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陳彧之
走出洞穴，上山人是第一批定居曠野的先民
開啟浙江省地形圖，在浙西、浙東、浙南的丘陵山地的環抱中，一個狹長的盆地分外顯眼，由於金華、衢州兩座城市坐落在盆地內，故名金衢盆地。
2000年11月，考古學家在金華市浦江縣黃宅鎮渠南村發現了上山遺址，遺址位於浦陽江上游的一個小山丘上，當時為這座遺址命名時，考古學家頗費了一番思量，不能用村子的名字命名，因為村中已有其他遺址，後來村支書說遺址附近有個“上山堰”，為了與都江堰區隔開來，最終定名為上山遺址。
上山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其文化堆積可以分為下層、中層、上層，下層年代最早，大約距今11400年至8600年。2006年11月，考古學家將以上山遺址下層文化為代表的遺存內涵正式命名為上山文化。
考古學所說的文化，與我們日常所說的文化不一樣，日常所說的文化意義多樣而且較為模糊，而考古學上的文化有相對明確的定義。最初使用考古學文化概念的戈登·柴爾德“將一批具有共同文化特徵的器物群歸入一種特定的考古學文化，用來代表史前期某一特定的人類群體”，後來布魯斯·特里格認為“一個考古學文化可以被定義為一批地理上連續分佈的器物型別，它們可能在不同的功能背景裡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出現，一起構成了代表特定生活方式的一批物質遺存，足以使文化的主人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代代繁衍。”
目前，考古學家在浙江發現了20處上山文化遺址，主要分佈在前面提到的金衢盆地內的衢江、武義江、東陽江兩岸及金衢盆地南部的靈江流域。這些遺址大多位於靠近河流的小山丘上，靠近河流故而靠近水源，水能帶來便利也可能帶來災害，選擇小山丘可以避免洪水帶來的災害。上山人的擇地智慧，說明他們對身邊的自然環境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並以此為基礎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
上山人必須比前人更有擇地智慧，因為他們是第一批從洞穴中走向曠野定居的先民。人類誕生以後的數百萬年時間中，穴居是最主要的居住模式，我們熟知的北京人、山頂洞人都生活在洞穴中。在黑暗的洞穴中，火帶來的光和熱給人類帶來了最初的家的溫暖。進入新石器時代，先民陸續從洞穴走向曠野定居，沒有了天然洞穴的保護，先民必須用更多的心力，構想與建設自己的棲居之所。
房屋建築是上山人定居的最直接的證據，考古學家在上山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了建造房屋的證據，房屋型別有幹欄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幹欄式房屋尤其適合南方溼熱的環境，它將房屋抬高，與地面脫離接觸，起到防潮、避蟲蛇的功效。
一座座房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村落，村落是一個共同體，環繞村落修建的壕溝，不僅具有抵禦洪水、猛獸襲擊的功能，是保護共同體安全的重要設施，而且標識出了村落的內與外，也許加深了先民對相關空間與價值的認識。對於定居的人們而言，內與外是一組具有重要價值的概念，界內是家的所在，界外則充滿了不確定性，安土重遷、守衛家園的觀念由此生髮。
考古學家在上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多處環壕遺蹟，在上山文化延續的兩千多年時光中，隨著社會的發展，上山人的村落也逐漸複雜化，開始出現儀式性活動區域。義烏橋頭遺址，時代距今約九千年，考古學家在深度超過2米、寬度近10米的環壕中間發現了一個邊長40米的近方形的中心臺地，環壕將中心臺地與其他區域區隔開來，中心臺地上集中了紅燒土堆積、房址、墓葬和器物坑等遺蹟，考古學家推測也許這裡是舉行祭祀活動的專門區域。
上山人的定居生活，遠算不上“詩意棲居”，但由此我們卻能明白“篳路藍縷”是怎樣一回事。
一粒稻米，證實水稻栽培起源於中國南方
從洞穴走向曠野定居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上山遺址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中國全新世時代最早的同時具有居室、長期儲藏設施、疑似墓葬、陶器、磨製石器和消費大量植物類食物證據的遺址”，“這些遺蹟，尤其是居址和儲藏設施，在民族學和考古學中都被視為定居性增強的標誌”，考古學家認為“上山居民是有居住營地而四處採集的集食者”，但尚不清楚他們“是整年定居還是接近整年定居”。
在上山人消費的植物類食物中，水稻是最受考古學家關注的，它關乎水稻起源的重大問題。2006年，考古學家對上山遺址進行第三次發掘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粒距今一萬年的完整的炭化稻米，經分析研究，這粒炭化稻米屬於馴化初級階段的原始栽培稻。這粒炭化稻米，連同上山遺址發現的水稻收割、加工等方面的證據，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這些發現讓稻作栽培歷史上溯到了一萬年前，再度證明稻作栽培發源於中國南方。
栽培稻是人類從野生稻逐步馴化而來的。一顆小小的稻米，如何能夠判斷是栽培稻還是野生稻？考古學家自有一套判別的辦法。栽培稻與野生稻在顆粒長寬比、植矽體的形狀、小穗軸面平滑與否等方面有差別。
普通野生稻穀的長寬比在3.2以上，較為細長，而栽培稻長寬比在1.6-3.0之間，上山遺址那粒萬年炭化稻米，長寬比為2.239，在栽培稻的區間內。
水稻等高等植物的根系，從土壤溶液中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矽，經輸導組織輸送到莖、葉、花、果實等部位時，在植物細胞間和細胞內沉澱出固體非晶質二氧化矽顆粒，這就是植矽體。不同植物的植矽體形態不一樣，栽培稻和野生稻的植矽體形態也存在差別。
小穗軸是稻殼與稻梗的結合部。野生稻穀在成熟後會自然脫落，小穗軸面是平滑的。栽培稻穀在成熟後，不會自然脫落，它靜靜等待人們的採摘，人們將穗粒從枝梗上扯斷，這樣小穗軸面上就會出現疤痕。考古學家發現上山遺址出土稻穀的小穗軸上，具有野生稻和馴化稻特徵的稻殼共存，說明處在稻馴化的初期。
常言道“萬事開頭難”，先民在稻馴化的初期想必也遇到了重重困難，面對不穩定的產量，一些人又退回到了遊獵採集的生活，但上山人沒有走回頭路。上山文化中期、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
從更大的時間尺度來看，長江下游的先民持續馴化水稻。得益於考古學家的辛勤工作，一條完整的鏈條在浙江大地已經浮現，從距今一萬年左右的上山文化，到八千年左右的跨湖橋文化、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六千年左右的崧澤文化，再到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稻作農業不斷壯大。考古學家在良渚遺址莫角山附近的池中寺地點發現了埋藏量達20萬千克的糧食儲存設施遺址。以稻作農業為基礎，良渚文化發展出了早期區域性國家，良渚遺址也因此成為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曆史的聖地。
從世界範圍來看，水稻從中國南方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到今日稻米已經成為世界過半人口的主糧，這是中華文明奉獻給世界的偉大發明。追溯這一切的源起，正如袁隆平2020年為上山遺址題寫的八個字：“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
一抹紅色，上山文化孕育出世界最早彩陶
對於上山人而言，石器和陶器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他們用石片收割稻穀，用磨盤和磨石去除稻穀的殼，這些無用的稻穀被上山人有意放入泥土中，經過火燒而成陶器。陶器的產生與人類的定居生活密切相關，這些瓶瓶罐罐是定居生活的必需品，而對於四處遊獵覓食的人而言卻是不小的累贅。
上山文化最典型的陶器是大口盆。這種大口盆的口沿向外敞開的幅度較大，相比之下，它的腹部則顯得小了。有的考古學家認為大口盆是上山人的鍋，他們採用古老的“石煮法”加熱食物，即先用火燒熱石頭，再將熱石投入到大口盆中，加熱盆中的水或食物。但有的考古學家則認為大口盆的用途是盛放和儲藏稻米、橡子等食物，並不是一種炊具，上山人的炊具及烹飪方法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前文提到了義烏橋頭遺址的環壕與中心臺地，考古學家對這一區域採集的陶器標本進行分析後發現，部分陶器標本曾用於儲存酒。也就是說約九千年前，上山人已知道如何釀酒，他們利用發黴的穀物和草本植物的莖葉穀殼，培養出有益的發酵菌群，再加入水稻、薏米和塊根作物進行發酵釀造。這種原始的麴酒是怎樣的味道，我們不得而知，但想必它為上山人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滋味。
陶器是實用器具，也是先民表達自己的美學觀念與精神世界的載體。上山文化的一項偉大成就，是創造了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上山人給原本樸實無華的陶器披上了一層色彩的外衣，在眾多的色彩中，上山人首先選擇的是紅色。橋頭遺址中出土了一件陶壺，外壁塗抹了一層紅色陶衣，內壁表面也覆蓋了一層細膩的乳白色塗層，體現了上山人在製陶和裝飾上的高超手藝。在燈光的對映下，這件陶壺顯得典雅、溫和。
除了用色彩裝飾陶器，上山人也用圖案裝飾陶器。還是在橋頭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塊殘破的陶片，上山人為其披上一層紅色外衣後，又在衣上繪製了三個圖案，其中一個殘破，另外兩個圖案，一個形似太陽，散發出十六道光芒，一個為兩個頂角相對的三角形。在陶器上繪製太陽的形象，是否表明上山人對太陽的崇拜，對光明的信仰？陶器上的那一抹紅，是腳下紅土地的顏色，或者是太陽的顏色？考古學家用了二十年才初步揭示上山文化的內涵，還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做更細緻與深入的探究。
上山文化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考古學家蘇秉琦曾說，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上山文化正如一顆啟明星，照亮了一條文明之路。
中國國家博物館正在展出“稻·源·啟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考古學家在上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屬性明確的栽培水稻，證明中國是世界稻作文明起源地。2006年11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批示“要加強對‘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