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認為自己一直在紅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內都沒有90歲以上的人,我活到現在90多歲,還在活,我們這些人還是沾了共產黨的光……”
這是文強晚年的時候曾說過的一句話,文強是毛澤東的表弟,他可稱得上是一位傳奇的人物。
毛澤東負責12個縣,我負責23個縣
1907年,文強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西麓一個書香之家,據傳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孫。
他的父親文振之曾在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前後與孫中山、黃興、蔡鍔等人都曾有過來往,他的姑母是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毛澤東與他是表兄弟的關係。
文強自小便稱呼毛澤東為“毛大哥”,毛澤東比文強大14歲,又總愛跟文強開玩笑,再加上文強生性倔強,因此兩人常常會因為一件事情爭辯。
1925年6月,文強在長沙藝群美術專科學校就讀期間,與毛澤東的同學夏曦相識,後夏曦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建議他前往廣州投考黃埔軍校。
文強在經過一番思考之後,認為夏曦的建議十分可取,於是,他靠著變賣母親給他縫在衣服裡的一個金圈子做了路費,帶著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以及一些同鄉的人一起,乘船抵達了廣州。
來到廣州之後的文強一心想要考入黃埔軍校學習,因此,那段時間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學習,黃天不負苦心人,終於他的努力沒有白費,獲得了回報。
8月,他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以及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李大釗的侄子李運昌等人成為了同學。
1926年1月,文強與林彪、周恩壽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文強又在邵力子的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
於是,文強便與當時很多黃埔軍校的師生們一樣,成為了國共合作時期特有的“跨黨”學生之一。
在黃埔軍校,文強接觸到了很多中國共產黨的精英,鄧演達、彭湃、惲代英等人都還曾給文強上過課,在他們的影響之下,文強的革命信念變得更加堅定。
國共合作破裂之後,文強公開了自己共產黨的身份,退出了國民黨。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楊森應聲“變臉”,在軍內實行“清黨”行動,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在楊森展開行動之後,文強和已經暴露身份的共產黨人只能緊急撤離,隱藏起來。
8月,正在逃亡的文強在途經南昌的時候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擔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特務連長。
南昌起義失敗之後,文強又隨起義部隊南下,在廣東潮州、汕頭等地與敵人進行了激烈的戰鬥,但是由於雙方實力懸殊,文強的部隊被敵人打散。
後來,文強帶領剩下的十幾人一起逃往了香港,到達香港之後,他們因為身無分文又需要生活下去,只能去靠做輪船搬運工掙錢,在掙夠錢之後,他們幾經輾轉終於回到了上海。
一行人回到上海之後,由於當時的白色恐怖較為嚴重,黨組織要他們先回老家潛伏待命,於是,文強又遵照黨組織的吩咐回到了老家長沙。
在家呆了長達半年多的時間,在這期間文強曾多次試圖與黨組織聯絡,都沒有得到回覆,文強思考著對策,決定先去四川尋找黨。
文強在經過考慮之後,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途,來到四川之後,他輾轉了省內的很多地方,都發現當局盤查的還是十分嚴格,為了不洩露自己的行蹤,他只好從四川趕往了成都。
文強來到成都之後,依然沒有忘記自己此行的目的,他經過再三的打聽之後,依然沒有任何結果,就在他即將放棄的時候,碰巧遇到了黃埔軍校的同學、時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書記的廖宗澤。
廖宗澤的出現給原本陷入困境中的文強帶來了一絲光明的轉機,隨後,文強在廖宗澤的幫助之下,他又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
重回黨組織中間的文強,革命的信念更加堅定,在此後的日子裡他充分向黨組織展示自己的才能,他也因為其出色的能力,一步步走到了黨的重要領導崗位。
此後的日子裡,他先後擔任了很多重要的崗位,負責管轄著眾多的地方,文強曾在口述自傳中自豪地說過:
“那時毛澤東的蘇區只有12個縣,我負責的是23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
文強對於在自己困難時期施以援手的廖宗澤十分感激,他也十分信任廖宗澤,卻沒有想到自己會讓這位救命恩人推入另一條他從未走過的路。
7年之後,文強又一次如那時一樣遭遇挫折,同樣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廖宗澤有一次出手幫了他,但是與那次不一樣的是,這次的廖宗澤已經變身為了“國統”特務。
投靠國民黨,被捕後拒不悔改
1931年6月,文強被叛徒出賣被捕,後來在黨內特工的幫助之下,才能夠僥倖逃脫。
剛死裡逃生回來的文強正準備投入黨溫暖的懷抱,卻沒有想到自己回來會受到懷疑,在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文強受到了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
文強得到通知之後,感到十分委屈,但奈何無處訴說,他一氣之下,給省委主要負責人留下一份信,帶著自己的妻子周敦琬離開了四川來到了上海。
兩人來到上海之後,準備尋找周恩來為他主持公道,卻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後來,兩人看實在是找不到,只好放棄尋找,返回了自己的老家長沙,在長沙以作老師和報刊編輯、記者謀生,並從此脫離了共產黨。
1935年,文強寫了一篇文章,因為文章中出現了批評的話語為文強引來了殺身之禍,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何鍵在看到這篇文章之後下令將文強抓起來法辦。
文強在抓捕人員來臨之前,提前得到訊息逃走了,此後的日子裡他一直過著東躲西藏的生活,恐懼也越來越厲害,筋疲力盡的文強在腦海中想到了之前曾幫助過自己的廖宗澤。
於是,文強找到了廖宗澤,請他幫助自己,廖宗澤聽到文強的遭遇答應了幫他一把。那個時候的廖宗澤已經脫離了共產黨,進入了國民黨軍統局。
隨後,廖宗澤完成了對文強的諾言,將他推薦到了浙江中央警官學校任職,後來,他又將文強引薦給了軍統特務頭子戴笠。
戴笠在得知文強之前曾是中共高幹,現在準備投靠自己十分高興,當即邀請文強加入軍統局,並先後要他擔任很多的重要職位。
文強在戴笠的邀請下重新加入了國民黨,並且在戴笠的幫助下,自己的官路走得是順風順水。
後來,文強又被調往了東北繼續工作,在東北期間,文強與杜聿明結下了友誼,這也為他後來在國名黨敗退前夕赴淮海前線作戰被俘埋下了伏筆。
抗戰爆發之後,國共進行了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再此期間聽說文強重新加入了國名黨的事情還曾派人勸說文強回來共產黨,但是文強在想起之前的事情之後,果斷拒絕了周恩來的好意。
1946年3月16日,戴笠乘坐飛機墜亡。文強也因為失去後臺,在軍統內鬥中感覺到了失意,時間一長,文強便萌生了退出軍統謀求正規軍職的念頭。
1948年,與文強父親有交情的湖南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潛在得知文強在國民黨後,將他拉了過去,任命他為湖南綏靖公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
9月,蔣介石和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點將,任命文強為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
11月,文強參加了淮海戰役,翌年1月即被我軍俘獲。
1959年12月,杜聿明在特赦時曾對文強說過:
“你這個副參謀長救了我的命,否則我特赦不了。”
杜聿明所說的救他一命是他們早前在從徐州撤退的時候,那個時候,杜聿明手下的人曾抓捕過我軍7個武工隊員,當手下在向杜聿明彙報這件事情之後,杜聿明沒有絲毫猶豫,便下令將這些人全部就地槍決。
文強在聽到杜聿明的命令之後,十分精明的他早已為自己想到了一條後路,為此他特意設法瞞著杜聿明將這7人全部放跑了。
後來,杜聿明被我軍抓捕成為戰犯之後,其中給他的一條罪行就是殺害7個武工隊員,身邊的文強在聽到這條罪名之後,主動站出來為杜聿明作證。
文強對當時審查組的人說道:
“那7個人已經被我放掉了,一個也沒有死”。
後來,審查組的人根據文強的證詞,對當年的事情進行了調查,隨後,才知道他們真的沒有死,文強的這一舉動也為杜聿明留下了一命。
文強被我軍抓捕之後不久,就被投放到了功德林監獄,在監獄的那段日子裡,他感覺自己不會有重獲自由的那一天,在加上文強的性格執拗,因此他拒絕悔過。
監獄裡的其他戰犯們在監獄裡表現的十分好,大家都紛紛寫悔過書,只有文強一個人每天無所事事,毫無悔改之心,監獄的管理人員看不過去,讓他寫悔過書。
誰知文強不僅不知悔改,還強詞奪理地對管理人員說道:
“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是我的同鄉,林彪是我同學,這麼多共產黨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為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是他們寫,我不寫。”
監獄的管理人員聞言,也不知該如何回覆他,就這樣文強在功德林每天過著日復一日無聊的日子。
從1959年12月4日到1966年,在這期間先後曾有6批戰犯被特赦,但文強始終因為態度強硬,沒悔改之意而榜上無名。
直到1975年3月19日,最後一批戰犯被特赦,文強才跟隨眾人的腳步走出了關押他多年的功德林監獄。
被釋放之後,堅持留在大陸做貢獻
當時的特赦戰犯凡是被特赦之後,都可以自己自由的選擇定居地,文強出獄之後,政府方面曾考慮到讓他有一子一弟都在美國,甚至臺灣也有一個弟弟,認為他的選擇地比較多,於是,特意前去詢問文強的意見。
誰知文強在聽到這個問題之後,做出了一個讓眾人都沒有想到的決定,他說道:
“我一不出國,二不去臺灣,我就呆在大陸。”
儘管政府部門對他做出的決定十分意外,但還是隨了他的心意,安排他到全國政協做文史專員,為他的生活尋求了一份保障。
隨後,文強聽從了政府部門的安排來到了全國政協做文史專員,當時的文史專員共有20多個,為了減少領導幹部的工作,他們決定要在這20個人之中選出一個管學習管生活的小組長。
文強性格開朗,又是一個熱心腸,當他來到這裡之後,深得人心,因此在專員們每次進行民主投票的時候,文強總是票數最高的一個,他來到這裡之後一口氣當了15年的小組長。
文強出獄之後的第二年,正是祖國進行革新,改革開放的大好日子,看著祖國日益強盛,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文強的心裡感到十分高興,政府給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讓文強感受大了祖國對他的善意。
1983年,文強當選為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隨後,他意識到如今自己身居要位,希望為人民做更多有利於他們的事情和為國家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於是,他開始著手辦理兩件事情:
一是撰寫回憶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喚醒海峽兩岸故交舊友的情誼。二是參與組織黃埔同學會。
1984年,文強擔任全國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和北京市黃埔同學會的第一副會長,繼續廣泛聯絡海內外黃埔軍校校友。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為祖國的發展增磚添瓦,好早日看到國富力強的中國。
文強被特赦之後,一直有一個沒有實現的願望,那就是回自己的湖南老家看看,儘管他一直有這樣的想法但是卻始終沒有成行。
文強沒有實現這一願望,平時工作繁重是一個原因,但是另外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心裡一直有一個疙瘩未解。
在文強被抓捕之後的那段時間裡,很多家鄉的親友都因為他而受到了牽連遭了殃,如今自己被放出來了,但是不知道家鄉的親友們能不能夠原諒他,這件事情也一直是他的一個心結,他因為此事心裡一直充滿著負罪感。
1984年,文強等原國民黨將領在廣州開會,湖南省政協領導在得知文強在廣州開會之後,特意馬不停蹄的感到廣州找到文強。
當文強在廣州看到湖南省政協領導的時候,他的心裡充滿了疑惑,他向來人詢問著此行來得目的,那人回覆道:
“這次我到廣州來,就是讓你們跟我回湖南,我帶著省政府交際處處長來了,還帶著請柬,請你們這些高階將領回湖南。”
文強聽聞此言,立刻拒絕,開口說道:“我不回去!我沒有辦法回去!”
湖南省政協的領導看他態度強硬,耐心的做著文強的工作,在領導的再三勸說之下,文強被領導的堅持感動,終於同意和他一起回去,他還做通了其他將領的工作。
隨後,一行人跟隨湖南省政協領導高高興興地返回了湖南家鄉。當一行人回鄉之後,大家看著久別的故鄉變得煥然一新,心裡都為家鄉的鄉親們高興。
文強在重新回到家鄉,解開自己的心結之後,又繼續投入到了聯絡黃埔軍校校友的工作之中。
1985年的一天,文強來到同為文史專員的原國民黨一個姓鄭的軍長家裡做客,偶然之間,他在鄭軍長的家裡看到一張從美國寄回來的合照,由於十分好奇,他便拿起來看了看。
文強看著照片上的人一個個看過去,突然一個十分熟悉的身影出現在了他的眼前,那人身穿一身紅旗袍,在照片中格外引人注目。
文強看著女人,轉過身對在一旁的鄭軍長說道:“這個人好像是我的學生蔣志雲哎!”鄭軍長看文強笑著對他說道:“這就是蔣志雲,她現在是臺灣的‘國大’代表。”
文強聽完鄭軍長的話,轉身繼續看著照片中的人,他才發現在這張照片中很多人都很熟悉,他們都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
文強回家之後,想到了蔣志雲,他立刻提筆給蔣志雲寫了一封信,不久之後,文強就收到了蔣志雲邀他去訪美的回信。
文強在收到蔣志雲的信後,想了很多,隨後,他寫了一份赴美會友的申請呈給鄧穎超,鄧穎超看過信後對文強此舉表示十分支援,並安排人為他辦理出國手續。
文強在美呆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的時間裡他跑了10個州,會見了很多的老朋友,包括特赦後到美國、臺灣、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國的一子一弟以及在臺灣的弟弟也特意趕來與他團聚。
在這期間,文強每到一地,必談的一個人就是鄧小平,他認為鄧小平把中國的事情搞得很好,如果沒有鄧小平,就不可能有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切,他說道:
“若能在有生之年寫出一本《鄧小平主義》,是最為愉快的事情。”
在這次會見之中,蔣志雲告訴文強,臺灣存有他的100萬美金,是他在大陸坐牢期間臺灣方面發給他的“工資”。
文強對蔣志雲擺了擺手,表示自己不會接受這筆錢,他對蔣志雲說道:
“我要是拿了這筆錢,人家會說我這個人錢能買得動,這有辱於我們祖宗,有辱於文天祥,這個錢我不能要!”
曾經有一篇報道稱文強“詩傑俠義”,說他寫下了很多詩、對家庭、社會都很俠義。
當文強自己看到這篇報道的時候,笑著對身旁的人說道:
“我希望在我自己死後,人們在提起我的時候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