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一個命途多舛的國家。
1989年11月9日，在以嚴謹馳名世界的德國，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工程質量事故。
當天的民主德國，剛剛在民眾的呼聲下出臺了放寬私人出境限制的政策，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哪成想位於柏林市區的一堵才建造27年的高牆突然倒塌。
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突如其來的牆倒事件，還是成為壓倒民主德國民眾的最後一根稻草。於是懷揣著對德國製造的巨大失望，他們紛紛拖家帶口，瘋狂湧入昔日不屑一顧的西柏林，這一事件被稱為“柏林牆倒塌”。
柏林牆的倒塌，絕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工程質量事故，事實上作為戈爾巴喬夫給東歐各國鬆綁的“回應”，彼時的民主德國早已暗流洶湧，並隨時可能天塌地陷。
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始作俑者，德國給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傷害，其本身也最終被黑洞般的野心徹底反噬，成為戰後冷戰格局下的最大受害者。
尤其是領土方面，蘇聯在透過二戰奪回了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同時，為補償波蘭將原屬於德國的東波美拉尼亞、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南部劃給波蘭作為補償，作為德國龍興之一的東普魯士北部，則成為蘇聯領土的一部分。
而為了防止德國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德國剩下的土地被美蘇英法四大戰勝國分割佔領，德國首都柏林同樣被大卸四塊。
而後，隨著美蘇兩極爭霸格局的啟幕，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合併，並最終在1949年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而蘇聯則在佔領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此德國被一分為二。
被兩大陣營撕裂併成為意識形態衝突最前沿，德國的命運無疑相當悲慘。但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正是兩個德國成為冷戰對抗第一線，所以也毫無疑問地分別成為兩大陣營的視窗國家，美蘇為了各自陣營德國的復興可謂傾盡全力。
比如美國將聯邦德國納入“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再加上朝鮮戰爭的軍火訂單刺激，聯邦德國迅速復興，50年代中期便重新回到了歐洲經濟一哥的位置上；民主德國雖然戰後被蘇聯拉走了很多機器裝置，但也讓民主德國有了從頭再來的條件，靠著本國大量技術人才加雄厚工業體系的積累，以及蘇聯主導的“經互會”，民主德國迅速復興，併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最富裕的國家。
不過，斯大林模式的桎梏，讓民主德國的“櫥窗”很快黯淡。相比之下，欣欣向榮的發展情況，讓聯邦德國這一“視窗”成為吸力巨大的黑洞，大量東德人尤其是技術人員紛紛到聯邦德國謀幸福，而與民主德國你中有我的西柏林“首當其衝”。
所以，為了阻擋洶湧的人潮，民主德國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創造性地提出了“圍城”的設想，並從1961年8月開始修建了長度達155公里的“柏林牆”，配套瞭望塔、反車輛壕溝等設施，確保只有鳥能飛過去，而柏林牆也成為美蘇爭霸的最具體體現。
不過，再嚴密的封鎖，都阻擋不住東德人民爭取呼吸自由空氣的決心，即便被巡警擊斃，下輩子投胎也要一路向西。而他們的決心也最終感動了世界，尤其是戈爾巴喬夫。
作為有著“新思維”思維的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後，就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向積重難返的斯大林模式宣戰。為了打贏這場脫胎換骨的攻堅戰，戈爾巴喬夫審時度勢，主動在國際社會選擇戰略收縮，從1988年開始高調錶示蘇聯是大哥不是保姆更不是奶媽，東歐的事情，要東歐國家自己來搞定，簡單來說就是今後大哥靠不住，你們要自求多福。
對於長期受蘇聯救濟的東歐窮國而言，蘇聯的“有一種愛叫做放手”讓它們一度相當迷茫，但德國也終於等到了“九九歸一”的歷史契機。
隨著蘇聯影響力的退潮，民主德國本就突出的社會矛盾更加積重難返，再加上其它東歐國家的蠢蠢欲動，民主德國內部終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89年5月起，大批民主德國公民出走聯邦德國，民主德國內部矛盾更加難以調和。
風起雲湧的浪潮，迫使民主德國不得不放寬出國旅行和新聞媒介的限制，為兩德的統一打開了閘門，典型標誌就是11月9日柏林牆的倒塌。
而柏林牆的倒塌，作為直接影響兩大陣營的大事件，更是在國際社會引發軒然大波。雖然各國都對民主德國的“棄暗投明”表示了強烈的歡迎，但對於兩德統一的事，它們則是各懷鬼胎。
作為德國昔日的宿敵，法國是第一個表示反對的國家。畢竟德國如果統一，其本就強大的實力勢必更加膨脹。雖然德法兩國同為歐盟領袖，但由於歐盟的基礎是經濟聯盟，因此實力更強的聯邦德國無疑在歐盟更有話語權。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德國統一必然實力更強，法國地位勢必越來越尷尬，所以為了避免被徹底邊緣化，更因為長久以來的血海深仇，法國一再表示德國想要統一，就必須在我投降前佔領巴黎。
法國的急火攻心，很快出現“人傳人”現象，隔海相望的英國首先中招。作為名副其實的“離岸平衡手，歐洲攪屎棍”，英國在歐洲事務中的首要原則就是“你若安好，那還得了”，分而治之是英國的殺手鐧，所以面對即將到來的德國大一統，英國表現出了更強烈的不爽。
雖然大家都在歐盟大家庭搭夥吃飯，但為了防止德國可能的多吃多佔，英國不介意砸碎大鍋。
不過，因為英法搞串聯拉上了義大利，德國懸著的心瞬間就落了地，在一再表示我去年買了個大手錶的同時，也在心裡默默感謝了這些盟友的18輩祖宗。
所以，決定德國能否最終統一的，最終還是要看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的臉色，尤其是蘇聯。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盟友，美國和德國不僅在意識形態上高度共鳴，一個強大的德國更能在牽制英法的同時，將對抗蘇聯的陣線向東推進，這樣的德國，美國有什麼理由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於是，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蘇聯，並期待戈爾巴喬夫能在德國試圖“玩火”時辣手摧花，一擊斃敵，為此它們什麼助紂為虐的事都願意幹。
但千算萬算，它們都沒有算到戈爾巴喬夫最終選擇了“躺平”。雖然在二戰中打得你死我活，但彼時的蘇聯早已不復往日之勇，步履蹣跚根本力不從心，再加上德國開出的價碼實在太誘人，除完全放棄了對東部領土的聲索，承諾給幾十萬駐德蘇軍妥善安置，更瘋狂撒錢，援助蘇聯度過經濟危機。
所以在戈爾巴喬夫的注視下，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終於掃清了“和同為一家”的所有障礙。1990年9月12日，聯邦德國、民主德國和美蘇英法四大佔領國代表在莫斯科簽訂4+2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四國完全放棄在德國擁有的特權。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國正式加入聯盟德國，德國在經歷了40多年的撕裂後，終於再度統一。
兩種意識形態的結合，勢必會帶來強烈的陣痛，事實上統一後的德國也確實經歷了數年的痛苦，東部和西部的巨大差距，讓猛然合併的德國經濟出現了較大波動。
但陣痛之後，就是新生，首先民主德國的加入，不僅給聯邦德國帶來了豐富的勞動力，更提供了相當的投資市場，德國的經濟容量進一步擴大。
更重要的是，由於德國與日本等新興經濟體在二戰後的表現太過強勁，嚴重擾亂了美國割韭菜的節奏，所以美國在幾十年時間裡，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要求德日等國貨幣升值，從而降低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這種打壓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後達到高潮。
今天的很多人習慣將日本“失去的30年”歸罪於《廣場協議》，事實上廣場協議只是新增劑，日本泡沫破裂的根源在於其出口外向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高度依賴。
所以當美國逼迫日元升值，日本出口受阻，國內產品積壓，實體經濟遭遇重創，資本紛紛湧入樓市股市，泡沫由此越吹越大。而一旦日本選擇剎車，比如收緊信貸政策，日本經濟的硬著陸也就不可避免。
但德國明顯更幸運，一來德國主導的歐盟本就是德國的自留地，是德國應對危機衝擊時的有力倚靠；二來支援民主德國復興需要大量資本和產品的輸入，這就大大緩解了德國出口受阻的窘境。再加上和蘇聯以及俄羅斯的貿易往來，德國的經濟相比於日本更加“健康”。
而當東德經濟不斷復興，德國的實力、地位與話語權也不斷增強，再配合法國的搖旗吶喊，歐盟的地位也一度越來越舉足輕重。
而重新成為歐盟一極的德國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帶領歐盟追隨北約瘋狂東擴，將波蘭等昔日蘇聯衛星國和愛沙尼亞等昔日蘇聯加盟國收入麾下。
透過前所未有的擴容，德國不僅獲得了更多的傾銷市場和勞動力資源，更讓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對抗的陣線不斷東進。雖然德國依然是歐洲十字路口，面臨著四面受敵的窘境，但抗俄戰線遠離德國本土，就能給德國帶來更多安全感。
因此，儘管兩德統一荊棘叢生，甚至合併後又面臨著一系列遺留問題的焦頭爛額，但統一後的好處卻也在不斷顯現，德國作為長期被撕裂的國家，也終於在這一次的統一後更上新的臺階。
這是一個勵志的故事，更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尤其是對於我們而言。
作為世界上少數沒有完成祖國完全統一的大國，我們和昔日的德國似乎有太多的共通之處，比如統一作為我們的民心所向，必然會令很多國家上躥下跳。
今天的某些人，羨慕印度的好人緣並將其作為軟實力，末了還不忘不厭其煩地表示“我們不能小看印度”。
聽起來很扯淡，實際上也確實很扯淡。要知道，大國因為其體量上的突出特點，註定了它首先不需要和其他國家尤其是大國結盟，更不會心甘情願地成為某個大國的小弟。
而大國的實力本身又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大國面臨的往往是群起而攻之的險惡局面，畢竟大國的存在本身就是某些國家的所謂巨大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國想要活下去就必須戰鬥，即便沒有稱王稱霸的雄心也必須有和其它大國鹿死誰手的準備，畢竟資源是有限的，而某些國家的野心和慾望是無窮的。
所以，我們透過祖國完全統一進而使實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本身就已經加重了某些國家的不安，所以它們必然沆瀣一氣，重蹈“英法聯隊”的覆轍。
在靜夜史看來，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最大的意義在政治而不是經濟，畢竟我們的體量足夠大，大到一個小小的海島根本就承受不住。
而且，我們的共同富裕政策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越來越多的老百姓錢包鼓了，消費水平也就會進一步提升，內迴圈就會成為國內國際雙迴圈的重要支撐，這和德國統一後不斷支援東德發展經濟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對於我們而言，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根本目標，依然是政治。而寶島舉足輕重的戰略價值，也是美日等國不惜上躥下跳的根本原因。
從地圖上看，作為沿海大國的我們，因為所謂“第一島鏈”的存在，導致我們的海上崛起困難重重。
而第一島鏈的存在，最早要追溯到1949年渡江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後，美國外交官司徒雷登多次與我們接觸，但終歸因利益訴求南轅北轍甚至雞同鴨講而最終擱淺，中蘇關係則不斷升溫。
1950年1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丟擲所謂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防禦線，在這條北起阿留申群島南到菲律賓群島的防禦線上，南朝鮮和寶島被排除在外，這意味著美國默許新中國浮海東渡，但前提是新中國至少要保持中立，不能與蘇聯站在一起。
隨後中蘇兩國在1950年2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美國的拉攏宣告失敗。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第一時間侵入臺海甚至在寶島上駐軍，公然侵犯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寶島也成為美國“第一島鏈”的核心部分。
對我們而言，臺海風平浪靜，我們進出太平洋將沒有任何阻礙，但對美日等國而言卻是名副其實的災難。
一來，“第一島鏈”離我們最近且最嚴密，一旦“第一島鏈”被粉碎，“第二島鏈”和“第三島鏈”必然不攻自破。
二來，“第一島鏈”不僅傾注了美國的心血，更捆綁了周邊很多國家的利益，一旦“第一島鏈”破裂，美國被迫後撤甚至退出西太平洋，那麼東亞乃至東南亞格局必然全部洗牌，對美國霸權而言這是最可怕的衝擊，所以美國必然會在最後的對抗中“窮兇極惡”。
三來，在北極航線開闢之前，淺淺的海峽，一直是日韓進口西方商品的必經之路，尤其是來自中東的石油。如果兩岸大一統，那麼海峽被完全掌控，日本和韓國的命運就在被美國全天候控制的同時，又一次緊握在某一國手中。
可以說，寶島雖小，卻是真正的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必須慎之又慎。
而且，雖說寶島問題本質上是中美博弈問題，但我們面臨的困難卻遠比美國困難得多。
今天的我們，之所以對印度的上躥下跳始終相當剋制，除了1962年“一仗打出50年和平”的寶貴遺產，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從我們的國土安全形度來看，印度只能排第三。
如果說寶島直接威脅到了我們的東南沿海安全，阻礙了我們走向大洋，那麼北方就是懸在我們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雖然蘇聯早已煙消雲散，但北方的力量依然不得不重點考慮。畢竟從清朝末年以來，隨著外東北和外西北的陸續丟失，清朝前期苦心孤詣的“大興安嶺-貝加爾湖-薩彥嶺”一線防禦線徹底喪失，尤其是東北不僅失去了北部出海口更被三面包圍，戰略層面極其被動。
而蒙古的遠走高飛，更是讓東北、華北和西北常年被威脅。雖然冷戰以來蘇聯在蒙古的影響力不復存在，但美日等國與蒙古沆瀣一氣，蒙古更是萌生了所謂的“泛蒙古主義”思潮，我們的北方依然危險。
所以，就像德國的最終統一最終要看蘇聯眼色一樣，寶島問題，北極熊的態度也至關重要。儘管08年五日戰爭時，我們表達了中立態度，但想到寶島問題解決後未來的遠東利益問題，俄羅斯態度如何不得而知。
在靜夜史看來，一個強大的東方鄰國同樣不符合俄羅斯的利益，所以俄羅斯才與印度等國逐漸發展成了異父異母的親兄弟。
這也更加說明了我們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必要性，而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的大勢所趨。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夜史，期待您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