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有人想著趕緊撈錢，趁著還在權位，為子孫多辦家產。曾國藩和曾國荃兄弟二人，一個封侯爵，一個封伯爵，在當朝風光無限，家門顯赫。然而在錢財問題上，曾國藩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國藩轉為侍讀，次年升任侍講學士。這時他在朝中還沒有多少聲望。全家在京城的生活也很拮据。儘管如此，他手上一旦有點錢，就會施散饋贈給窮苦的親族。他之所以急於向人贈送財物，出於二個原因，一是他覺得家裡氣運太盛，不能不小心，要注意持盈保泰之道，就像一個盆子裡裝滿了水，它就要往外灑，必定會造成損失。二是他覺得曾家很多親戚都很窮，很多人都老了，生活也沒有其它來源，如果不資助他們，他們以後怎麼活？
這一年，曾國藩給家裡寄了四百兩銀子，用來賙濟窮苦的親族。然而這件事引起兄弟們的反彈。兄弟們寫信指責兄長做事考慮不周，有些沽名釣譽之心，勸他做人不要太慷慨。曾國藩接到弟弟們的信，自我反省了一番，於是給諸弟寫了一封回信。信中，他回憶往事，有一年去外婆家，看到舅舅生活在山洞裡，過著極其窮苦的生活。他心裡難過得久久無法平靜。當舅舅去世後，曾國藩作為外甥，覺得有責任撫卹舅母，並且還要按照世俗習慣，幫助舅母聘請僧人做道場，以安慰逝者在天之靈。他反問弟弟們，難道這麼做不好嗎？已經出嫁的二個胞妹（曾國蘭和曾國蕙）家境困苦難支。曾國藩問弟弟們：“即使同胞姐妹不奢求得到兄弟的幫助，難道就不把她們看作一家人嗎？”同在一個家族，但各房榮枯不一，貧富懸殊。曾國藩想到這些，反問弟弟們：“假如，有一天老天爺要把榮福轉移到其他的兩房。不要說六百兩了，就是六兩銀子我們又從哪兒拿到呢？”
他常常研究《易經》之道，觀察盈虛消長的道理，從中懂得了人不可能沒有缺陷。天道屈伸對世上的人都是公平的。太陽昇到當空就會西下，月亮滿圓時就會陰缺。當萬物凋零剝落時，也意味著復甦的開始。他理解到，當所需的一切都得到滿足時，破財之事也會隨之而來。曾國藩寧守其缺，不敢求全。當他身處順境時，他常感念上天對他實在太寬厚了。因他覺得自己得到的福分太容易，心裡時常戰戰兢兢，感恩的同時，也把多餘的財物救濟貧苦，彌補別人的不足。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剛學會走路。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曾國藩的二品官俸祿已難以支撐家用，於是借了近千兩銀子。然而就在這一年，曾國藩發了一個誓願。他對弟弟說：“將來如果作外官，俸祿收入會較為豐厚。我自願發誓除了廉潔的俸祿之外，不多取一文錢。廉俸如果比較多，那麼就用來賙濟親戚族人，斷不可畜積錢財為兒子衣食之需。如果兒子賢德，哪怕不靠宦囊，也能自己找到衣食養活自己；如果兒子不肖，那麼給他們多積一文錢，他們將會多造一分罪孽。日後淫逸作惡，必會玷汙家族名聲。”
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組建湘軍，籌建水師，抵禦太平軍。他曾經發誓，不取軍中一錢寄回家用。他發給州縣官府的信函中，也曾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個字，表明自己的志向。曾國藩在湘軍中的聲望極好。他帶軍所到之處，百姓燃放爆竹，焚香跪拜，迎接、送酒、米、豬、羊犒賞軍隊，絡繹不絕。為此，他感謝世代祖宗積下的厚德，隆重地回報在他的身上。他說，“享有這麼大的榮名，心裡真是戰戰兢兢，又慚愧又謹慎，現在只希望官階不要再升，虛名不要再長，保持現狀，就不出過失，便是持家守身的道理。至於軍事的成與敗，利與不利，這關係到國家的福澤，我只能盡人事，卻不敢存一絲僥倖心理。”
清軍與太平軍大戰，湖口紳士深受戰禍所害。曾國藩看在眼裡，但他實在沒有能力去援救。咸豐八年（1858年），他對九弟曾國荃等人說起往事，希望他們能夠賙濟受難計程車紳和鄉民。因為戰禍，有的家庭中幾口人被殺，有的房屋被燒燬。他們流離失所，若他們碰到眼前，儘可能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他引用曾家先祖星岡公說過的話，“隨緣佈施，專以眼睛所見為主。”
曾國藩汲汲饋贈財物，將此舉視為惜福之道。他對待財物的態度和漢朝疏廣如出一轍。疏廣是西漢時期名臣，漢宣帝器重他的才德，數次重賞他。疏廣任太傅五年，和侄兒疏受商量辭官回家。漢宣帝慮及他們年邁，再次厚贈他們大量財物。疏廣回家後，將天子恩賞的財物與鄉民共享。就這樣過了一年多，疏廣的子孫們眼看著錢財散失一空，於是請來一位老人，也就是疏廣所尊敬的那位老人，請他勸說疏廣，用錢財買些田宅，為子孫備些產業。老人說了幾次，也沒看見疏廣有什麼動靜。
有一天，老人再次提醒疏廣，疏廣說：“難道我老糊塗了，不念及子孫的前程嗎？原本就有舊田宅，讓子孫們辛勤勞作，足夠滿足穿衣吃飯，跟普通人一樣。如果再增加他們的財產，使其出現盈餘，只不過讓子孫怠惰罷了。賢者有太多的財富，就會拋棄自己的志向；愚者有太多的財富，就會增加他們的過失。再說富有的人，往往遭到眾人的怨恨。既然我沒有什麼用來教化子孫，就不想增加他們的過失，又招致眾人對他們的怨恨。另外，這些金子是聖主賞給我養老的，所以我樂意與鄉親宗族共享天子恩賜，以度過我的餘生，難道不是好事嗎！”族人聽了心悅誠服。
曾國藩一生清儉，在錢財問題上看得很開。他借鑑先賢財富觀，也不打算為子孫積累財產，而是主張讓他們自強自立。
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委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此時的他官聲高隆，位高權重。即便按照正常程式，他都可以輕鬆地為曾家劃撥鉅款。然而，他思考得更長遠。曾家兄弟多人在朝為官，身兼要職，曾家門第愈加顯赫。所以曾家子孫眼界越來越高，日常用度越來越大，吃得也越來越精細。這一切曾國藩都看在眼裡。同治二年正月，曾國藩給四弟寫了一封家書，特別說道：“沒有誰家錢多了之後，家中子弟會不驕傲的。我們兄弟為祖宗留一點遺下來的福澤，為後人珍惜一點剩餘的福氣，除了勤儉二字，沒有其它辦法。”曾國藩對弟弟們是這麼說，自己也是這麼做的。
他在多封家書中，反覆教誨子女要以“勤、儉、謙”三個字作為主。他希望弟弟們多在“儉”字上下一番功夫，發揮所長，戒其所短，希望弟弟們每花一文錢，都要三思而行。
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手握重權，奉旨進駐周家口，並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師剿捻。在他的為官生涯中，經過他手撥出的銀兩軍餉難以計數。但他仍不主張為子孫積累錢財。他對澄弟說：“家裡要興旺，全靠出賢德子弟。如果家中子弟不賢不才，雖然給他們多積銀錢，積糧谷、積產業、積書籍、積衣服，到頭來終是一場空。”
在錢財問題上，曾國藩反覆提醒家族子弟，不貪不驕不沽名。曾國藩縱橫官場，從默默無聞的無名小輩，成為當朝封疆大吏。浮沉宦海，心跡坎坷蹉跎，猶如磨鍊了幾千億年。在充滿是非的官場，磨礪方寸之心，修補心際黑洞，或許是人生在世最寶貴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