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國知識階層發展史看作是一部反對沙皇專制的鬥爭史的話，那麼十二月黨人就是其中最為悲壯的失敗者。
18世紀初，俄國大帝彼得一世出洋考察後，全面在國內推行西方化，掀起了第一次改革熱潮。俄羅斯全盤西化必然會帶來民主思想與現行政治模式之間的巨大沖突。在這種背景下，十二月黨人作為第一批知識分子，率先扛起了革命的大旗。這是歷史的必然，即便是身為貴族也難以擺脫宿命的召喚。
19世紀初的俄國，仍是專制集權的封建國家，諸如農奴制之類的野蠻制度仍在執行。1812年俄國衛國戰爭勝利後，一些正直的貴族和青年軍官，受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啟發，希冀對國內腐朽的制度進行改革，從而萌發了“改造祖國”的願望。這種願景隨著拉吉舍夫發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後廣泛傳播，推翻腐朽專制制度的思想不斷深入人心。
“十二月黨人是沒有父輩和子孫的一代人，其行為、言論超過了他們同時代人將近一個世紀”，十二月黨人必然的衝動和註定的悲劇，被列寧稱為貴族革命家。他們認為俄羅斯不能像東方一樣限制自己，而應該明白自己也是西方的一員，於是一場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所難免。
可是，十二月黨人卻陷入了怪圈，他們至始至終都想進行一次密謀式的軍隊政變，期望不讓人民流一滴血，最終導致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只是開明貴族自己的革命，並不被俄國人民所理解。他們在參議院廣場上的失敗革命，不是輸給了炮彈，而是敗於沒有人民的認可和支援。極具諷刺意義的是，鎮壓十二月黨人的，正是那些穿著軍裝的農民，所以革命的性質只能歸為一次政變，而非更高層次的改革。
1813—1815年間，自稱“1812年產兒”的青年軍官開始接觸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的政治生活。經過劇烈的掙扎後，他們對腐朽的沙皇專制和農奴制度產生極度的仇恨，改革的思想開始萌芽。1825年12月14日，起義被殘酷的鎮壓，十二月黨人的悲劇由此開始。沙皇宣稱的“弒君者”或被絞死，或被流放西伯利亞，貴族的身份也被永久地剝奪了。但是他們的勇敢，最終喚醒了沉睡中的俄國知識階層，成為俄國革命運動的急先鋒。
詩人普希金與十二月黨人的關係極為密切，他雖然沒有參加十二月黨人的秘密集會，但卻不影響他們相同的政治主張。這位沙皇的寵臣，不顧嚴峻的時局，依然堅持歌頌十二月黨人的勇敢，幾乎從每個起義者的家中都搜出了普希金所寫的政治詩。
從愛國者到叛逆分子，十二月黨人主動揹負象徵著俄羅斯命運的十字架，在流放中艱難漂泊。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他們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他們高貴的靈魂為人類歷史的不斷進步，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滲透下，以普希金為代表的俄國知識分子批判地看待現行的沙皇體制，從而逐漸形成一種獨立的聲音。可以大致地說，十二月黨人之前的一些文人還停留在貴族沙龍里，側重於對社會的理論批判。儘管他們激烈地抨擊農奴制度，宣揚人人生而平等，但終究只是一紙空談。而像十二月黨人則已經把目光投到了下層勞動人民身上。
十二月黨人開始著手以西方的理論來解決俄國的社會制度，雖然有的人終其一生也未找到奮鬥的途徑，但他們不斷反思、勇敢鬥爭的精神仍然值得可歌可泣。貴族的自我意識決定了十二月黨人的政治需求，他們信仰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儘管有些脫離實際，但他們仍然為此前仆後繼，直至革命失敗。
曾有人評論說：“在貴族學校裡，伏爾泰的傳統已經烙印在了開明貴族的記憶中”。因此作為最早的先知先覺者，十二月黨人紛紛開始追尋自由的火種，即便自由來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