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費孝通。攝影/王文瀾/FOTOE
重建社會學：從消失到顯學
本刊記者/李靜
發於2021.12.20總第1025期《中國新聞週刊》
第一次見到費孝通，周曉虹剛滿27歲。那是1984年10月17日，正值南開大學65週年校慶，上午10點半，周曉虹和班上的同學沒去參加校慶，而是在主樓的教室裡，等從北京趕來參加南開校慶的費孝通專門和這批他為重建社會學而招進南開的年輕人見面。
社會學這門學科，自1903年嚴復翻譯斯賓塞的《群學肆言》傳入中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全國已有20多所大學開辦社會學系，產出了陶孟和的《北平黃包車伕生活狀況調查》《北平貧民生活費之分析》，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等多部當時具有極高社會價值、如今已成為珍貴史料的成果。
1952年，仿照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時，社會學系被取消，社會學的一切課程被取消。直到1979年，鄧小平提出“社會學要補課”，已年近古稀的費孝通才又舉起大旗，組織重建已中斷近30年的中國社會學。
周曉虹所在的班是費孝通主持、在南開大學開辦的社會學研究生班，之前還有一屆，是從各大學推薦挑選的為期一年的專業班學生中再選出的。1984年，從周曉虹這屆起，社會學研究生班恢復考研製。後來，這兩三屆由費孝通親自授課的學生，很多進入各地大學參與組建社會學系，成為社會學恢復與重建後的第一批青年學者，南開大學的社會學班成了社會學的“黃埔軍校”。
2019年5月，周曉虹主持走訪了四十位在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中成長起來的華人社會學家，記錄這一重建歷程，編著成書——《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家口述實錄（1979—2019）》,於2021年5月出版。
中國的社會學，從傳入到大學建系，再到實地調查研究開展學術活動，曾花費了兩代學人的心血，四十年過去了，社會學在中國重建，又經歷了兩代人。
社會學的“黃埔”
張靜本科的專業是哲學，她發現這種跨界在他們班一點不稀奇，同學周曉虹本科最早學的是醫學，胡榮的專業是政治教育，方宏進是計算機……大家從不同專業走出來，唯獨沒有學社會學的。他們多為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或第二屆大學生，在那個年代，本科教育尚無社會學專業，南開考慮到這一點，所以社會學研究生班相容幷蓄，什麼專業的學生都招。
1993年，張靜(左一)在香港中文大學與高錕(左二)、鄭杭生(右二)、李沛良合影。
張靜、周曉虹和他們的同學對這門已經中斷27年的專業幾近一無所知，社會上更是不明白社會學學的都是些什麼，他們多數因為對費孝通的仰慕而來，也因這門學科正在重建而充滿好奇與求知慾。
既然尚在重建，學校面臨的最大難題便是沒有師資。費孝通當時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家住北京，公務繁忙，常常抽空到天津給學生上課，從他研究的小城鎮問題講到西北開發，但他一個人應付不了三十幾個研究生班的學生。而南開剛剛組建的社會學系，老師都由其他專業轉過來，接觸社會學的時間並不比學生長太多，不要說開課，有的老師甚至也考入研究生班，和學生一起學習，既是學生的老師，也是同學。
周曉虹記得，有幾個學生覺得不滿，包括他自己，幾個人商量了一下，去找系主任蘇駝理論，蘇駝和學生們進行了一次深談。那時，重建社會學的座談會雖然開了，也有費孝通這樣的泰斗領銜，但很多高校對此頗有顧慮，曾經的“帽子”讓他們心有餘悸，不敢輕易邁出步子。南開以前沒有過社會學專業，沒有取消社會學的經歷，思想上沒有包袱，蘇駝本人對社會調查也有偏好，這才接下了這副擔子。周曉虹還記得蘇駝當時說的話：“我知道我們沒有這個條件，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我們不做，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社會學重建起來？所以我就想，我先把它搞起來，儘可能在外面請一些人來，給你們一個機會，讓你們自己去讀書。”瞭解了箇中原因後，再沒有人和蘇老師鬧了。
系中無人，學生卻因此獲得了更好的學習機會——南開竭力聘請了大量國外知名學者。南斯拉夫的波波維奇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日本東京大學的富永健一講經濟社會學，來自美國印第安娜大學的蔡文輝教授西方社會學理論，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曼德爾夫人開設了美國家庭和組織社會學兩門課，約瑟夫·施耐德講社會調查方法……來作短期講座的國內外學者就更多了，由於南開是最早創辦社會學系的大學，凡到訪中國的社會學者，都要來南開看一看。
海外教授傳授的知識、視角和思維方式打開了這些學生的眼睛，他們接觸到了真正的社會學，也為這門學科未來的發展樹立了學術標杆。張靜印象最深的課程是富永健一講的社會變遷與現代化，讓她第一次明白了為什麼整個社會的規則和行動取向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質的改變。
80年代中期，很多知識分子剛剛從運動中迴歸原本的生活和工作，他們丟掉書本太久了，因此那時的學術風氣認為，理論研究高於田野調查。但南開聘請的這些海外教師包括在國外接受教育的費孝通，留給學生一個核心的觀點。
1995年夏，周曉虹(左)在北京“浙江村”做田野調查。
他們的觀點對那一撥學生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懂得兼顧讀書與實踐。南開圖書館的藏書不少，但就是沒有社會學方面的書，凡是學生們能找到的，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生育制度》《美國和美國人》，他們就一遍又一遍地讀。業餘時間到大街上擺攤，搞街頭諮詢，做社會調查。最後一個學期，他們深入河北定州的鄉村，將80年代的定州與李景漢30年代的調查情況作比較。後來的事實證明，田野調查是培育社會學的土壤，中國很多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學成果都從基層中來。
如今已經從社會學院院長的崗位上退出，擔任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的周曉虹回憶，南開社會學的品質和1978年後那個瀰漫著改革開放之風的時代緊密相連，這個被取消多年、同改革與開放年代有著天然聯絡的學科一出現，便贏得了校園和整個社會的高度關注。他在畢業後很久，還懷念當年南開的自由之風。
“我們這一代人為什麼普遍有推動變革的取向？我相信跟那個時候受的教育有關係。”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一麻袋一麻袋地收集農民的書信
1987年，周曉虹和同學們從南開畢業，他回到家鄉南京，到南京大學任教，先進入哲學系，第二年參與組建社會學系。張靜進入人民大學，到組建不久的社會學所任教。
這一年，復旦大學也在組建社會學系，正在哲學系任教的張樂天主動要求加入。張樂天1978年考入復旦時已經30歲，在這個年齡才開始做學問，他一直認真地琢磨，自己到底要研究些什麼。在哲學系讀本科時，他上過社會學的課，當時沒太弄明白到底什麼是社會學，但當1987年加入社會學系籌建小組後，他想明白了對自己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是什麼：記錄農民的故事。20歲到30歲之間，張樂天下鄉做過10年農民，他覺得中國農村發生的故事，對當時的人們理解改革開放有決定性意義，需要有學者去研究。
當時的復旦還無法提供足夠經費支援張樂天的研究，事實上，這也是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社會學發展面臨的難題。甫一重建，雖然引起關注，但長達二十幾年的中斷使社會學在各個學科中處於弱勢，沒有足夠的課題經費支援學者進行長時間、深入的田野調查，也摧毀了學科原本完善的體系，直至今天，社會學的期刊雜誌也是所有學科中最少的。
這些“廢紙”在張樂天眼中有連城之價。
在復旦大學參與籌建會學系工作一年後，1988年張樂天加入華東理工大學創辦文化研究所，他有了相對充裕的時間和經費。於是他紮根曾經插隊的浙北農村，一麻袋一麻袋地蒐羅農民的書信、日記、記賬本，收集了達百萬份級別的材料。如今擔任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的張樂天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你們想象不到有那麼多那麼全的資料，二十多年人的活動應有盡有。詳細到每個人每一天幾點鐘在做什麼，比如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去集市買個小豬，買來多少斤，賣出去多少斤；比如大隊書記的工作筆記140多萬字；比如給親人寫封信……”張樂天因此在學術界收穫一個美名：收廢紙教授。
在收集來的農民書信裡，張樂天發現社會變遷的真實細節。例如1950年的大量通訊描畫出社會秩序怎麼建立起來；“文革”後期的大量民間材料裡，能清晰感覺到改革開放的基礎是什麼。1970年代中期出現大量的上訪信，一種是申冤求平反的，認為在“反右”“四清”等運動中自己遇到錯誤處理。另一種是檢舉誰誰在“文革”時候做壞事現在卻在做領導，瀰漫著“去革命化”的氣氛。
第一代社會學學者多數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他們對農村不僅瞭解，且有切膚的感受，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葉，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經濟大潮給農村帶來巨大的社會變遷，那時中國的社會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關注農村。據中國人民大學《影印報刊資料·社會學》統計，僅在1989年至1992年三年半的時間裡，除幾種公開出版的社會學專業刊物外，全國有百餘種報刊發表了300餘篇有關農村社會學的論文。
此時，剛剛建立了中國最早的社會心理學研究所、正在考慮博士論文題目的周曉虹也同樣把目光投向農村。費孝通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曾感慨，以往社會學者對中國農民的研究主要限於人文生態層次，忽略社會心態層次。受此啟發，周曉虹以崑山周莊鎮和溫州樂清虹橋鎮生活的農民為研究物件，完成博士論文《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並在1998年出版。
這一年，經過近10年的田野調查和研究，張樂天也出版了自己的成果《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從未與張樂天有過任何往來的費孝通在看過書的初稿後，為此書題寫書名，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部部長陳錫文作序。在書出版前，1991年日本NHK就來找他拍紀錄片，放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章節裡。
張樂天總說自己是野路子出身，一本描畫中國鄉村夢想和圖景的書出來，才使國內外學術界和社會學圈都認識了他。此時，中國的社會學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逐漸恢復元氣，一些社會學用語逐漸普及化、大眾化，例如“農民工”一詞，就是由社會學家張雨林於1983年最早提出。國際上，中國社會學逐漸吸引主流學界的目光。1995年，中國舉辦亞洲社會學大會，2003年舉辦世界社會學大會。中國的學者也開始不斷走向海外，而不是僅僅站在自己的房子裡論短長。“只有跑到房子之外，才知曉這些短長處於什麼位置。”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張靜說。
“藉助比較的視角”
1995年，張靜從香港中文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進入北京大學教書。六年博士生涯，她師從第一批對內地社會學重建伸出援手的香港學者——李沛良、劉兆佳。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第一任所長費孝通苦於社會學急缺人才。大學尚未建系，不能招生，費孝通決定從高校和研究單位選拔青年人，經過短期培訓，充實到社會學研究與教學單位裡。在他燕京大學的老同學楊慶堃多方籌集資金的幫助下，在北京連續辦了兩期為期兩個月的社會學講習班。
1980年6月，楊慶堃的學生李沛良帶領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到訪內地，支援社會學講習班教學。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用普通話授課，每週上課五天，每天講三個小時，但是毫無倦意。他記得出發前還收到楊慶堃的信件：“你們之能去北京，去講授被禁了30年的社會學，是個創舉，來之不易。”
暑期班學員計劃招收40人，但開班後，北京高校、機關和研究單位聞訊前來聽課的人遠超計劃，最多時有近百人。原本是空架子的社會學研究所，1980年至1981年調進10多名研究人員。
不止進講習班授課，李沛良等人還充當起中間人的角色，積極促進兩岸三地社會科學的學術交流，自1983年開始，協助籌辦了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在那個時代，開闢出一條兩岸三地學者不受政治阻隔、在一起討論中國人自己事情的學術交流渠道。
再之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開始招收內地研究生，幫助內地社會學重建培養人才，張靜是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在香港，她最大收穫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不能隨意亂說，而是需要證據、邏輯，並進行清晰論證，還有就是國際視野，防止認知的侷限形成障礙。1995年，她把這些都帶回了內地，帶進北大。
此時，中國社會的鉅變和社會學的復甦開始吸引世界主流社會學界的目光，不少一流學府的學者加入了研究中國的行列。周雪光同樣是1977屆的大學生，大四時參加過南開社會學班的一年培訓，之後獲得斯坦福大學碩士、博士學位，又進入康奈爾大學工作。90年代初，他對中國社會轉型研究產生極大興趣，他申請從事件史角度研究中國社會分層的專案獲得系裡兩位知名學者加盟，最終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資助。
1993~2003年，他將研究成果彙集，先後出版英中文版《國家與生活機遇：中國城市中的再分配與分層（1949-1994）》，但常年沉湎於統計模型和資料資料中的研究，讓他感覺自己距離中國社會活生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越來越遠。2004年，他回到中國，從量化研究轉向田野。
2005年春天，周雪光找到一個鄉鎮，每年抽兩三個月待在那裡，和基層幹部相處，一直持續到2016年。這10年間，他也在北大、清華、人大等多個內地學府授課、帶博士生，參加國內社會學學科活動。從2005年開始，他和幾位學者同仁一起做組織社會學論壇，到今年已經舉辦了17屆。很多學生或年輕教師在論壇報告他們的研究內容，會議組織評論，推動青年學者的發展。
經歷過插隊、求學又奔赴海外深造的經歷，給周雪光提供一個好處，即跳出具體情境，以縱觀和跨文化的角度看事情。他對華裔歷史學者黃仁宇的一段話深有感觸——“我閱讀的東西，聽過的話，在中國見證的事件，都只有在我遷居多年後才產生意義。由於離主體很遠，又有夠長的時間來發展後見之明，終於可以輪到我說：‘我懂了。’”周雪光並不認為在國外待足夠長的時間，人們的看法、認識就一定對，“但它是獨特的，是放在不同的參照框架之下的。如果長期生活在一個環境中，會對許多現象習以為常，藉助比較的視角，就可以提出新的問題來。”如今在斯坦福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的周雪光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2006年，周雪光(左)從事鄉村選舉的田野觀察。本版圖/受訪者提供
從隱學到顯學
發展到21世紀，曾經命運多舛的社會學已經枝繁葉茂。截至2006年，全國共計有72所高校設定了社會學本科專業，但相對於與老百姓過日子息息相關的經濟學、便於故事化借大眾傳媒傳播的歷史、文學、哲學、甚至政治學的分支國際政治學等學科，社會學無疑不是顯學，學者們隱匿在書齋中，幾乎無一人破圈到普通民眾面前。
2006年，陸遠在南大獲得碩士學位後，考入社會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周曉虹。在這位80後學者眼中，自己這一代學人與周曉虹那代成長經歷與整個中國社會學復興軌跡密切鑲嵌在一起的學者相比，長處是在起步階段就有豐富的社會學文獻給養，有機會赴國外接受長時間系統訓練，在理論和方法上打下堅實基礎，缺的卻是與真實底層社會接觸的經驗。
“他們那代人很多當過農民、工人甚至做過身無分文睡大街的盲流，生命的寬度遠勝於我們。”陸遠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周雪光有知青下鄉的農村經歷，對他的田野調查很有幫助。雖然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當他回到中國農村和鄉鎮，發現基層幹部和農民說的許多話，他一聽就明白，這些人也覺得周雪光懂他們的事情，無論是莊稼活還是農村裡的那些細碎長短。下鄉的經歷不僅有助於溝通，似乎更是一種底色，他覺得自己就是村裡鄉親們中的一員，心靈相通，沒有陌生感。他反思過自己在研究美國問題時，根據資料模型做的量化研究，雖然成果也發表在美國社會學最好的雜誌上，但他知道，自己對那些美國社會的背景和相關過程知之甚少，研究難以深入。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曾說過一句話：“我們這代人做社會學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對中國社會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感同身受的理解。”畢業後留校任教的陸遠感慨自己這一代人，“說起來是一個研究社會學的學者，其實一輩子沒有離開學校。”他認為，這也許就是如今社會學更多地高居象牙塔，沒有緊跟上當下社會飛速變化的重要原因。
在社會學內部，也在討論這一問題。這門學科在全世界展現的面貌都屬左翼，更關心平衡與公平而不是效率和發展，這注定它的話題不夠激進也不堅硬，不容易產生熱議的效果。學術制度似乎也是原因，社會學與其他文科學科比更需要知識儲備，具有更高的門檻，本身就不那麼接地氣，這使學者們主觀上也難以放下身段，要讓自己有所建樹，必須更熱衷於著書立說，而不是與轉瞬即逝的熱搜話題攪和在一起。何況，如何把艱深專業的學術語言變成老百姓能聽懂且愛聽的語言，也是一門學問，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張靜承認，中國社會學從重建、復興直到今天，善於做宣傳、會做科普的公共型學者一直較少。
年輕一代開始嘗試。2019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在社交網站上開播付費節目《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解答了那些看似平常，卻可能困擾人們許久的問題：為什麼我們永遠在“剁手”？為什麼那麼多人熱衷於抖音？當我們談論“佛系”的時候，我們在談什麼？第二年，節目內容整理修訂後出版成書——《穿透》。
2016年開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一個社科學術品牌書系——“薄荷實驗”，書系定位為學術出版，但也強調學術生產的社會面向，期望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觀察、記錄社會，成為學術界內外的橋樑。《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紐約清潔工紀實》《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術在中國》等等基於厚實田野調查的書，銷量都達到暢銷書級別。
陸遠剛考上博士那年，在書店轉悠，和社會學有關的書籍都是國內外學術研究力作，只對學院友好，隔絕沒有學術基礎的普通民眾。而今天，“薄荷叢書”、《穿透》這樣的大眾讀物越來越多地擺上書架，更不用說帶有社會學意涵的、採用社會學觀點講現象的各種讀本。尤其在社交媒體興起後，陸遠切身感受到民眾對社會學議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不管因為公眾思維層次的提升還是社會鉅變給人們帶來太多困惑，公眾催促著社會學，必須走出書齋，從隱學變為顯學。也許，人們並不強求社會學對每個具體問題都指匯出“怎麼辦”，但至少可以去描述和解釋我們所要親身經歷的個人與生活。
其實，“當下大部分新出現的社會問題在社會學界都有反應”，周曉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只是從觀察現象到進行大量的資料驗證，再到基於資料、現象進行理論思考、與其他理論進行對話，需要一些過程。
近兩百年前，社會學誕生之初，創始人法國學者孔德將它稱為社會物理學，一代代學人的理想是社會學也能探尋出像“1+1=2”一般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與理論，有人認為不可能，但他們的終極目標在於此，分析現象容易，找出規律，甚至預測動向，還需要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