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安子文突然給山東省委發了一封急電:要求他們幫忙尋找一個叫牛寶正的人。
但是,安子文只知道此人是山東籍,解放前在北京國民黨草嵐子監獄任看守班長,其他資訊一概不知。
解放初期,在中國人口大省尋找一個只知道姓名的人,無異於是大海撈針。
接到上級的電報後,山東省委絲毫不敢懈怠,立即組織人手前去調查。
多方打聽下,一位同志向他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這位同志在抗戰時期在我山東抗日根據地任職,提供線索說:牛寶正老家在無棣縣城關附近。
山東省委得此重要線索後,立即給無棣縣委下發公文,要求他們配合尋找牛寶正。
任職於縣委辦公室的張學德趕忙騎車到城關,向當地幹部下發“尋人啟事”。
不久之後,有人向他反映:在當地勞改所裡關押的一名反革命分子叫牛寶正。
多方查證之下,張學德得知這個被關押的牛寶正就是上級要找的“牛寶正”。
那麼,安子文為什麼要尋找一個曾經為國民黨政府效力的“反革命分子”?牛寶正和我黨間發生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一、國民黨監獄看守同情革命
如今,在北京西城區喧囂的鬧市中,草嵐子衚衕19號有一處擁有一百年曆史的老建築。
這裡在解放前,曾經是臭名昭著的國民黨草嵐子監獄舊址。
此前,草嵐子監獄曾經是國民黨政府的一處臨時看守所,建立於1931年9月,主要用來關押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的京津等地的共產黨人及革命進步人士。
它最初的名字叫“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當時總院設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
後來雖幾經易名,但人們一直習慣將它稱之為“草嵐子監獄”。
1931年夏天,中共河北省委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破壞。
由於叛徒出賣,時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的安子文等61名我黨高階幹部被捕。
在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利誘之下,省委秘書長郭亞先等人隨即叛變。
隨後,我黨北方地下黨組織,中共北平、天津市委等,均遭到極大破壞,包括薄一波在內的三百多名同志相繼被捕。
安子文等共產黨人先被關押在北京軍法處的看守所內。幾經輾轉之後,他們又被轉押至剛剛設立的草嵐子監獄。
當時和薄一波一同被捕的,還有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殷鑑。
這些同志,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共產主義戰士。被捕後不久,我黨的這些同志們就在草嵐子監獄內成立了獄中黨支部,由殷鑑擔任黨支部書記。
被關押在這裡的同志們決心要戰鬥到底,“扛著紅旗出獄”。
他們計劃團結、帶領草嵐子監獄內的所有人,堅定地同敵人進行鬥爭。
獄中黨支部決定:不僅要把關押他們的監獄,變成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直接戰場,而且要把這裡變成“黨校”,讓所有同志繼續深入學習馬列主義,以提高大家的思想理論水平,迎接即將來臨的嚴酷鬥爭。
為了達到此目的,在殷鑑等人的建議下成立了學委會,由楊獻珍負責。
此外,他們還訂立了嚴格的學習紀律,並制定了詳細的學習計劃。
經過商議,大家一致同意:為了保證大家的日常學習不受監獄看守等人的不斷侵擾,必須制定一套極為嚴密的防範措施。
而且要想方設法努力爭取獄方監管人員,尤其是爭取擔任看守班長的“OX”。
當時,為了有力地同敵人進行鬥爭,也為了隱蔽,這些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共產黨人利用英文字母發音,給每位監獄看守人員都起了一個英文代號。
當時,監獄班長名叫牛寶正,負責管理全部的看守人員。同志們就以“牛”的英文發音,將他的英文代號定為“OX”,翻譯成中文就是“歐克司尹”。
所以,在草嵐子監獄的裡“服刑”所有同志只要一提“OX”,就知道說的是誰。
牛寶正出生於山東省無棣縣後牛村。小時候家裡貧困,沒有機會讀書。
24歲時,他舉家搬遷至無棣縣東關。1919年正值軍閥混戰時期,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被招進縣警察大隊任職,級別相大致當於今天的部隊班長。
齊魯聯軍被蔣介石的北伐軍打敗後,齊魯大地政局更加混亂,1928年牛寶正選擇解甲歸田。
當時牛寶正雖已年過四十,但是仍有一顆奮鬥的心,所以在家閒賦期間,他和朋友商定到北京去謀點事做。
來到北平後,二人舉目無親,多方打點、拜求之下,兩年多時間裡都沒有找到個合適的營生。
直到1931年,他委託自己的一個朋友,找到了當時任北平憲兵偵緝隊長的高繼武。
在他的舉薦下,謀得了一份差事——到草嵐子監獄當看守。
在草嵐子監獄裡,憑藉著踏實穩重的性格,牛寶正從看守員升任為班長,負責監獄裡看守員的日常管理。
由於心地善良,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對關押在這裡的犯人沒有那麼兇。
這跟當時凶神惡煞般的國民黨監獄看守大相徑庭,所以這裡的“犯人們”對他並沒有多少厭惡感。
有一次,牛寶正收到一封信,是由山東老家寄來的。
信中說,他的老母親身患重病無錢醫治。牛寶正得知後,非常著急,想讓別的看守幫忙給家裡寫封回信。
但男人的自尊心作祟,他不想讓被人知道自己家中的窘迫境況。
在此情況之下,他想到了那些被關押在這裡的中共要犯。
透過平日的觀察,他覺得文質彬彬的楊獻珍應該讀過些書。
所以他就來到楊獻珍的監房,取出紙筆,請他代筆給他母親寫封信。
從牛正的口述中,楊獻珍瞭解了他家的基本情況:
老母親已年逾七旬,此時身患重病,因為貧困根本無錢醫治。
但是牛寶正來到北京的前幾年,遲遲沒有找到工作。現在的工作看上去威風,實際上收入很低,根本拿不出給母親治病的錢。作為兒子,他心裡十分不安。
楊獻珍能看出此時牛寶正內心的愧疚和無奈,這對監獄中的同志們來說是個難得的重要資訊。
於是,楊獻珍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支部書記殷鑑。
他當即指示楊獻珍,要認真做好爭取牛寶正的工作,不但要在思想上不斷地開導他,還可以給與一定的經濟資助。
此後,每當輪到牛寶正執勤,楊獻珍就主動和他搭話。
一來二去之下,兩人慢慢熟絡了起來,成了朋友。
他不但真誠地安慰心急如焚的牛寶正,還悄悄地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錢給了對方,並囑咐要寄給病重的老母親。
除此之外,他還趁機向牛寶正“訴苦”:
作為一個讀書人,平日裡也沒什麼愛好,就喜歡讀書看報。但被關押在這裡的幾個月時間,壓根見不到報紙書刊,心裡著實有些難受。如果牛班長方便,希望能幫忙買點書。
見楊獻珍言語如此真誠懇切,加上之前慷慨解囊,牛寶正當即表示同意為他代買書報。
自此之後,每次換班,牛寶正都會順便幫楊獻珍買些進步刊物。
自此,在楊獻珍的努力之下,草嵐子監獄內擁有了一條輸送革命書籍的通道。而且可喜的是,很長一段時間裡發生任何意外。
在此期間,由於長期接觸楊獻珍等共產黨人,牛寶正的思想也慢慢發生變化。
國民黨當局每次提審這些“犯人”,他都在場。在多次親眼目睹了他們面對酷刑的大義凜然之後,思想受到了極大震動。
原本他做監獄看守的工作只是為了養家餬口,並不牽涉什麼堅定的政治立場。而現在,牛寶正開始同情這些被關押的政治犯。
在同志們的努力爭取下,牛寶正成為一個完全可信賴、同情革命的進步分子。
二、設法營救設法中共黨員
思想“倒向”共產黨人後,牛寶正開始按照同志們的安排,傳遞情報和資訊,與外界黨組織取得聯絡。
他還利用職務便利,對關押在這裡的共產黨人提供了諸多照顧。
到了每月的探視日,外界黨組織就派人偽裝成親屬,進入草嵐子監獄。
借“探監”之名,同監獄裡的共產黨人進行聯絡。每到這時,牛寶正就假裝在旁邊監視,實則是在暗中提供幫助和保護。
為了掩人耳目,他還經常派妻兒趁著夜色,乘車前往我地下黨組織的秘密聯絡地點送取信件。
外界的黨組織在同殷鑑他們取得聯絡後,經常透過牛寶正將一些秘密檔案帶入監獄內。
這極大地鼓舞了同志們的鬥爭革命信心。
在獄中支部的委託下,牛寶正頻繁從書店購買英文版的馬列著作,然後趁著換班悄悄帶進監獄。
這些進步書籍由楊獻珍等人翻譯成中文,組織大家學習。就這樣,臭名昭著的魔窟竟然變成了學習馬列主義的“學堂”。
但是,不久之後,國民黨當局就透過截獲的情報,分析出草嵐子監獄中可能有共產黨秘密組織在暗地裡活動。
他們把重點懷疑物件鎖定為其中18個人。
為了調查此事,他們調遣了一個憲兵班進入草嵐子監獄,對關押在這裡的可疑分子進行審查和監視。
牛寶正得知這一訊息後,立即報告了獄中支部書記殷鑑,讓他們為開展反審查鬥爭早做準備。
之後,被懷疑的這些同志堅定地拒絕了憲兵們提出的“反省”要求。
這給所有的同志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在他們的領導下,此次獄中鬥爭取得了勝利。
接下來,牛寶正還透過自己掌握的情況,向獄中支部提供了一批重要情報。
依據這些情報,殷鑑等人得以有時間秘密商議對策,以從容應付,一次次逃過了敵人的偵查。
最為重要的是,牛寶正曾冒著生命危險,積極配合外界黨組織對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共產黨人實施營救。
隨著日寇的步步進犯,1936年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日漸高漲。
我黨在全國範圍內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當時白區的黨員幹部非常緊缺。
中共北方軍書記劉少奇提出,想盡一切辦法營救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同志。
劉少奇指出,他們中有很多人是鬥爭經驗豐富的我黨骨幹,如果他們出獄,可以有效解決我黨當前面臨的幹部缺乏問題。
劉少奇當即,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份報告。經過研究之後,中央批准了這一營救行動。
隨後,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透過牛寶正,向殷鑑傳達了組織的指示。
此時,殷鑑他們在收到信後,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因為,他們擔心這是敵人的陰謀。
過了一段時間,牛寶正再次帶來了北方局的指示:黨組織將設法營救你們出獄,望早做準備。
第二次國共合作達成後,國民黨當局為了籠絡人心,提出被關押在各個監獄的政治犯。只要報紙上公開發表一則《反共啟事》,便可以獲得自由。
在當時,要想早日離開監獄,就必須登報“反共”,否則只能繼續服刑。
但如果為了獲得自由而違心發表《反共啟事》,必定被組織視為叛黨分子,到時候百口莫辯。
經過大家商議之後,殷鑑等人決定拒絕北方局及黨中央提出的“登報出獄”的指示。
同時表示,如果組織堅持讓他們登報出獄,那一切責任由組織擔負,且出獄後仍為黨員,並按規定安置工作,不可立案審查。
他們透過牛寶正,將此請求轉送到組織那裡。之後,北方局又轉呈黨中央批示。
隨後,北方局將第三封信送到殷鑑手裡,而且還附上了北方局向黨中央請批的檔案,來證明這些指示是中央的決定。
至此,獄中的同志們才對指示內容深信不疑。研究之後,大家一致同意按照中央的指示行動。
一時間竟有這麼多的“犯人”申請登報出獄,讓國民黨當局有些為難。
他們有些無法辨別這些人的真實意圖,所以對共產黨人的出獄請求不置可否,一拖就是一個月。
隨後,黨中央再次作出指示,要求他們迅速出獄。
獄中支部分析後認為,鑑於當時的形勢,分批出獄或許是作為穩妥的方式。
同年9月上旬,安子文等九名同志獲釋。幾天之後,其他二十多名同志也順利出獄。
就這樣,前後有61名同志透過這一方法,順利離開了監獄。
為了避免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懷疑,出獄之後,大家分散行動,彼此不再聯絡。就算在街上碰上了,也故意不打招呼,就畫素不相識一般。
後來,大家陸續和黨組織取得聯絡,到了新的工作崗位上。
這一段時間的秘密活動,牛寶正軍參與其中。
他是監獄內外的“第一聯絡人”。每次,他都非常謹慎,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但是因為這幾年來,他頻繁與共產黨人來往,還是引起了監獄方面的懷疑。
他1936年底被國民黨當局抓捕後,關押在監牢中。隨後,國民黨當局便對他進行審訊。
然而讓他們感到意外的是,軟磨硬泡和嚴刑逼供在牛寶正這均不奏效。
國民黨局見他油鹽不進、拒不招供,便氣急敗壞地要把他處以極刑。
在此危急關頭,中共黨組織決定展開營救。
在同志們的多方斡旋努力之下,牛寶正成功逃出了北平。
隨後,他的家屬也被我黨秘密護送出城。
自此之後,牛寶正一家便與中共黨組織失去了聯絡。
三、尋找秘密戰線的功臣“OX”
安子文等中共高階幹部在出獄後,繼續為我黨的革命工作發揮力量。
時光荏苒,一晃十幾年就過去了。
新中國成立後,這些曾經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共產黨人有很多都身居高位,在黨政軍中擔任要職。
其中,安子文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然而,他卻一直惦記著當年那個冒著生命危險,營救他們而四處奔走的牛寶正。
他決定一定要找到牛寶正,並將他接到北京。
然而,當時同志們只知道牛寶正是山東籍,完全不知曉其他資訊。
安子文託人多方查詢,很長時間裡毫無音信。
之後,他給山東省委發了一封急電,請他們代為尋找牛寶正。
收到上級的電報後,山東省委絲毫不敢懈怠,立即展開了調查尋找工作。
說來也巧,當時有一個同志解放前,曾在山東渤海抗日根據地工作過,所以知道一些牛寶正的情況。
他向組織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牛寶正家無棣縣城關附近。
於是,根據這位同志提供的資訊,山東省委立即派人前往無棣縣。
縣委書記張雨村指派辦公室主任負責此事,尋人事宜具體由辦公室幹部張學德負責。
接到任務後,張學德立即開始著手調查,騎著腳踏車由縣城直奔城關。
當時,鄉村基層幹部正在區委參加會議,他立即向大家釋出了“尋人啟事”。
尋人之事很快就有了眉目。有人向張學德反映說在縣城東關關押著一個反革命分子,名字叫牛寶正。
聽到這個訊息,張學德甚為激動。他立即“驅車”前往城關公安分局。
局長張權溫跟他說,在他轄區內確實有一個叫牛寶正的人。
此人背景相當複雜,早年曾任職於北洋政府縣警察大隊,後又去了北京,在那裡給國民黨做事。現在屬於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
為了瞭解更多關於牛寶正的情況,張學德查閱了很多敵偽檔案,其中並沒有關於牛寶正與我黨往來的記錄。
他不由得心生疑慮:此人是不是上級尋找的代號為“OX”的牛寶正呢?
為了弄清楚情況,張學德決定以審查人員的名義,數次約談牛寶正,主要是詢問他的“歷史問題”。
牛寶正如實“交代”了他的過往:他曾經在北平草嵐子監獄擔任看守班長,在此期間,他曾為關押在這裡的共產黨人及中共黨組織做了很多事。
因為這件事,他還差點被國民黨當局槍斃。逃離北平後,他回到了無棣縣老家,開始做些小買賣,餬口度日。
新中國成立後,無棣縣政府對他為革命做出的貢獻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曾在舊社會擔任過警察隊長,還當過國民黨的監獄看守班長。
於是,他被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管制起來。
張學德立即將自己掌握的情況,向上級領導做了彙報。
領導指示,要進一步確認這個“牛寶正”的身份,以確保萬無一失。
於是,公安局等多個部門迅速展開調查。他們走訪了牛寶正的鄰居和家屬,並對他的檔案進行仔細核實。
最終證實,這個“牛寶正”確實在解放前,擔任過北平草嵐子監獄的看守班長。
當張學德和牛寶正提起安子文時,牛寶正一臉茫然,表示不認識,他說自己認識“徐子文”,並詳細描述了“徐子文”的體貌特徵。
當年,為了隱蔽身份,很多在白區工作的共產黨人都有自己的化名。
而當時,安子文就是化名為“徐子文”,而且牛寶正提供的“徐子文”的外貌特徵也和安子文十分吻合。
至此,牛寶正的身份終於被確定無誤。
張學德告知牛寶正,他當年設法營救出獄的“徐子文”此時已是中央領導。牛寶正十分驚訝,連說想不到。
隨後,他按照上級的指示,立即解除了對牛寶正的管制,並立即安排他們一家人前往北京。
牛寶正驚訝地瞪大了眼睛,隨後竟流下了激動的淚水,緊緊握住張學德的手,表示感謝。
然而,正當縣裡緊鑼密鼓地為他安排進京行程時,牛寶正卻提出他決定不去北京了。
因為他覺得自己沒立什麼大功,而且現在年紀大了,不想離開家鄉。況且,他的獨子此時也不在家,不能陪他一同前往。
為了打消他的顧慮,縣委決定他本人先行進京,然後再安排他的親屬前往。
牛寶正這才同意了,並立即動身。
來到北京後,牛寶正受到了楊獻珍等多位領導的接見。
隨後,他又被安排到北京公安局草嵐子監獄做預審工作,享受幹部行政十八級待遇。四年後,安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