化館和工廠之邀也客串作大象棋表演和車論戰，真有身在曹營心在漢之感。總的來說這近１０年來我心情舒暢，事業有成，感到很幸福。在此特別再補充一點，文革前的專業運動員是十分幸運的。黨和政府十分關懷運動員的身體健康，每人每月享受伙食補貼，棋隊每天１．６元，自交費每天０．３元。副食品享受特種供應待遇。這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保證了專業運動員的營養健康。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上海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是圍棋元老顧水如老先生，其後是《圍棋月刊》編輯曹鈞石老先生，７５歲的顧老曾是段祺瑞門下的清客，６１歲的曹老性情剛烈直爽，是經常無意間得罪某副社長的不敬之徒。隨著運動的逐步深入，第三個不幸之徒會是誰呢？其實當時棋社內有這樣那樣所謂歷史問題的人還有幾個，真是人人自危啊！
誰知第三個受批之人竟是在下本人。８月間的某一個星期一，上午上班時一進大廳，突然見到牆上貼滿了批判我的大字報，什麼徐某人是“棋社宣揚封資修的罪魁禍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修正主義體育路線的社會基礎”，更有甚者，責問我與蘇聯棋手交談些什麼（因當時我充當棋手間交談的臨時翻譯）。我一下就明白了這是步了曾鈞石的後塵了。少不更事的造反派責令我靠邊檢查，且封我為“牛鬼蛇神隊長”。每天上午帶領顧曹兩人掃大花園，下午寫檢查。當時我雖感委屈，但也清楚地知道，這些莫名其妙之罪是難加我身的，很快會雨過天晴的。果然三個月後，在鬥爭的大方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氣候下”，我迅速被恢復名譽，又成了革命群眾了。好得很，我既不是保皇派又不是造反派，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遙派，這正符合我的個性、我的所求。這一事件也使我第一次去認真地感受人生百態。
古今中外的書籍我雖閱讀了不少，但只能記其事而不能會其意，更不能舉一反三，我雖在而立之年，但涉世尚淺，儘管這一事件讓我體會到社會醜惡的一面，但我相信人間仍有真善美。又是象棋帶領著我去感受了人間的真誠、善良、友愛，帶給了我無比的溫暖和自信。成了逍遙派後無所事事，我一頭鑽進了我的“最愛”——上海的象棋圈內，放下大國手的臭架子去直麵人生。
在靠近淮海中路邊上的柳林路上有一個小茶館兼老虎灶。當時各行各業的業餘高手均雲集至此，徐大慶、徐和良、龔一葦、韓文榮等均是常客。我得知此訊後就去造訪，受到棋友們熱烈的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