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周恩來是開國總理，卻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的後代。“予獨愛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不蔓不枝，亭亭淨植……”這句話，可以說是周家的家風。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雖培養出了一位經世大才，但他卻並沒有去沾兒子的光。周貽能的一生，平淡、正直且悲苦，是舊清到革命的時代縮影。
正六品出身 家道中落
周貽能出生於1874年，浙江紹興人，幼年跟著父親搬到江蘇淮安。
前清時期的紹興人都知道，周家是個門風清正的大家族。這個家族出“師爺”，也就是科舉制度下，職位偏低版的“書記”，主要為考上官員的人整理文書材料、管賬、出謀劃策。當地人辦案，必須要有個紹興師爺，檔案才遞得上去。師爺一般沒有正式的編制，上崗也是靠親戚聯絡、血脈相傳，是一個極其傳統守舊的職業。
16歲時，周貽能考了秀才，家裡看清朝已經日暮西垂，便沒讓他在科舉的路上接著努力，安排他跟著家族長輩去學做師爺。18歲時，周貽能在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娶了淮安知縣的女兒萬冬兒。
萬冬兒是個被捧在手心裡的大小姐，在知縣老爺的百般寵愛下長大。
她出生於1872年，卻沒有纏過足，還受到了教育。她不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秀，平時知縣出門，身後時而會有一頂秀氣的小轎，當地居民一看便知，那裡面坐著的是小小的萬冬兒，萬家最受寵的小姐。
萬冬兒在家除了學習女紅等舊女子必須習得的技能，還會參與俗務，家裡的大事小事，她都略懂一二。因此，在嫁給周貽能後，她就替丈夫當起了家，成為主母式的存在。
萬冬兒和周貽能一共生了三個兒子，周恩來是長子。他出生之前，萬冬兒夢到一隻鸞鳥入懷，金光四散，因此周恩來的乳名就叫“大鸞”。
周恩來出生之後，由於周貽能的弟弟身體不好，膝下無子。家中的長輩們按照宗族傳統，就讓周貽能把長子過繼給了弟弟。
所以，周恩來的生命中有兩個母親，保護他在這個傳統的大家族中安穩地長大。在這一點上，周恩來是幸運的。如果單靠萬冬兒和周貽能，他不可能受到多麼良好的教育。
對周貽能來說，萬冬兒在家事上的幫助，給他減輕了很大一部分生活的壓力。雖然家裡自有家裡的安排，但周貽能並不能適應官場油滑的行事風格，並沒有做太久的師爺工作，就去異地謀生了。
從此，他的大半生就活在了恆久的漂泊中，他先後到過河北、東北一帶，做老師、文書一類的工作，掙不到多少錢，也沒辦法安定下來。
而在淮安老家，舊清的衰退，也導致了周家這種舊式家族的頹敗。周貽能的父親過世之後，周家一下陷入困境，為了維持原有的生活，萬冬兒需要操心的事越來越多，勞身費神，生了病也不敢治，白白拖著。
1907年，年僅30歲的萬冬兒不堪辛苦，在病榻上去世了。周貽能匆忙趕回家時，萬冬兒已經離去，他沒能見到她最後一面。
無力葬妻 四處漂泊
萬家對這個姑爺，可以說是百般不滿，覺得他性子軟、擔不起大事、沒有本事，還對女兒不好。周貽能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他天生的耿介正直讓他不能融入官場，而這份操守也的確造成了萬冬兒的辛苦。
萬家對他提出要求：萬冬兒的棺木必須是上等楠木，外披五層麻布、漆七層，做七七四十九天佛事，不然不得下葬。
而周貽能掏空了口袋，也拿不出這些錢來。撫養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三個兒子，已經花光了這對年輕夫婦所有的積蓄。周貽能痛於妻子的離世，哀於自己的無能，只能四處籌錢，湊了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把萬冬兒的遺體停放在一處庵堂中，就繼續外出謀生了。
他把萬冬兒的遺像帶在身上，只盼著賺足了錢，讓她有個體面的葬禮。
直到28年後，他才攢下足夠的資金，回到那個小小的庵堂，把萬冬兒的遺體接出來，送她躺在了墓碑下。那年他已經61歲了。萬冬兒是周貽能一生中唯一的妻子，她離開後的大半生，周貽能都沒有再娶。
周恩來的童年，看到的全是周貽能悲苦、無奈的樣子。他的記憶裡，和父親共過的苦，或許比同過的甘要更多。
12歲時，周恩來跟隨叔伯長輩去了東北，離家在外，讓他開闊了眼界。後來他考入南開，畢業後又去了日本留學。
周恩來的成長，更多是靠宗族成員的幫助。封建社會雖有陋習，但在周恩來這裡，他感受更多的，是傳統大家族帶來的溫暖——孝悌忠信、互幫互助。
周貽能在周恩來成長期間，和他見面的時間並不多。妻子去世兩年後，他在堂兄賙濟渠的介紹下，去鐵嶺的縣衙做文書工作。再一次，他看不慣官場人的做派，辭去了工作。隨後，他在京兆尹公署找到一份營生，安穩幹了沒多久，因為不願意跟在上司後面拍馬屁，也從不參與一些見不得光的事，被人無情地掃地出門。
這次失官後，他去天津看了看兒子。
父親走後，周恩來在日記裡寫道：“今早，生父以四點鐘行，往南京去。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
那時的周恩來，只是一箇中學生。他一定非常想念、心疼父親，但他並不能為他做什麼，只能在求學的道路上，獨自消化內心的苦楚。
在個人志向被嚴重窄化的年代，周貽能的境況得不到伸張，是可以預見的。他不願做走狗，不願做惡魔，只想做一個乾淨正直的、一個大寫的人，挺著腰桿活在世界上。
像他這樣潦倒的舊清文人，想以這樣的姿態在革命年代謀生，是一件辛苦的事。不過至少，他讓周恩來看到，一個人行走於世，是可以不妥協於強權、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的。
同時，他對萬冬兒的重情重義、終生不再娶，也投射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關係上。周恩來沒有從父親那裡繼承錢財資源，但繼承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東西——品行。
周貽能南下之後，繼續輾轉謀生。周恩來從學校畢業，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投入到革命中。
這對父子罕少見面，各自投入到了艱難的生活裡。
紅巖打雜 獨自離世
可能是受父親的影響，周恩來自小就有“不隨大流”的意識。
1920年，22歲的他在天津和學生們一起進行愛國運動，被捕入獄。在監獄的半年裡，他向獄友們宣講馬克思主義，興致高昂。後來他加入共產黨，成為建黨元老之一。
當週恩來的革命工作搞得如火如荼時，周貽能也有所耳聞——他會在街上看到兒子的通緝令，“周恩來”三個大字，讓他心頭一驚。他並不反對兒子做這些，他知道舊中國需要這樣的人，只是擔心兒子的安危。
那段時間，他在兄長周貽賡的幫助下，在齊齊哈爾找到了一份菸酒事務局辦事員的工作，這份工作他做的時間比較長，逐漸安定之後，也有了一些積蓄。而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菸酒事務局的工作又沒了。周貽能隨後南下去了上海，來到兒子身邊。
周恩來的革命工作搞得火熱，身為父親，周貽能無條件地支援兒子。他覺得只要兒子在為人民做事，就是好的，其他的東西他也不懂。
他在兒子身邊承擔了一部分秘書的工作，幫忙收發檔案，秘密聯絡地下人員，還掩護過周恩來。這是周恩來最放心的助手，這個人絕對不可能害他。
隨著上海的局勢越發複雜，周恩來漸漸不放心父親跟在自己身邊。周貽能幫了一段時間的忙，就去了河北衡水一帶，繼續漂泊。這對父子的相聚，總是很短暫。
1935年，周貽能回老家安葬了萬冬兒，就住在了淮安。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八路軍在武漢成立了辦事處。周恩來看淮安一帶不太平，就託人把周貽能接到了武漢。
1938年5月，周貽能抵達武漢。
父親到時，周恩來正在開會，會議結束，他眼含熱淚，發表了這樣一番講話：“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卻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
父親在戰爭時期前來與他團聚，他的心情，是複雜而激動的。從小到大，他和父親幾乎沒過過平靜富足的日子，如今的戰爭，卻增加了他們之間的團結，他不禁發出時局命運之感嘆。聽完周恩來的發言，在座的所有人都為他鼓掌，目送他匆匆離去。
戰爭無情而動盪，周恩來在黨內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工作也越來越忙，他不得不把父親託給友人照顧。
1940年，周貽能追隨周恩來一起輾轉到紅巖村，這個地方，也成為了周貽能生命旅程的最後一站。
據隨行人員說，周貽能去紅巖村的路本來並不長，但他們走了很久。
一路上，他們碰到很多流亡人員，其中有不少老弱病人，周貽能一遇到這樣的人，就會停下來為他們看病，一看就會耽擱大半天功夫。他早年間看過很多醫書，看些小病小痛，不在話下。他的包裹裡，周恩來給他的藥，一大部分都送給別人用了。
這些事讓隨心人員很是感慨。本來接到周貽能時，他們還在納悶，這樣其貌不揚、平平無奇的老頭怎麼可能是周恩來的父親，而在近旁感受過周貽能的人品之後，他們不得不發出“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感嘆。
周貽能操勞了一輩子，如今雖是首長的父親，但也不可能閒下來。他向組織申請，想在紅巖村乾點打雜的活，組織不敢讓他做體力勞動，便讓他去看管倉庫。在崗位上，他從不偷懶，每件小事都做得非常認真。
唯一一件讓周貽能羞愧的事，是有天他和朋友一起喝酒，起身時有些醉了，被人攙扶著回了家。
那天，周恩來正好過來看他，一見到父親被人扶著回來，有些不滿。他說，戰爭當前，每個人身上都有要緊事，如非必要，還是別去耽誤別人的時間了。這幾句話，搞得周貽能非常愧疚。從此他再也沒有喝醉過，每次都是淺嘗輒止。
1942年7月，周貽能得了瘧疾，高燒不退。他得病時，周恩來也不巧住院，父子二人許久沒有對方的訊息，都很是焦慮不安。周貽能在病中頻繁詢問工作人員，周恩來為何沒有訊息，但首長重病的事很是敏感，他們都無法答覆。
7月10日，周恩來身體稍稍轉好，終於知道父親生病的事，非常牽掛，寫了封信，告訴他瘧疾病人的注意事項，叫他不要擔心自己。而就在這封信抵達的當天，周貽能離開了人世，享年68歲。
沒人敢把這件事告訴周恩來。周恩來的健康，已經不是他自己一個人的事了，而是全中國的事。他在病床上，還惦記著周貽能的生日，要鄧穎超去信，問父親吃長壽麵的事：
“再過兩三天出院，必須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請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願意二十八號本天請人吃麵，那就不必等我回來，免得他老人家不高興……”
這對父子本就一直難以相聚，如今一碗長壽麵，竟成了生離死別的遺憾。
周恩來手術結束、狀況穩定下來後，鄧穎超才終於將父親離世的訊息告訴了他。一直以溫良儒雅著稱的周恩來，這次在眾人面前失態了，含著淚憤怒地質問鄧穎超：“這麼大的事，為什麼要瞞著我？！”
他再悔、再痛，也只能接受眼前的事實。從此，周貽能長眠在紅巖的土壤之下。很久之後，1976年，周恩來逝世，鄧穎超在他隨身攜帶的皮夾裡翻出一張小照片，上面是周貽能泛黃的模樣，背後寫著四個小字：“爹爹遺像”。
周恩來曾說：“我父親是個老實的人，一生沒做過壞事”。
生於亂世，周貽能像浮萍一樣活了一生，沒有任何作為，甚至連起碼的安定、體面都沒有。而在這個平凡的人身上，我們能看到一個人最好的品質——守住本心、不為物移、不為事動。哪怕過得再不好，也不委屈自己的心，做連自己都瞧不起的人。我們做人，都應多多少少地學習周貽能的風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