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與突然向自己發動圍擊的國民黨軍隊血戰7晝夜,損失慘重,軍長葉挺也被扣押,毛澤東聞訊震怒,一度準備和蔣介石“打到底”。
然而,在日寇侵略的大背景下,一切“內戰”的苗頭,都可能會將國內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抗日統一戰線”斷送掉。
外敵猖獗,百姓苦難。中共權衡再三,最終還是決定選擇隱忍,按照共產國際方面的指示,以抗日為重,穩定中國的反法西斯戰場,努力修復國共兩黨關係的裂痕。
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為了緩和局勢、平息輿論,蔣介石不僅悄悄地將對新四軍的指控由“叛變”轉為“違反軍紀”,還對毛澤東發出了和平會談的邀請。
蔣約毛會面,毛亦有見蔣之意,然而,周恩來卻堅持反對。
國共會談,爭取和平解決此次衝突,這是好事。但是,毛澤東親自前往西安去見蔣介石,周恩來一萬個不同意。
就自己要不要赴約見蔣之事,毛澤東的意見一度和周恩來相反。他認為,此時與蔣介石會面對國際國內局勢都有極大好處,哪怕最終什麼問題都未解決,此次會談對改善兩黨關係而言也是意義重大的。
周恩來卻不這麼認為。他指出,此時見蔣的時機“尚不成熟”,蔣介石所主張的“政治解決”並非民主合作,而是想要我方屈服,談判的地點是他的地盤,難保他們不會借勢逼迫我方依照他們的想法解決更多問題。
而且此次情況複雜,路途較遠,毛澤東還正趕上身患感冒。若是此時毛澤東貿然前去,怕是隻會使事態發展更加不利。倘若到了蔣介石的地盤後,人家藉口挽留,不許回程,那事情就更難辦了。
但是,若不對蔣介石的邀請做出回應,那也是不妥的。國共關係正有向好發展的可能,中共方面自然也應該盡力促成這一可能。
權衡再三,周恩來提議,派林彪出面與蔣介石會談,談判時也不要把話講死,先試探下對方的態度和底線,看事態發展情況如何,之後再決定是否由毛澤東與之會面。
周恩來原本是考慮由朱德或林彪先行前往的,而最終決定推薦林彪代替毛澤東先行見蔣,是考慮到林彪身份的特殊性。
林彪曾在蘇聯養病,期間與共產國際方面多有接觸,他比較熟悉共產國際方面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同時他還是黃埔四期的畢業生,抗戰中戰績斐然。
蔣介石一向對“黃埔”出身的軍官感情不同,既然林彪與蔣介石有著“師生”的名義,相對而言關係也就更近一些。
聽說林彪要來,蔣介石也很歡迎。蔣介石對林彪這個學生還是比較看好的,早在林彪畢業前夕,作為“校長”的蔣介石就想拉攏他作心腹,但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未能實現。
自從林彪畢業之後,他們已經多年未見,蔣介石對林彪甚至還有些惦念。就在一開始兩黨商定會談事宜時,蔣介石就曾在日記中自問道:“共黨林彪之不來,何耶?”
蔣介石剛在日記中唸叨完林彪,三日後,他便接到了彭德懷的上報:林彪已“動身晉謁”,蔣介石得知後,高高興興地批准了。
蔣介石這邊高興地等著林彪來,林彪卻未按期到達兩方約定的西安。由於路上遇到了山洪,林彪一行在途中耽誤了些時間,等到他在9月17日到達西安的時候,蔣介石已經返回了重慶。
雖然沒能在西安達成會面,但是蔣介石留下話,要林彪“赴渝面談”。
中共方面對此次會談十分看重,毛澤東得知情況後,也下達指示,要林彪趕赴重慶,爭取在改善兩黨關係的同時也能順便解決些具體問題。
圖|林彪到達重慶八路軍辦事處 左起為龔澎、林彪、周恩來、董必武
10月7日,林彪按要求到達了重慶,6天后,受蔣介石之邀赴宴相見,張治中作陪。
見面後,林彪先是轉達了毛澤東“甚願見蔣”的心意,並向蔣介石說明了毛澤東“適患感冒,未能成行”的情況。蔣即問毛好,接著又問道:“汝此次來渝,毛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我嗎?”
為示親切,林彪不稱蔣為“委員長”,而是“校長”。他微笑著回答道:“自從接得校長約定在西安相見的電報後,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並約我數度談話”。
如此回答,林彪是為讓蔣介石明白,自己此行的態度以及之後會談所言,都並非只是代表他個人的見解,更是代表的毛與中共高層的意見。
會談一開始,林彪就國內、國際以及兩黨合作等事向蔣介石作了鄭重表態。在林彪發言時,蔣介石則一直靜聽,或頻頻點頭,沒有插話。
林彪在就“抗戰”、“建國”以及“兩黨合作”等方面發表意見時,按照黨中央的指示,主要強調國共兩黨的相同之處,表達和解、團結的願望,對兩黨在建國目標上的歧異,則諱言或少言。會上氣氛還算融洽。
此次談話時長約45分鐘,在臨結束的時候,蔣介石問林彪:“汝在重慶尚有幾日勾留?”
林彪聽完一愣,他心想,任務還未完成,歸期是何期啊?更何況這是到了重慶,能不能走,何時走,他蔣介石反倒問起我了?
林彪只好打哈哈,最後,雙方約定在林彪離渝之前,再召見談話一次。
林彪與蔣介石的第一次談話,實際上並未取得什麼突破性進展,終究還是印證了周恩來“很難解決問題”的預想。
事後,周恩來從張治中處得知,林彪此次赴宴,其與蔣介石的席間談話,“前數段甚好”,蔣介石一開始也表現得很有興趣,態度很好。然而,等到最後林彪談到“內戰危險”的時候,蔣介石“數看手錶”,顯得十分不耐煩。
之後,周恩來便將此次林蔣會談的情況電告延安,並建議將林彪回延安的日期提上日程,免得夜長夢多。毛澤東收到電報後,指示林彪再次見過蔣介石後便可回延安。
由於林彪在名義上是中共派來會談的代表,又鑑於他的身份地位與曾為其“師長”的蔣介石不匹配,國民黨方面便安排了張治中為代表,令張與林進行談判。
12月16日,蔣介石再次會見林彪。當林彪談到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敵後抗日的情況,以及提出擴編軍隊和發給藥品的要求時,蔣介石避重就輕,只說藥品可以由何應欽發給,但閉口不談軍隊擴編之事。
雖然當時已到年底,距離皖南事變的發生已經過了將近一年了,然而對於事變後重整旗鼓的新四軍,蔣介石卻一直持“不承認”的態度,甚至對“新四軍”這一番號都十分反感。
在這次談話的過程中,林彪在發言時曾提到了“新四軍”三個字,一直沉寂靜聽的蔣介石立刻表現得十分激動,不僅開口打斷了林彪的講話,還面紅耳赤地說道:“今後勿再提新四軍,再提新四軍我是不聽的。”
蔣介石如此強烈的反應,讓林彪感到有些意外。之後,他便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只和蔣介石談原則的是,不再提及新四軍問題了。
不過,即便是這樣,此次會談依舊十分艱難,林彪最終還是無功而返。
之後數月,林彪與周恩來,與張治中就兩黨合作的多項具體問題展開了數次商議,但最終因分歧很大,未能達成共識。
轉眼就到了第二年夏季。林彪與周恩來等人在重慶留待已久,具體問題的協商雖未見明顯成效,但皖南事變後的緊張氣氛確實緩和了不少,國內的形勢和輿論也在向國民黨方面不斷施壓。
一日清晨,蔣介石像往常一樣瀏覽報紙,《大公報》上一篇名為《看重慶,念中原》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蔣介石看著文章,眼越睜越大,臉色氣得煞白。
緊接著,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便接到了蔣介石的傳喚。
蔣介石指著報紙上的文章問陳布雷:“如今抗戰已到了第五個年頭,軍、政兩費日感困難,我提倡節儉,吸收遊資,向西南、西北大後方推銷一億元‘同盟勝利美金公債’。‘功在國家,利在自己’,報紙竟說出這樣沒有良心的話,是何道理!”
陳布雷本是記者出身,他業務能力突出,在報界頗有聲望,如今已被蔣介石吸收到了智囊團內。面對蔣介石的質問,“老報人”陳布雷一下子就反應過來了。
自1942年河南大旱後,中原災民流離失所,四處逃荒,死傷無數。赴災區實地採訪的記者將實情反饋給重慶《大公報》,編輯王芸生聯想到重慶內歌舞昇平、政府對災區不聞不問,便寫下了這篇文章。
然而,這種反映實情報道顯然不是蔣介石所願意見到的,一種不祥的預感漫上了陳布雷的心頭。果然,在一頓情緒宣洩後,蔣介石命令,對《大公報》實施停刊三天的處罰,以觀後效。
其實,國內輿論已然如此,蔣介石也心中有數。莫說《大公報》,就連國民黨內部的高官也有不少對他的主張頗有微詞。
就在前不久,蔣介石主持編寫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正式出版了,然而,令蔣介石十分意外的是,這本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所撰成的書,一經面世便受到了外界眾多批評,甚至連白崇禧、何應欽等人都認為不應該在書中責備和得罪英國人。
這讓蔣介石很不痛快,但他心中也十分清楚,事到如今,類似處罰《大公報》的這類舉措已無異於隔靴搔癢,國內還有太多事遠比這要緊的多。
陳布雷此次就給他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周恩來、林彪想要見他。
蔣介石本想推脫,但聽到陳布雷說周、林有準備離開重慶的意思,蔣介石當即改變了主意。他翻開日曆,仔細地計算著時間,最後決定將見面的時間定在三天後。
三天後,也就是6月7日。這一天,周恩來、林彪來到了蔣介石的會議室。蔣介石向他們表示了禮節性的歡迎,臉上掠過一絲稍縱即逝的笑意。軍統局的唐縱也奉命陪同接待。
周、林二人都察覺到了老蔣那抹神秘的微笑,兩人交換眼神,心領神會。
在來之前,周恩來接到了延安的電報,得知了共產國際已經解散的訊息。這樣突然的變故,對中共而言無疑是件大事。因此,中央決定要召開會議,討論之後的政策,請周恩來速回延安。
但是,周恩來也很清楚,蔣介石是不會輕易放他回去的。自皖南事變之後,他就來到重慶負責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交涉,時間說短不短,已經有過了一年半了。
這麼久的時間裡,周恩來與同志們盡力爭取,但談判依然十分艱難。蔣介石更是從未松過口讓他們離開,明顯是想將他們耗在這裡。
不過,沒有機會,創造機會也得走。雖然事態緊急,但林彪與周恩來仍不動聲色,臉上看不出任何焦急、憤怒、擔心、失望的情緒。
周恩來的談判獨具風格,他一向習慣於“後發制人”。他冷靜地觀察著出席者們,心中盤算著發言時機。
會上,蔣介石也不表態,會談主要是林彪與張治中的交鋒。
張治中態度強硬:“你們現在不解決,將來戰爭結束,你們還擁有武力,將何以為國人所諒解?”
林彪也不示弱,他微笑著,似是而非地答道:“到那時當然不好,所以現在大家要接近,將來便更容易辦嘛。”
蔣介石忍不住開口說道:“如果中共放棄武力,本黨採寬容態度。”
林彪隨即答道:“將軍隊交出來,但國民黨必須首先樹立誠心!使我黨相信國民黨能給予我黨合法地位之保障。”
張治中一臉嚴肅地說道:“何應欽說前方摩擦繼續,情況不明,我們的談判只好擱一擱了。”
這是國民黨方面企圖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際,加強政治攻勢,輔以軍事壓迫,逼迫八路軍交出軍隊和根據地政權的潛臺詞。
這時,會場一片安靜。雙方互相凝視了幾分鐘,各自似乎都在等待著對方先做出解釋。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周恩來巧妙地抓住這一時機,順水推舟,表示“談判暫擱”是意料之中的事,既然如此,組織決定讓林彪回延安一趟,如果之後還要繼續談,那就再來。
接著,他略停了一會,又說道:“我自己也擬回一趟延安,以便使延安了解外間情況,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會談唇槍舌劍進行了這樣久,周恩來一直未發言,就是在等對方先提出來“暫停談判”的提議。
現在他提出回延安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再配合他臉上那種難以名狀的表情,效果不亞於一場雄辯,對方即使不願意也不好拒絕了。
果然,周恩來的話音一落,蔣介石沉默了。
這樣的沉默讓一旁的林彪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但是他仍表現得不緊不慢,口氣輕鬆地說道:“校長,周恩來在重慶工作也已經有一年多了,身心俱疲,就讓我帶他回延安小休吧!”
蔣介石看著周、林二人,眼神似有不捨。確實,這一年多來,國民黨靠著“和平協商”的幌子,沒少在背地裡搞小動作,甚至多次試探性地製造摩擦,雖然輿論多有批評,但兩黨尚處於談判之中,他料定共產黨還是不願輕易與他撕破臉的。
然而,只要周恩來和林彪的談判組一走,在輿論的壓力下,他蔣介石的拖延計劃真的就要徹底告吹了。
事已至此,談判早已陷入僵局,蔣介石就是想拖,也沒有了繼續拖下去的藉口。蔣介石最終還是沒有再說什麼,點頭同意了林彪的提議。
就這樣,這場歷經一年多的馬拉松式的“重慶談判”,最終以周、林一行人返回延安而不了了之。
這場耗時的談判意義甚微,並未解決兩黨之間存在的主要實際問題,這是蔣介石意料之中的。不過,令他更失望的是,他心中的另一個期望也隨之破滅了。
在蔣介石於重慶首次見過林彪之後,他曾在日記中記道:“林彪奉其共黨之命來見,幼稚可嘆!”蔣介石何出此言,林彪又何處“幼稚”?蔣介石在日記中並沒有解釋,不過胡宗南的日記中卻道出了端倪。
原來,早在林彪從蘇聯回國、路過西安時,胡宗南便與他有過交集了。對於這位同是黃埔出身的“校友”,胡宗南早有耳聞,甚至還曾聽自己的好友胡公冕說起:“林彪為小資產階級色彩極濃之人,可以分化。”
胡公冕與林彪並無私交,他對林的這種印象又是從何而來,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明確的是,胡宗南聽過胡公冕關於林彪的這般評價之後,顯然是相信了。
1942年初,歸國途留西安的林彪受到了胡宗南的盛情款待。1月31日,胡宗南與林彪小敘,兩人談話近四個小時。期間,胡宗南向林彪轉告了“校長”對林的期望,也暗示了蔣介石想要拉攏林的意思。
事後,胡宗南認為,兩人此次的談話還是比較順利的。他在日記中寫道:“(林)對毛澤東、朱德,則直呼其名,並有訾議之處。林蓋初自國外歸來,思想似乎有轉變之勢。”
顯然,胡宗南不僅相信了胡功冕所言,還透過自己與林的接觸“證實”了這一點。
實際上,胡宗南對林彪的此番印象,應該是他對當時林彪一番寒暄和客套的誤解和扭曲。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當時剛剛回國,正滿懷熱情和樂觀的林彪對胡宗南大談“國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國”的重要性,雖然敷衍和客套的成分極大,但由於胡宗南對他別有用心,故而在林彪發言時,胡宗南頻頻點頭。
胡宗南當然不會真的以為林彪說的是什麼真理性的“新言論”,但他還是表現得很受觸動,不僅答應願意重新調整與邊區的關係,考慮給八路軍提供醫療、武器上的幫助,甚至還親自押運送給林彪大批軍事書籍的軍車。
胡宗南的此番殷勤舉動,當然不是毫無來由的。就在林彪到西安之前,蔣介石早就下令叫胡宗南保護好林彪的安全,並且明確指示胡宗南“接待林彪要以熱情體貼為妥,務必使其感到親切隨和,賓至如歸。”
有了蔣介石的指示,胡宗南心中便更明白了,蔣介石對林彪是十分看重的,若是自己能將其成功拉攏過來,那必定就是大功一件。
因此,他貌似是投桃報李,實際上卻是暗含心機,他自己心中認定了林彪已有“轉變之勢”,故而費盡心思抓緊拉攏。
想必胡宗南在與林彪接觸之後,也把自己對林彪“可以爭取”的看法上報給了蔣介石,因此蔣介石才會想借與中共方面會談的機會見林彪。
然而,在重慶,林與蔣的三次相見,卻給對林彪滿懷期待的蔣介石潑了一盆冷水。在三次接觸中,幾乎都是林彪在講,其言語立場,妥妥的一箇中共老將,蔣介石越聽心越涼,越聽越不耐煩。
這就是胡宗南所謂的有“轉變之勢”?顯然是與他們之前的判斷有云泥之別。蔣介石心裡直罵娘,回頭便在日記中對林彪做出了“幼稚可嘆”的評價。
實際上,什麼“幼稚可嘆”,只不過是蔣介石為了掩飾自己拉攏不成的“一廂情願”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