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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人都在關心消費。
12月6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在關心消費。會議提出，“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消費持續恢復。”受此政策利好影響，當週以食品飲料、醫藥、家電等為代表的消費股紛紛上漲，表現亮眼。
12月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重點關注消費，明確了2022年要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努力讓消費成為穩經濟的重要支撐和發力點。
在最近幾年每一份事關經濟發展的政策檔案中，你都能看見“促消費”的影子。從政府到企業，無一不千方百計地鼓勵居民消費。如汽車消費、大宗消費、綠色消費、智慧消費、文旅消費、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家居家裝下鄉，政策一波接一波；購物節、消費券、以舊換新、促銷季，企業促銷的方法也是層出不窮。政策如此密集，企業如此賣力，可是我們的消費，為什麼上不去？
一、我們先來看看，消費是如何不努力地躺平內卷的
從近期看，國家統計局的回覆是：受疫情多點散發等因素影響，消費增速有所回落，1～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3.7%，比2019年1～11月份增長8.2%。作為衡量消費的關鍵指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已經連續4個月低於5%，其中11月份增長3.9%，遠低於經濟學家預測的4.7%。
但從遠期看，其實從2009年開始，我國的社會消費增長就開始進入下降通道。2009-201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從兩位數下降到一位數。2017年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在一位數通道中繼續下行，如果沒有疫情的出現，從2020年春節後開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應該是在5%左右徘徊。
當然，說到這裡有必要普及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常識，那就是社會消費增長率下行，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因為任何型別的經濟增長率，都是基數越低，增長率做高越容易，基數越高，提高增長率越困難。比如工資增長率，底薪1000的，漲薪100，工資就增加了10%，底薪10000的，底薪加500，也才增長5%。從世界銀行提供的1982年來中美兩國最終消費支出增長率對比曲線看，美國的消費增長率從長期趨勢看，也隨著消費基數的增大而逐步趨緩，說明這個規律是存在的。
說到這，不是說我們無需促進消費、提振經濟了。因為我們的社會消費與發達國家比，在基數越高增長率越低的規律之外，還存在一些與制度和傳統習慣有關的壓制了消費潛力釋放的問題，導致了消費者的消費信心下降。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每年都會對進行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的調查與分析。而依據其最新的調查分析結果，中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首次低於100，降低到99.4。而如果消費者信心指數低於100，就意味著悲觀的預期。
接下來我們就來逐一掰扯掰扯哪些制度和傳統壓制了消費潛力的釋放，從而導致消費疲軟不振。
二、哪些因素壓制了消費需求、拖累了消費復甦
我們都知道，影響消費的原因很多，至少下面這些因素明顯地壓制了消費需求、拖累了消費復甦。
一是國家經濟政策傾向於鼓勵投資而壓制了消費需求，表現為投資率高，消費率低。
我們只要談到中外消費比較，都只會觀察到國內消費水平低、西方國家消費水平高的直觀印象。消費水平高低只能說明生活水平，看不到消費需求被滿足還是被抑制的趨勢。經濟學家一般用消費率（最終消費佔GDP比重）來衡量消費需求的釋放程度。2020年我國最終消費率接近55%，雖然最近十年有緩慢上升，但一直在55%左右徘徊。
放眼世界，一般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為80%左右，中低收入國家也在65%以上。從Wind查詢到的消費率資料可以看到，2019年人均GDP只有我們22%的印度，其消費率也一直在65%-70%之間，比我們高10-15個百分點。與我們人均GDP相近的俄羅斯，近十年消費率都維持在70%左右，比我們高15個百分點。我們的鄰居越南，消費率一直在70%-74%這個區間，韓國維持在64%-66%這個水平，都要比我們高出10個百分點以上。
為什麼不論是相比於高水平的發達國家，還是同等人均GDP發展水平的國家，或是收入比我們低的國家，或是文化地緣相近的鄰國，我國的最終消費率都非常低？
這是因為我們在經濟制度中，一直堅持投資驅動經濟發展的政策，在稅收等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財政轉移支付、社會福利等二次分配的制度設計中，都留有收入向財政傾斜、支出向建設傾斜的政策烙印，每每碰到經濟不穩，祭出的第一招都是增發貨幣，基建拉動。從老基建到新基建，都脫離不了投資優先的老套路。這在制度上就把蛋糕更多地留給了政府，留給了投資與基建，留給消費的蛋糕就比世界通常比例小很多，所以說經濟政策鼓勵投資，相應就壓制了需求，導致消費率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投資率始終維持在30%以上，自1992年以來進一步上升到35%以上。截至2008年，29年投資率平均值為37.4%。2003年以來，投資率連續18年超過40%，投資增速也達到20%以上，大大超過了gdp增速。而1980年以來，世界平均投資率平均為22.7%，中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二是長期以來社會保障制度保障係數太低，導致居民養成了高儲蓄率、低消費率的習慣。
要問這個世界上哪裡的人最喜歡存錢，都知道是中國人。為什麼？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極不完善，社會保障功能長期缺位或不到位。比如失業保險，2019年按調查失業率推算，全國城鎮失業2300萬人，但全年領到過失業保險金的只有461萬人，只佔1/5。即使疫情期間，港澳臺政府在給所有人發錢，歐美日給所有人發錢，我們一些專家居然說大家都發錢等於不發錢。因此，中國人生下來就學會了存錢。小時候用存錢罐存壓歲錢，父母培養孩子的儲蓄習慣。長大了儘量少花錢，把更多的收入存到銀行卡、支付寶、微信上，為萬一生病了、失業了存錢，為靠工資一輩子都買不起的房子存錢，為孩子的天價補習班存錢。
以高儲蓄率聞名世界的日本，其國民儲蓄率在1991年到達高點34.2%之後，便開始震盪下行的通道，並於2016年達到歷史最低點27.3%，之後一直在27%左右。
美國是一個低儲蓄與高債務的國家。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在1959-2019這60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個人儲蓄率都在15％以下，在1995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7.5％以下，而近年來美國儲蓄再現新低，目前在2.5%左右。
資料顯示，2000年以來，我國儲蓄率雖然波動較大，但一直在35%-50%的高位之間波動。我國儲蓄率從2000年的35.6％飆升至2008年的51.8％，之後開始緩慢下降，目前我國個人儲蓄率仍然高達約45%。這個儲蓄率比美國不知道高多少倍，比歷史上也喜歡存錢的日本，也高出一大截！
三是房地產膨脹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
房地產行業對居民消費有直接影響。一般來說， 房地產對消費存在的擠出效應指1）購房首付對儲蓄的佔用擠壓消費願望。2）按揭還貸對月收入的佔用擠壓居民消費願望。3）利息支出直接擠佔可支配收入影響消費。4）房價上漲帶動租金上漲，會擠佔租房者的消費，租房者為了購房會增加儲蓄率，減少消費。
過高的房價會造成多方面的副作用。房價過高，購房成本持續抬升，造成居民支出結構中房貸成“大頭”。截至2020年末，我國家庭債務總規模大約62萬億（其中個人購房貸款餘額為37萬億，佔60%），相當於當年全國居民可支配總收入45萬億元的137.8%， 年利息支出約3.72萬億，62萬債務按20年分期，每年還本也需3.1萬億，也就是說每年要從居民收入中需拿出15.2%來還本付息。家庭債務產生持續性的還貸支出，必然會影響到居民其他領域的當前消費支出，對於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一定會帶來生活質量的下降。
其次，房價上漲還帶來居民對於未來投資及消費預期的改變。當人們對房價仍持有看漲預期，就會將主要收入繼續投入房產投資中，用於其他領域的預算也隨之減少，間接抑制了相關領域的市場需求。
房價如果過高，還會連帶房租上漲。尤其是近兩年，隨著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二級租賃市場價格呈現上漲態勢。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0元，下降1.6%。但房租達到5215元，增長24.6%，在人均消費支出中佔到24.6%。部分一線城市房租漲勢更快。
警惕房價反彈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畢竟這關係到居民生活保障、國民經濟轉型升級、房地產市場改革等重大問題。高房價造成居民家庭資產的高槓杆率，同時對提振消費產生不利影響。資料顯示，在2009-2011、2016年，我國家庭債務經歷了兩次大幅增長（增速約為40%）之後，社會消費品銷售總額、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均出現持續增速回落的趨勢。有研究指出，住房貸款佔存款的比例增加一個百分點，居民的消費支出下降0.2個百分點。
四是電子商務野蠻生長造成消費內卷，影響消費升級。
今年1-11月份，中國網上零售額達到11.87億元，同比增長15.4%，這個增速是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幅3.9%的約4倍。
放在更長時間看，電子商務從1999年淘寶開始，2000年全網電商成交額才不過3.77億元，到2020年已經飛速增加到48.3萬億元，20年增長率11.89萬倍，年均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75.1%，而同期社會商品零售額僅增長了11.5倍，年增長率僅12.3%。
大家從資料上看，多數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嗯，電商很棒，電商快速發展促進了消費，還方便了消費者。
不可否認，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再也不用逛街，坐在家裡下單付款就能買到一切。但大家忽略了以下事實：
比如電子商務迅的增長大部分源於線下銷售額的線上轉移，把逛街的顧客留在家裡上網，把實體店的成交吸引成網路電商的點選，網路電商並沒有創造新消費，只是在分蛋糕並沒有做蛋糕，總體上等於沒有貢獻，這造成了消費躺平。
再比如，電商包括拼多多、淘寶和各種拼團、直播電商，其成長的方式主要依賴於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價格戰。電商平臺長期存在假冒偽劣，即使持有智慧財產權的電商品牌的商品質量，在價格低廉的同時，也存在質量比實體商店差很多的普遍現象。電商平臺自身的發展，從京東、淘寶到拼多多，再到直播平臺，也呈現出價格越來越低質量越來越差的趨勢。原來從實體店買一身質量過硬的衣服要花2000塊，現在在淘寶上只要600塊，拼多多隻要300塊，直播平臺只要200塊，廉價的背後是粗製濫造。這導致中國消費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蔓延，導致了嚴重的消費內卷。
從消費總量上看，電商只不過搶了實體商業的蛋糕，對消費沒有貢獻也無拖累，但從消費的質量上和發展潛力上看，電商造成的消費躺平與消費內卷，也壓制了消費的增長潛力。
當然，當下影響居民消費意願、抑制消費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居高不下，養老社會化還沒有形成等等，但這些都不是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在此不深入探討。接下來，我們要探討探討，我們為什麼要擴大內需、提振消費，我們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去喚醒內需，促進消費復甦。
三、增加勞動者收入、保障基本民生、堅持住房不炒是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的有效措施
近十年來，消費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擴大內需是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的核心要義和最大支撐，也是未來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穩定執行的最大動力源泉。
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消費市場，消費始終是中國中長期最重要的基本盤、基本面，是國家穩定、經濟穩定的定盤星和壓艙石。當前，穩定宏觀經濟大盤，需要“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毋容置疑，2022年這方面政策的重點將是促進消費持續恢復。
首先，毫無疑問，刺激消費的前提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這是能夠保障居民持續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最根本方法。
提高居民收入的關鍵是及時調整集中財力搞投資的分配製度。但當前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的認識還很不一致。很多人的思想還停留在以為只有擴大投資才能拉動增長的傳統思路上，有些政策是四面出擊，到處撒胡椒麵。儘管沒有搞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但很多地方投資都在擴張，地方債在迅速增加。以為只有投資才能拉動經濟是個嚴重的認識誤區。
我國投資率已經持續過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而消費率顯著過低，大幅度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過多地把資源用於投資擴張，對帶動經濟增長不僅遠水不解近渴，而且是嚴重的資源錯配和浪費，是制約消費正常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個蛋糕裡面，投資吃多了，留給消費的就少了，這是基本常識。
降低投資率擴大消費率，這就需要國家儘快調整分配製度，透過繼續降低增值稅、所得稅的手段來降低經濟成本。同時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讓企業把降低的稅收成本用來提高員工收入。將“十四五”規劃中提到的“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策落到實處。2020年，全國稅收總額達到13.68萬億，在當年GDP中佔到13.5%。如果我們減稅10%，即可增加1.368萬億的居民收入，帶來增加3.5%的消費總額的增長。
與此同時，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小微企業發展和促進就業、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回升至關重要。近幾年民營企業生存困難，在制度政策上、融資上、輿論上，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都存在事實上的玻璃門。而小微企業是民營企業的主體。促進小微企業發展的關鍵是形成一個大中企業和小微企業、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並有法治保障的市場。如果一直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強調國有企業要起主導作用，如果政策條件使國有企業得天獨厚一家獨大，多數民企難以參與，就很難讓民營企業相信政策是一視同仁的、競爭條件是公平的，很難讓他們消除疑慮，放心發展。只有創造一個良好的、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才能有利於小微企業創新與發展，有利於擴大就業，有利於大眾消費回升。
第二，建立更加穩定的社會保障制度，讓居民敢於釋放消費慾望。
除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高居民收入之外，還要改善社會福利，加強醫療、教育、養老等基礎保障，提供更為穩定的社會保障，讓居民有穩定感和安全感，讓居民敢於消費。
北師大收入分配研究院2017年針對收入再分配製度的研究中，18個歐盟國家市場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443，在社會保障的作用下，這些國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係數降為0.29。從下降幅度來看，歐盟國家政府的社會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係數的平均值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國僅下降了12.3%。由此看，建立更加穩定的社會保障制度來提振消費的空間還很大。
我們多年來過高的投資率導致投資效率越來越低，資源大量浪費，而民生領域的若干關鍵缺失卻遲遲得不到解決。除了失業保險和救助問題外，兩億多新城鎮居民（農民工極其家屬）的戶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問題長期沒有解決。
當前積極財政政策需要解決的，是聚焦民生，特別要解決面臨困難的中低收入居民的問題，不要把大量沒有社保關係的人列入靈活就業人員來推卸政府對他們的基本救助義務。建議財政政策把對未納入失業保險覆蓋的失業和就業不足的靈活就業人員和農民工也列入救助範圍，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完成。關於失業的認定，也要擺脫過去那種開各種證明、辦各種手續的繁瑣低效的辦法，完全可以利用大資料分析來實現失業認定。解決了這些問題，也就解決了底層民眾的民生，釋放了底層消費者的消費慾望，消費方可回升，助力經濟復甦。
第三、堅持住房不炒，降低社會對買房致富的預期，將被房地產吞噬的消費釋放出來。
這些年來，隨著居民個人住房貸款快速增長，居民部門槓桿率快速上升。居民部門槓桿率攀升往往伴隨著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大幅回落。高房價擠壓了居民的消費能力，讓居民身負債務對消費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對最終消費形成較強的擠出效應。因此，擴大消費須繼續堅持“房住不炒”政策，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監管，嚴控信貸資金過多流向房地產市場，防止房價過快上漲和居民高槓杆對消費的擠出效應。
擴大內需，需要探索對需求側管理。需求側管理包含了過去擴大需求的內容，同時增添了更多含義，重在解決當前國內需求結構性問題。我國需求端主要存在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房地產投資需求過熱而導致高質量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結構性問題。
特別需要警惕的是，一到經濟困難的時候就會有很多聲音出來，希望能夠放鬆市場調控，透過啟用房地產市場來穩定經濟。我們已經經歷過此前幾輪這種放鬆帶來的負面效應。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如果再疊加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價的再度上漲，一定會給老百姓的生活，包括對整個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對於化解房地產債務風險，引導房地產軟著陸，也有無需依靠給房地產放水的其他有效路徑。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不少債務用於投資，卻又缺乏有效投資空間，錢花不出去，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投資保障性住房建設，最佳化房地產供應結構。我國的保障房供應始終是個短板，而中低收入居民長期面臨高房價的重壓。擴大保障性住房供應，與商品房雙軌並行，既能給中低收入居民減壓，釋放他們消費能力，對化解房地產風險也可起到有效作用。
第四、培育新國潮、新國貨，創新居民消費。
麥肯錫最近在一份關於中國消費的研究報告中透露，中國消費者的品牌偏好正在轉變。過去，中國消費者偏愛外國品牌，但這種趨勢在近年來有所變化。國潮國貨已經崛起。消費者對本土品牌的支援，成就了一些本土企業的崛起。特別是在家庭消費品和電子產品方面，中國品牌的份額正在擴大，市場份額超過50%。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更喜歡國產品牌。
我們應及時抓住消費者品牌偏好轉變的這一機遇，從政策層面上，支援國貨品牌的發展，引導國潮國貨在品牌形象、產品開發設計、產品質量提升、產品宣傳推廣上發力，確立中國品牌向國際品牌發展的長久戰略，進一步增強消費者的品牌認可，擴大市場份額。用新國潮、新國貨去釋放消費潛力。
第五，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即“慈善事業機制”。
初次分配講效率，讓有能力、有知識、有技能的人取得更多收入；二次分配講公平，透過稅收、社保等方式減小貧富差距，讓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三次分配講社會責任，是對第二次分配的重要補充。我們要採取措施平息社會輿論氛圍中對先富起來那部分人、對民營企業家群體的歧視和圍攻，積極引導大家對越來越多的高收入群體及民營企業家在慈善事業上慷慨作為的尊敬和鼓勵，要營造一個讓先富起來的群體自願拿出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條件的環境，體現社會成員更高的精神追求，實現社會價值。
第六、出臺一些刺激消費的臨時措施，有助於及時糾正低迷的消費形勢。
國家發改委之前制定出臺過穩住汽車、家電等熱點產品消費的措施，旨在變相降低居民購買這些商品的成本，刺激消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1年12月8日，國家發改委農村經濟司司長吳曉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開展農村家電更新行動，實施傢俱家裝下鄉補貼和新一輪汽車下鄉，促進農村居民耐用消費品更新換代。這是一個短期可以見效的措施。
但要及時阻止消費下滑，僅僅這點政策措施，力度還顯不夠，還應結合消費品的庫存滯銷情況，針對城市居民也出臺一些補貼鼓勵措施，在老舊小區改造方面加大力度、提高速度，透過這些短期可以見效的臨時舉措來快速刺激消費，扭轉消費低迷局面，熨平經濟的波動週期，帶動經濟平穩發展。當然，從短期看各種刺激消費的措施有助於糾正形勢，但重要的不能養成刺激消費措施長期依賴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