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3日，工信部長肖亞慶在國新辦釋出會上對我國製造業發展情況進行了簡要介紹。
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有四成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國製造業增加值為26.6萬億元，全球佔比近三成，已經連續11年蟬聯全球榜首。
眾所周知，製造業關乎國家經濟命脈，是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是立國之本和強國之基。沒有強大的工業支撐，一個國家不可能具備相應的經濟韌性和軍事實力，也就不可能取得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
在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期，我國製造業一直保持著快速的增長，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也顯著增強。
反觀美國，由於在貨幣霸權地位和金融體系先進，資本更青睞於透過複雜精妙的金融手段來獲取利益，造成了製造業產值和佔比的雙回落，甚至被打上了“產業空心化”的標籤。
作為我國的製造業大省，廣東省的製造業增加值在2020年高達3.01萬億元，按當時匯率摺合美元4358億，而同年世界排名第5位的韓國只有4067億美元。
可以說，現今廣東省的製造業增加值已經超過了90%的國家，以至於部分學者喊出了“有一天，全美的製造業也就和廣東比”的口號！當然，這不過一廂情願的錯覺罷了！
中國製造業的崛起與發展：頂層設計與產業轉移
中國製造業的崛起與發展，離不開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卓越品質，也離不開高屋建瓴的頂層設計與難得的經濟全球化歷史機遇。
從一窮二白的孱弱基礎起步，歷經七十年的不斷髮展，我國從一個典型農業國成長為被譽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大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發展經驗。基於國情所進行的頂層設計，讓我國製造業發展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二戰後的兩極格局對峙極為激烈，因於“一邊倒”的外交策略，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了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而朝鮮戰爭的爆發也進一步表明，新中國依然處於強烈的軍事威脅之中。
所以，自1953年至1978年，我國製造業主要集中於關乎國家安全的重工業上，並取得了決定性的突破和巨大的成就。
隨著“兩彈一星”戰略的成功，我國進一步增強了國防能力，提升了國際地位，也為後續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環境、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急需的人才儲備。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的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大部分農民擺脫了農村土地的束縛，為製造業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產權結構制度改革重塑了政府與國有企業關係，確認了非公企業地位，進一步激發了市場活力，各類企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一道促進了我國製造業的繁榮發展。
彼時適逢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憑藉人口紅利下的成本優勢，我國承接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透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等優惠政策大量吸引外資，使我國製造業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上的缺口。
尤其是在2001年我國加入WTO後，資金、技術及貿易壁壘進一步下調，我國製造業在資源稟賦上的比較優勢得以更充分的發揮出來，製成品的出口競爭力顯著增強，生產消費形成了良性迴圈，進而促使製造業規模不斷擴張，製造業產值不斷增加，直至成為“世界工廠”。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部分發達國家開始了對“去工業化”或“產業空心化”的反思，紛紛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契機，啟動了“再工業化”戰略。
而此時，中國製造業幾十年飛速發展後的積弊也日趨棘手，我們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轉型升級困難重重，實現彎道超車的任務緊迫艱鉅。
為此，我國於2015年正式印發《中國製造2025》作為製造強國戰略的十年行動綱領，中國開啟了由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的發展步伐！
全美只能與廣東比？美國製造業遠比我們想象的強大！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和加入WTO後，我國製造業蓬勃發展，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盲目自信，甚至發出“有一天，全美的製造業也就和廣東比”的“豪言壯語”，即便這確實鼓舞人心。
任何背離事實基礎的宣言都是無水之萍，在鐵一般的實踐檢驗中只能淪為笑柄。事實上，美國製造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其優勢也十分明顯！
美國的製造業真的衰敗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美國的去工業化並非製造業的全面退場，而只是對中低端產業的主動轉移，或言之，這只是資本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種貿易策略。
由於這些中低端產業多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美國製造業失業率居高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製造業從業人口的下降並不能直接得出其本身衰敗的論斷。事實上，在高階製造業領域，美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比如國防工業、生物製藥、精密化工、半導體和資訊科技等。
美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處於全球最高序列，而勞動生產率又是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這個指標說明美國製造業具有極高的機械化程度、充裕的高素質人才供給和高效的管理模式。
此外，根據普華永道2018年釋出的全球創新1000強報告，研發投入前10名公司中有7個來自美國，其中有5個涉及高階製造，1980年《拜杜法案》的實施極大提高了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使其科技創新能力得以成為製造業發展的強大引擎。
以上因素不僅表明了美國製造業如今的強大，也切實反映出其所蘊藏的巨大動能和潛力。
美國製造業完美無缺嗎？怕也不盡然。還是從勞動生產率說起，雖然其絕對值仍處高位，但其增長率確實堪憂，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的資料，該值甚至在2010年後出現了下滑，這無疑代表著其製造業競爭力的下滑。
自奧巴馬執政期開始，美國政府已經連續多年出臺並實施了多項類似《美國復興和再投資法》的政策，以期製造業迴流、復興，但收效甚微。時至今日，經濟全球化的多年發展使產業分工越來越細化，脫離中低端產業過久的美國，已不再具備承擔這部分產業的能力了。
除了基於資源稟賦下的比較劣勢，紀錄片《美國工廠》和富士康“第八大奇蹟”建廠計劃夭折也能從其他視角上予以佐證，中低端產業在轉移承接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與承接地的文化制度等各方面接軌，當這些產業再轉回美國時，與其轉出時的內涵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總之，對美國製造業而言，既全又優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因於勞動生產率的停滯徘徊，其高階製造業的優勢地位也將面臨著其他發達國家乃至後發國家的不斷衝擊。
我國製造業的困境與未來
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我國製造業同樣存在諸多問題，既有內部性的積弊，又有外部性的挑戰，內外交困之下，何去何從？“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與其被動適應，不如主動進行改革升級，以《中國製造2025》為綱，推動製造業的脫困與發展。
我國製造業的積弊是要素驅動和出口導向下的必然結果，是承接產業轉移的必要代價。如果將視角置於源頭，一切就會更加容易理解。美國等發達國家擠出中低端產業的原因是什麼？
一是附加值低，利潤少，在勞動力價格上漲趨勢下難以為繼；二是能耗高，汙染重，綜合國內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後價效比過低；三是承載科技能力有限，技術門檻較低，易陷入同質化競爭後喪失優勢地位。
當我們接受這些產業的同時，就不得不負擔這些產業所帶來的弊病，這是任何一個經濟體都無法避免的客觀規律。或言之，製造業的發展步驟，我們可以加速，但無法跨越。
龐大的企業體量讓我國製造業得以擁有規模經濟的優勢，進一步降低了 製成品的生產成本，增強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在出口導向下，當外需不振時，規模又會顯現出它的劣勢，調頭轉向需要的時間週期和動力成本更大，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棘手。
勞動力供需矛盾與成本上升也是一個難點問題。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我國勞動年齡人口8.8億，雖然仍在人口紅利期，但這一資料比十年前仍然減少了4000多萬，而根據國研中心課題組的報告，我們的勞動力供給規模還會進一步下降。
此外，“用工荒”和“就業難”的問題也反映了我國突出的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技能水平難以滿足製造業現代化需要，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逐年遞增，就業壓力不斷增大。
總之，勞動力的技能素質和就業取向與製造企業的崗位需求存在不匹配的問題，勞動力成本上升已成事實，且隨著教育等方面投入不可避免的進一步提升。
外部的擠壓同樣明顯。
一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基於失業率壓力和供應鏈安全考慮的製造業迴流；
二是東南亞、南歐、南亞各國已較我國形成了勞動力成本上的優勢，中低端製造業向價格窪地的匯聚；
三是孤立主義引發的“逆全球化”趨勢對當前國際分工體系發起的挑戰；
四是霸權主義思維作祟下美國將科技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非法干預，妄圖遏制我國走向高階製造業的步伐，比如中興制裁事件與孟晚舟事件；
五是氣候變化概念下的“碳排放權”之爭，早已達到峰值的發達國家妄圖進一步增加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的成本。
這些擠壓或源於客觀規律，或是源於政治較量，都對我國製造業發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礙。
製造業的升級改造勢在必行，迫在眉睫！諸多內外因素交織下，固守傳統制造業發展模式的路子已經行不通了，只能是透過頂層設計和政策導向來推動製造業的轉向升級。但在此過程中，我們切不可走那些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老路。
其一，我國工業化程序尚未結束，不能“未富先去”，雖然成本不斷上升，但我們仍然在產業配套、規模效應、產業鏈完整性等方面具有極大的優勢，中低端產業轉移的必然性尚未觸底；
其二，基於我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依然是消化就業人口的重要載體；
其三，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工業生產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供應鏈出現了受損甚至中斷的情況，部分國家制造業因此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以美國為例，根據其全國製造商協會在2020年4月釋出的調查結果，美國製造業有三分之一面臨供應中斷，近八成製造企業業績受損。
反觀我國，得益於體制優勢快速控制住疫情並及時復工復產後，我們完整製造業體系的作用開始充分發揮出來，從上游原材料到產品加工，一批批的防疫物資不僅滿足國內需求，還極大支援了海外各國的防疫工作。
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完整的製造業鏈條是防範風險的重要保證，也是經濟韌性的根本所在。
我國製造業的升級的目的不是對某部分鏈條的剝離轉移，而是結合世界變局與自身資源稟賦變化的內在調整。這個調整包括製造業內部結構比重的變化，也包括要素投入與分配的變化。
比如進一步加大科研教育投入，降低或初期減免高階製造業的稅收，控制傳統制造業的能耗水平，增加製造業汙染環境的成本，支援新能源的開發利用等等。
中美製造業的競合
事實上，中美兩國製造業互有優劣，各有所長。
美國在科技創新和高階製造領域的優勢更強，中國在規模體量和中低端部分的優勢更強，兩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分工不同，存在事實上的互補關係。即便中國已向高階領域逐步邁進，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依舊存在明顯的差距。
兩國在製造業領域難免競爭，但仍然具備廣闊的合作空間，美國完全沒有將政治偏見嵌入經濟活動的必要，而應尊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正視並維護兩國製造業的競合關係。
即便廣東製造業增加值現今超越90%國家，我們也沒有任何自滿的資本，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長期大量的資本投入，在技術壁壘限制下，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瞬間抹平。
與其空想“全美比廣東”的美夢，不如冷靜客觀的剖析現狀，腳踏實地的執行《中國製造2025》，完成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