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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紅軍的生活
中央蘇區的紅軍待遇：
紅軍指戰員的待遇是平等的，他們採取了實物供給制度，每人每日發給的糙米一斤四兩，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錢，鹽三錢；另，每人每月發給零用錢二元(後改為一元，到最後是很少發給了)。服裝每年夏季發粗布軍服一套，冬季發棉衣一件，夾褲一條，這些衣褲的布料是很粗劣的。內衣內褲原定是每年兩套，其實是隻有一套。棉被，在新兵入伍時，發一張夾布被。
襪是從來沒有的，鞋是依靠蘇區的婦女們製造送來的慰勞品，或可一年分到一對，主要的是靠自己拿著稻草和爛布條來打草鞋，否則就只有赤著兩腳爬山越嶺行軍作戰了。
紅軍常常大跨度機動作戰，頻繁穿插迂迴，又無交通工具，全靠兩隻腳，走的還是崎嶇山路。各地紅軍普遍流行爛腳病。
許世友記述∶
由於長時期的行軍打仗，同志們的腳都磨爛了。無論誰脫下草鞋，都可以看到斑斑血跡；有些人的腳已經發炎，不停地流淌著膿血；有的連鞋子也沒有了，就在腳上纏上幾層破布趕路，從戰爭中走過來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體會：爛腳不算病，行軍要老命。
紅軍伙食少油水，“吃”的誘惑力甚大。
1931年7月23日，紅軍總部電臺報務員曹丹輝截獲並破譯何應欽給各路國軍的密電——“限十天撲滅共匪”，暴露了“分進合擊”的戰役意圖，毛澤東根據這份情報作出部署。8月1日於蓮塘一帶消滅“第三路進擊軍”，俘虜萬餘，三天後再趕到黃陂消滅國軍毛炳文師。
8月11日，毛澤東嘉獎16歲報務員曹丹輝：“你收到的那份何應欽的電報，對這次戰役很有價值。”毛轉身對一參謀說：“你到副官處領三塊錢，獎給他買雞蛋吃。”晚飯時，電臺及總部參謀們“大夥猛衝一頓，三塊錢報銷了”。
紅軍伙食費十天或一月下發，銀圓用米袋裝著，連長揹著。每月士兵委員會下屬的經濟委員算賬，然後向全連公佈節餘的“伙食尾子”平分給全連每一人，這就是紅軍的經濟民主。三軍團連長張有發，彭德懷第一次打長沙時帶著七八十人參加紅軍，當上連長，這個連隊月底不見賬目、更不發“伙食尾子”，飯食也不好，連長與幾個親信卻天天上飯館吃喝，引起19歲連指導員注意，鬧了一下，查賬後發現虧空三十多塊。
1932年，紅軍軍政學校各連待遇稍高於部隊：
每人每天菜金一角二分，頓頓一菜一湯，每週二、四、六有一頓葷菜；每年兩套灰軍裝、一套白襯衣，每月一條肥皂，兩月一塊毛巾。工兵連因辛苦，每天菜金增加三分，每月肥皂多發一條，毛巾也每月一條，再增發藍衣一套；晚上作業，有夜餐。
紅軍大學上幹隊(師團級學員)，設在瑞金城北廟內，木板通鋪，每週打靶一次、夜間緊急集合一次，李伯釗來唱過《漁光曲》。伙食比部隊好一些，能經常吃到豆腐、青菜，每週有少量豬肉。列隊進食堂，八人一桌，沒有凳子站著吃，規定十分鐘吃完。
1932年12月，紅八軍長蕭克從中央軍委帶回一部50瓦電臺，要選拔一批青年培訓收發報員，政委動員道：“你到這兒來，我們每天吃四頓。”一位青年馬上動心：“蘇區那個時候很困難，吃飯是沒油水的呀，這個一天可以吃四頓，還可以聽戲。”青年對每天能聽戲很好奇，政委開啟無線電，耳機一套，馬上聽到南京電臺的京戲。
1915年，滇東北彝良貧農子弟羅炳輝(1897~1946)，百折不撓當上兵，從軍寄託著他種種人生理想——為爹孃出氣、出人頭地，羅炳輝初為候補兵，月飽三塊，包括伙食零用；三月後升二等兵，月餉5.9元，半年攢下12塊。滇軍三月考核一次，羅炳輝從二等兵升一等兵、上等兵、二等下士、一等下士、三等中士……
1929年7月，贛南吉安靖衛大隊長的羅炳輝秘密入黨，私蓄可購三十多條步槍、四支駁殼槍及每位士兵一件毛衣。1927年，剛從湖南農運講習所結業的曾志，年僅16歲，得聘衡陽警察大隊政治助理員。正式軍官，每週給400餘警察上一兩節政治課，“每月有50塊大洋的薪水”。
1931年，一位福建富家闊少羨慕掛皮帶佩手槍，三千大洋買了一個白軍營長，下鄉徵收賭捐遭紅軍襲擊，聽到槍聲鑽入柴窩，被俘後磕頭求命。
2、關於“擴紅”
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後，原本五千人的隊伍一路向湘贛邊界退去。據時任解放軍總政主任譚政大將(1906~1988)《三灣改編》(載《人民日報》1951年7月14日)，該部經湖南平江、瀏陽、銅陵、萍鄉、江西蓮花，到達永新縣三灣進行改編，部隊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實僅四百餘人，只能勉強編兩個營。此即為不久上了井岡山的“星星之火”。
此後，毛澤東送給王佐、袁文才100支槍、兩挺旱機關槍，因為此時“星星之火”槍比人多，反正沒人背槍，減輕負擔還做了人情。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湘南起義部隊兩千餘人上山，另有農軍八千餘人，此時毛澤東部才千餘人，袁文才、王佐部各300人。至1930年4月，紅四軍總數六千餘人，其中黨員1600餘人(軍官400餘)；黨員成分：工人300餘人，知識分子、小商人各200餘，農民900餘。
為鞏固紅區、反圍剿，擴大紅軍規模成為紅區常態化工作。1932年1月11日，閩粵贛蘇區省委接受中央指示，決議三月內在轄區發展紅軍1.5萬人。
擴紅當然離不開“經濟因素”。1930年，毛澤東率部三下安源，擴紅標語：“當紅軍有飯吃有衣穿，還有十塊錢安家費。”“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窮人報仇!”一位失業礦工報了名、編入專挑炸藥的伕子兵，吃了出生後第一次的飽飯，但害怕老婆不會答應，一天都沒敢回家。
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號召：“在全中國各蘇區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1932年贛南蘇區十三縣(含游擊區)240餘萬人口，參加紅軍人數33.1萬餘。十三縣總人口246.8260萬，佔13.4%；參加赤衛隊、擔架隊、慰勞隊、洗衣隊達60餘萬。
《中央蘇區史》：
不少家庭甚至沒有留下一名男子在家耕田。……閩西上杭縣才溪鄉88%的青壯男子外出參軍支前，全鄉只剩69個男勞力，勞力缺乏成為當務之急。
肖華(1916~1985)：
(興國)全縣青壯年80%以上都扛起槍走上前線，其中許多模範區，90%以上的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只有20多萬人口的興國縣，參加人數竟達八萬之多，這是何等的壯舉!何等的英勇犧牲!
興國縣長岡鄉每百名青壯年中80人當了紅軍。興國15歲以上、45歲以下男子，除殘疾以外都參軍了，成為名噪一時的“模範縣”。
新華網南昌2007年8月21日電，興國乃紅軍烈士第一縣——23179名烈士，僅犧牲在長征路上的興國籍烈士就有12038名，相當每一公里長征路上就有一名興國兒女化作路標，長岡鄉300多人參加長征，活著回來的沒幾個。1955年授銜，興國籍54人少將以上。
規劃京九鐵路，周恩來說花再多的錢，也要透過興國，特意繞行近百公里，多耗幾十個億人民幣。
毛澤東《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
這裡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動員女子參加生產，長岡鄉16歲至45歲的全部青年壯年733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去了320人，在鄉413人其中男子只87人，女子竟佔326人(一與四之比)。因此長岡鄉的生產絕大部分依靠女子。
江西風俗婦女從不下田，鄉諺：婦娘學犁，母雞學啼，觸犯天理，要遭雷劈。婦委書記蔡暢在興國挽褲腳下田，拜老農學犁學耙，再集中輪訓各鄉婦女代表，請老農傳授犁耙，動員婦女下田，這才相對緩和了蘇區勞力問題。
但“解放婦女”終究只能支撐一時，繁重的耕種農活不可能全由“半邊天”頂下來，維持簡單再生產都困難。
1930年4月，江西信豐農村青年曾思玉(1911~2012)，向母親講“打土豪分田地”，試圖說服母親同意他參加紅軍，最後向母親承諾革命勝利給他蓋一座洋房。1950年，64軍軍長曾思玉回鄉，母親很鄭重地問兒子：“現在革命成功了，你說的話可要算數呀!”
曾思玉只好向母親講大道理：”現在雖然解放了,但仍然是供給制的生活,哪有錢蓋房子?如果用公款為自己蓋房子,那就要犯錯誤。”曾母直到去世沒再提這一茬。
3、優待紅屬
迅速擴紅，紅軍家屬自然隨之劇增，致使“優待紅屬”難於實際執行，因為差不多都“紅屬”了。《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規定：
凡未在紅軍服務者每月無償幫助“紅屬”兩天，時間與工作種類，依紅軍家屬之要求而定。但大家都是隻有老弱婦幼的“紅屬”，誰家還有能力幫扶別人?
如興國一縣近兩萬戶“紅屬”(1934年4月統計)，差不多都是“紅屬”了。
當然，“優待紅屬”對擴紅是必不可少的“後勤保障”。
《優待條件》規定：
“紅屬”免納捐稅、居屋免繳租金、公家商店購物減價百分之五、必需品缺乏時優先購買、子弟讀書免費；紅軍戰士的優待專案
：一、乘坐車船概由公家承擔費用；二、服務五年以上年滿四十五歲，終身享受生活補助，不願退伍者，應特別優待；三、殘疾軍人，供養一切費用，每年至少五十元；四、所有戲院每月必須向紅軍免費一次，平時標價減半；五、軍郵免費；六、保護軍婚，妻子離婚必須本人同意，如不同意，政府將予禁止；七、陣亡者，子女弟妹由公家撫養教育至十八週歲，並介紹職業。
1933年5月猛烈“擴紅”，紅軍增加四、五萬人。9月，第五次反圍剿前，“中央紅軍”總兵員達十四萬。1934年1月10日，糧食問題日益嚴重，中央蘇區成立糧食部，陳潭秋部長。1934年5至7月，為對付第五次圍剿，五十天內再“擴紅”五萬，軍糧無著，緊急動員蘇區徵谷二十四萬擔。
“如果沒有二十四萬擔糧食，我們的紅軍不能作戰，不能吃飽肚子，就不能維持生活!”1934年7月下旬，圍剿形勢日緊。中共最高領導層已決定戰略轉移，發起一次更大規模的“借谷運動”——68.8萬擔，據陳潭秋報告，最後完成58.2萬擔，“中央蘇區人民作出了巨大而無私的奉獻。”
1934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局、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等五單位聯合發文，要求中央蘇區一月內動員三萬名新戰士參軍，至9月27日，實際完成18024名。1934年5~9月底，中央蘇區總共擴紅八萬餘人。長征前，中央蘇區轄地日蹙，總共250萬人口，擴紅至十萬。
徒手兵多也是紅軍的一個特點，因為作戰繳槍，若無徒手兵(亦稱候補兵)，所繳之槍沒人扛了。此外，頻繁行軍病兵多，一人病了亦需要徒手兵去扛槍。加上需要大量挑夫搬運給養器械，“因此每紅軍一團人數有二千，槍還不及千枝。”紅軍甚缺子彈，江西紅軍獨立團新戰士能發一粒子彈就算不錯了。
紅軍鼓勵“繳槍”，江西獨立團提出：“繳槍一支，賞洋五十。”
於是，一些地方武裝及拿著梭標的農民，想出各種辦法奪槍，然後送到獨立團邀賞。
手槍比步槍難搞，戰士扛上槍，不少幹部則空著手，於是從上饒花一千銀洋買回一支勃朗寧(附五粒子彈)、一支左輪(無子彈)。不久，因擊發過多，左輪壞了，擊發後無法復位。
1929年秋，獨立團繳獲一挺捷克重機槍，附帶四箱機槍子彈，群眾見槍筒那麼粗，呼為“雞公炮”，每逢戰鬥，大家就問“機關槍在哪裡?”“快通知機關槍走遠些!”獨立團官長臨戰第一要事就是派人保護這件寶貝，從不輕易讓它參戰，四箱子彈除了試槍時打過幾發，很少運用。
4、俘虜政策
第一次反“圍剿”前，江西紅軍在黃陂專門召開團以上宣傳工作會議，“動員令”對白軍有12個口號，要紅軍官兵相信一個口號抵得上一個軍：
“歡迎白軍士兵下級官兵來當紅軍!”“歡迎白軍弟兄打土豪分田地!”
1930年，19歲方強時任平江長壽街蘇維埃裁判委員兼財政委員及黨團書記，彭德懷部需要政工人員，湘鄂贛特委書記李宗白調他入三軍團任連政委，彭德懷囑咐：
“青年同志，你工作的部隊是新組成的連隊，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要鞏固這個部隊，不要讓反革命把部隊拉走了!”
方強來到連部，煙霧騰騰、杯盤狼藉，正中坐著三十來歲的連長，兩旁幾個敞胸露懷。他向正中的連長行了鞠躬禮，很恭敬地遞上介紹信。
連長看完信，上下打量他一番：歪著腦袋問：“你當過兵沒有?”“沒當過白軍，當過紅軍。”“你多少歲了，出過門沒有！”連長故意把聲音放得很飄，好像在逗一個孩子。方強知道欺負他年輕，忍住氣老實回答：“沒出過門，今年十九歲。”
後來果然，連長張有發串通親信帶領部分士兵投敵，因連政委早有提防，半途截回，槍決首犯張有發。師政治部徵詢長沙來計程車兵誰不願當紅軍發路費回家，除張有發表弟領路費回家，沒第二個人要走。
1928年10月，毛澤東在蘇區大會上說：“共產黨是要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紅軍特別優待俘虜中的醫生，伙食費比傷病員還多，每餐為他們單炒小鍋菜。原來高薪的照原數發薪，原薪低的酌情增薪，如沒有結婚，幫助物色物件。
1930年5月組建的第一紅色醫院，位於興國縣五里亭，沒有一個醫生，只能請一位看護長充醫生，這位看護長會看病、認得藥，但不識字。
為優待來自白區的知識分子，每月加發兩元蘇維埃幣，其時瑞金物價，一元“蘇幣”可買20個雞蛋。列寧師範學校師生，每人每天髮菜金(包括油鹽)一角二分，大米一斤四兩。
1933年號召節約，糧食減為每天一斤，有時僅發十四兩。蘇維埃工作人員實行兩餐制，列寧師範學校也因不夠吃，經常發生搶飯風波，校長徐特立下令吃稀飯，鬧出“稀飯學校”(師範學校諧音)的笑話。
5、紅區農民的生活
湘贛邊界各縣地處偏僻，經濟落後，民皆務農。然而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此外，農人大多聚族而居。
1931年，16歲的肖華調任紅四軍黨委青年委員，負責群眾工作：
那時候的工作很艱苦，群眾一時發動不起來，主要原因是對我紅軍宗旨不瞭解。老百姓不敢接近我們。
1929年吉安工人以碼頭、米業、染業為主，月薪一般約七元，農民以小農為多，僱農次之，富農最少，約80%農民負債。
1929年，閩西蘇區農民分到土地，收穫比以前多，但因經濟不流通，米價一路走低。上杭縣此前每元買米17斤。1929年可買27斤，龍巖更低；為保護農民利益，蘇維埃政府出佈告禁止米價降低，但農民仍暗中減價出售。
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報告：
證明蘇維埃在消極方面來限制是沒有作用的，因為農民一切油柴什用總要靠糧米的錢來維持。
閩西紅區的土改與江西蘇區一樣，“抽多補少”均分原則，同時獎勵開荒增產。
但由於與白區交通阻隔，蘇區土產紙張、菸絲、木柴、茶葉出不去，需要輸入的布匹、油鹽、藥材又進不來，形成工農產品“剪刀差”，影響生活。1930年6月，毛澤東在長汀南陽主持閩西特委會議，認為財經問題與戰爭密切相關，需要積極保護貿易自由、獎勵輸出輸入，成立閩西工農銀行，發行紙幣，準備長期鬥爭。
蘇區百姓最擔心的還是“紅旗能扛多久”。1931年3月，鄂豫皖蘇區潢川農村，紅軍團長許世友問房東大爺：“老鄉，你說紅軍好不好?”房東大爺：“紅軍好，紅軍是咱們窮人的隊伍。”許世友：“你想不想自己有田有地，過好日子?”房東大爺：“想啊，連做夢都想哩!”許世友：“我們說把地主的地分了，你怎麼不吭氣呢?”房東大爺：“唉，還是等你們把武漢、南京打下來再分吧!”
紅軍戰士對“革命勝利後”的想象，也很“初級階段”。1932年12月上旬，一紅小鬼問許世友：“團長，革命勝利了以後，我們還要天天爬山嗎?”許世友回答：“還要爬!到那時送你上學堂，去爬文化山。”
紅小鬼：“上學前，先打雙新草鞋，再找條平平坦坦的大路，來回走上幾趟。 嗨，那該有多痛快!”炊事班長搭腔：“要是我呀，拿伙食尾子買包好煙，一天全抽光，那才叫美哪!實在是存在決定意識，也就這點想象力。”就是上過大學的紅軍將領，心目中的共產主義也不過“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以農業社會的感知能力，已是最大“超前想象”了。
1930~34年閩浙贛蘇區，物價平穩，四塊錢一擔米，一塊錢八斤拆骨肉。從白區進赤區，每個村莊十字路口都掛一小牌，不是牙膏肥皂之類的廣告，僅一個字。當你走近，會有一個孩子出來問你：“同志哥，你認識個字嗎?”如果認識，放你過去；如果不認識，他就一遍遍教你，一直到你會認會寫，然後才放行，這就是消滅文盲的識字牌，每天換一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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