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老藝人大結拜。前排左起：關珍奎，常澍田，陳子珍，柏久川，後排左起：韓德珍，屈國田，韓德全，張壽臣，白鳳巖，小福祥
我從七、八歲就父親在北京作藝——說相聲。初在天橋撂地（即擺攤），繼在通州、唐山等地，最後在天津久住，有時也回返北京。屈指算來，光陰過得真快，到現在已五十多年了。中間經過清末、民初、軍閥混戰、國民黨統治、日本侵略、祖國解放各個時期。現在回憶起來，痛定思痛，真是一言難盡；只是在解放以後，我才受到黨和人民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感到無比的溫暖。我願把我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如實地擺出來，聊作點滴的貢獻。
一、我的生活歷程
侯一塵、張壽臣、常連安合影
我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苦難中度過童年，在凌辱中度過中年，在幸福中安度晚年。
我的童年
1953年張壽臣收徒佟大芳、田立禾等合影，左三為張壽臣，後排左一為田立禾
我家原籍是河北深縣。祖父四十來歲遷居北京，以做木工為生。我父親長大後，因木工活少，改學說書。後因他與焦德海、李德鍚（藝名“萬人迷”）等交好，又加入相聲界。他二十五歲正式拜韓連玉為師，專業說書，開始在比較4天橋擺攤。我六歲時入私塾，半日讀書，半日跟父親擺攤。因為那時有一種風氣，有小孩在攤上幫說，人們覺得稚氣可愛，往往多給一點錢。我父親就利用這種心理，讓我跟著多賺幾個錢養家。可是父親又不忍心耽誤我上學，所以採用了這個兼顧的辦法。我九歲那年（光緒三十二年即1906年），官家取消相聲，李德鍚去保定，焦德海改說竹板書，我和父親也都失業了。父親只好再到街頭巷尾去說零書（即小段子）讓我正式上學。我十二歲那年，父親死了，家中生活沒了著落，我即在父親舊日擺地攤處，說起相聲來了。每日可賺三十到四十個銅子，全家值得喝粥，乾的是不能吃的。第二年正月正式拜焦德海為師，跟他在天橋撂地。十五歲出師，仍與舊師友搭夥，在東安市場、護國寺等地擺攤說相聲，生活勉強可以維持。
兩位蒙師
但為時不久，我的身體突起變化，光長高不長粗，既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讓人看起來很不順眼，因此失了人緣，生意逐日下降，誰也不願與我搭夥了。所以十六歲至十八歲這三年，只能自己單幹，整日賺不上吃喝，陷全家於啼飢號寒的境地。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在這三年中懂得了不少道理，長了許多見識。這時我在東安市場已失掉單獨佔一塊固定場所的資格，只能在同行說完之後，借地賣藝，至多賺二、三十銅子。那時，我家住在宣武門外南下窪大川路，路南有一祠堂，名叫“越中先賢祠”，裡邊正開設著一個宣講所。我每天回家路過那裡，必進去聽聽。一來可以聽關多福先生講古文《豫讓論》、蔡友梅先生講小說《京華故事》等。二來也可以藉機喝點開水。日久天長，我的知識增多了。以後又借到《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籍自己看，興趣就更大了。後來又訂一份《白話時事報》，這使我知道了一些國家大事。我和關、蔡兩先生雖沒有接談過，但他們是我真正啟蒙的老師。我在說相聲時，常常把他們所講的東西摻進去，觀眾很歡迎。
在“四海昇平”的時期
1965年劉寶瑞到天津看望師父張壽臣
我十八歲那年春天，第一次離開北京，步行到通州、唐山等地，沿途落地賣藝，也勉強能顧住生活。後來到天津，就在三不管、北開等處撂地。十九歲回北京，仍在天橋、東安市場擺攤作藝。這一次因為我瞭解了一些鄉村的事情，嚐到了跑碼頭的甘苦。對人情世故較前練達了許多，也能說住人了。到夏天有件大褂可以上身，有時也能趕個堂會，生意逐漸好轉。我二十二歲時，北京石頭衚衕“四海昇平”沒有人上末場，我就和焦德海先生同去。後來我個人單上。演完後，每張票按價提取銅子兩枚，每日就可得一百銅子左右。雖然必須到夜裡十二點以後才能回家，但全家老幼數口生活總算顧住了。更重要的一點，我得在這裡提一下。那時“四海昇平”老闆莊蔭棠先生（劉寶全的鼓詞，大部經他修訂）藝術精深，使我受益不少。他時常在報上發表文章。署名叫“東亞戲迷”。他不但能編，而且唱作俱佳，尤擅長二人聯彈，為當時京華藝人所景仰。我很佩服他，時常向他請教。也可以這樣說，我演出的東西，有四分之二、三的詞，經莊先生改訂過。
在天津站住了腳
二十二歲至二十五歲這段時間，我白天在天橋、東安市場作藝，晚上在“四海昇平”表演。到了二十六歲時，與李德鍚先生合作並受業一年，在北京“大觀樓”演出。其間去瀋陽一次，繼迴天津“燕樂”，年底分開。直到二十七歲時，我才開始完全獨立的演出，對於所學的東西又加以潤色，在天津總算是站住了腳。自此以後，我就在天津各雜耍場，先後與陶湘如、侯一塵等合作九年，與周蛤蟆合作一年，其餘即個人單幹。這一階段，我人緣甚好，收入亦可自給；在相聲界也有了一點虛名，應該說是我一生中較為順利的時期。但官府、流氓的欺凌勒索，亦隨之加劇，仍然使我喘不過氣來。
從改行說書到退休
張壽臣１９５６年在表演評書
1947年底，我改行說書，演出場所在北門外寶和軒。先說《清宮秘史》，繼說《水滸傳》，前後共六年。
1953年孫書筠成立群聲曲藝團，邀我參加，生意大旺。後來領導上知道我是說相聲的，同年八、九月間，天津曲藝團駱玉笙邀我加入，乃又恢復我說相聲的舊行當。1964年10月，我因年老多病，不能再堅持工作，經領導批准，遂即退休，這時我已經六十七歲了。
二、重重苦難話當年
在舊社會，作藝人的苦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回憶往事，我心中充滿了悲憤。
我常聽老一輩的人說：咸豐年間，有人被叫在咸豐面前唱八角鼓。《萬壽香》段子中有一句是：“手拿著一柱香兒來上壽”，被認為是犯了聖諱，發往雲南充軍十年。咸豐名“奕詝”，“一柱”與之諧音，故得罪。光緒年間說評書的王致元，曾在恭王府說《彭公案》，內中有一句帶“疑心”二字，恭王認為與他的名字“奕訢”同音，即打罵轟出。袁世凱做總統時，李德鍚到總統府說相聲，內有“元宵”二字，被副官打了好幾個嘴巴轟出。因“元宵”與“袁消”同音，認為是誹謗大總統。就我本人來說，民國十六年，我在北京三慶園和我老師焦德海合說相聲，內中提到“黑狗白鼻子”字樣，被警察打了一頓，立即帶局。原來那時警察外號叫黑狗白鼻子，我們是無意中說的，他們卻認為是對他們的諷刺。結果到局後，又打了我們無數嘴巴，罰洋十元轟出。經過這次毒打，我師徒二人三天沒有上臺。他們在背後還說，不給這些東西點厲害的，怎麼會知道馬王爺三隻眼。
張壽臣與弟子於世德攝於1960年
還有，唱太平歌詞的王兆麟有一次表演《餑餑陣》段子，內中有一句“餡餅回營搬救兵”，被彈壓戲場的憲兵用茶碗砍破了腦袋。甚至，那時賣餡餅的也不許喊，只能叫肉餅。因“餡餅”與“憲兵”同音之故。
在舊社會里藝人和窮人，人身是沒有保障的，說話是沒有自由的，隨時都會出現無妄之災。
惡霸和流氓的暴行
相聲大師張壽臣(左），單絃泰斗常澍田（右）1936年冬攝於天津
民國二十七年（1936年），我在天津舊法租界小梨園和仁昌電臺說相聲，生意相當不錯，誰知又遭到惡霸袁文會的欺侮。那時南市“燕樂昇平”由北京來了兩個說相聲的--戴少圃和於俊波，不知為什麼他們得罪了惡霸袁文會，沒有幾天就被袁文會打跑了。這時袁的狗腿子李某來我家中，強迫我到“燕樂”補其缺。不容分說，立逼離家。到南市後，安置我在一旅館中，沒有僅給個人生活費少許，家中生活一概不管，並不準回家探親。熬過了一年多，趕上民國二十八年天津鬧大水，我才偷著鑽電網回到了家中。舉目一看，老幼縮臥床頭，面有飢色。再一轉視，家中什物、衣服當賣一空。不禁悽然者久之。
上世紀30年代中期，張壽臣在天津小梨園演出時的劇照
1940年，我在北京說相聲。因為要錢時得罪了特務王某，當天他告訴內二區特務組向我和常連安要相聲底稿，並傳我們到局問話。我未去。第二天他又派人把我和常連安叫去。問了常連安一次，就放回了，可是不放我。接著晚上又過堂，他們問我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為什麼總說不利皇軍的段子。我說：“我們作藝的人只知道作藝吃飯，不懂什麼叫共產黨或國民黨。”王某在旁大罵。又把我狠打了一頓。我說：“你們還讓人活嗎？”坐在當中的一個人說：“可以。”我說；“你們打死我不要緊，可憐我一家數口就都得餓死。你們都是中國人，難道就沒有一點良心嗎？！”他們大怒，讓人把我按倒就用皮鞭打，不久我就昏迷過去了。後來，常連安託人花錢才把我保出。我經過這次折磨，幾乎喪了命。半年多才復員原。
敵偽強迫宣傳
張壽臣、張立林父子攝於1947年
在日本強佔天津時期，藝人的生活更是苦難重重的。有一次日本軍打到緬甸。當時日軍強迫藝人在電臺上替他們宣傳，歌頌皇軍的英武。他們派我和侯寶林在北京天津兩地，借電臺傳音說對口相聲，內容是宣揚日軍如何強大。事前侯寶林得到這個訊息，當夜乘火車到北京和我商議，問我當如何應付。我說：“這好辦，咱們給他來個一混二磨，三打岔，了事。”到了那一天，我們上臺了。侯說，今天是什麼日子？我說，今天是陰曆幾日，陽曆幾日，星期幾，又加上許多俏皮話，就是不說是日軍佔領緬甸的日子，這麼一來，時間到了，我們就下臺鞠躬。偽電臺人員責問我們。我們說，時間不夠有什麼辦法？他們也就無可奈何。咳！關是過了。但這種精神上的侮辱，比捱打還難受呀！
園主和流氓的剝削
張壽臣（右三），周蛤蟆（右四）等
在舊社會里，藝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現在我談一談園主和流氓對我們的剝削和壓迫。在我年輕的時候，曲藝場有個害人的陋規，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演完後封臺。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全體演員都白唱。第一天的收入，歸前臺經理所有；第二天的收入，歸後臺老闆所有；第三天的收入歸三行掌櫃所有。統名叫“抹檯面”。正月初一那天演出後，園主每人給兩角錢，用紅紙包上，上寫“黃金萬兩”四字，叫作“財神份”。就用這套把戲，把其餘所賺的錢，完全獨吞了。
張壽臣與弟子們攝於1948年，後排左起康立本、常寶堃、朱相臣，中坐張壽臣，前側蘇文茂
在園子外面，也有抹檯面之風。每年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本地大小流氓就要抓官差。他們佯為客氣地說是請幫忙，所得之款，統歸流氓所有，藝人是不準拿分文的。倘不答應，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大禍臨頭。民國二十三年，花四寶在天津“天晴茶社”作藝。因為耽誤了給流氓抹檯面一次。一天下場後，路過東北角菜市，突然自附近衚衕裡走出一人，手裡端著一個瓦盆，上面蓋著一張報紙，向花四寶頭部砍來。花急閃未擊中，卻落在她的身上。一看原來是一盆稀屎。這還是輕的，重的往往會亂拋磚瓦，打你個頭破血流。
張壽臣與瀋陽相聲演員合影，前排左起 耿寶林、張壽臣，後排左一為楊振華。攝於1964年
我個人雖沒有受到過他們這種侮辱，但卻受到他們無數次的金錢勒索。地面上大小流氓，不論是爹媽壽辰或是孩子生日娘滿月，都要打藝人的主意。紅帖飛來，就得拿錢。我每月接帖常達七、八分之多，數十員血汗之資，就化為烏有。接帖後，常是禮到人不到，這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煩。因為你如果真的赴宴，當場就會接到更多的帖子，使你步入連鎖式的陷阱。
改行說書
至於我為什麼又半路改業說書呢？我在這裡也需要交代明白。日本佔領天津後，我精神上感到極大壓迫。沒有精神再說笑，當然生意也就隨之下落。我留下鬍子，打算絕跡舞臺。但為生活所逼，有時也說一兩場。不但觀眾覺得無興趣，自己也感到索然無味。1945年日本投降，我又高興起來，繼續表演。誰知沒有過了半年，國民黨的老爺們胡作非為更使人傷心，於是我的情緒又低落了，感到前途沒有一線光明。屋漏偏遭連夜雨，這年我又碰上一件意外的事。有一天我在小梨園說了一段《山西家信》，其中有些是學山西方言的句子，並沒有什麼不禮貌的話。可是下臺後，遇見一個蔣幫的山西籍軍官，竟說我是侮辱山西人，舉手就用皮帶打人。打得我頭破血流，還要帶我去警察局。我說：“你願意打就打吧，我沒有死在日本人的手裡，卻被中國自己人打了。”後經觀眾勸開，那軍人揚長而去。傷愈後，一再尋思，這一行我決定不幹了。從此，我即改行說書。
三、黨給了我溫暖
我今年已是六十八歲的人了。回想起在舊社會的漫長歲月中，所受到的只有打罵、壓迫、剝削和凌辱；名義上是一名藝人，實際上是受氣鬼。解放了，我才翻了身。1950年，街道上送我到天津第三醫院去戒菸，住院一個多月，一切費用，全由公家擔負。我二十多年的煙癮，得到根除，這是黨第一次救了我的生命。1958年，我在天津總醫院割膽結石，住院兩月餘，醫藥費用甚巨，全由政府負擔，可以說是黨第二次又救了我的命。1964年，我退休了。政府發給我退休金，使我在衰病餘年得意安心度日，一家七口，生活無憂。另外，黨又安排我為天津市政協委員。我養病時，天津市文化局長還到醫院來看我，安慰我。所有這一切，怎不讓我感激涕零呢！最後我要強調地說：我是老了，不能再為人民服務了；但我一定要教育我的三男二女，永遠記住黨的恩情，奮發圖強，全心全意為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
張壽臣與相聲演員回婉華攝於1960年
（1965年）原載《文化史料叢刊》第六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