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的滅亡始於一場事先張揚的“勝利”，不過，這場勝利並不是宋軍拼命打出來的，而是用重金贖回來的。
這場“勝利”，被宋人稱為“燕山之役”，所謂“燕山之役”，便是指北宋王朝曠日持久的收復燕山府的軍事、外交行動。
燕山府，唐朝時被稱為幽州，五代後晉時，被“兒皇帝”石敬瑭割讓給契丹人，入遼之後，被改稱為燕京，下轄六州二十四縣。
遼朝統治下的燕京覆蓋地域廣闊，扼守著東三省及內蒙古進出華北地區的門戶，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市，外加天津市以及河北廊坊市、唐山市一帶。
1122年10月5日，宋徽宗“御筆”改遼燕京為“燕山府”，並在13日詔告天下，儼然一副燕山府盡入囊中之勢。
徽宗“御筆”迥異於我們常說的“乾隆御筆”，和一般意義上的詔令也有本質區別，北宋的“詔令”指皇帝和宰執共同商定的決議，先由宰執擬定“詞頭”（提綱），再交翰林學士撰寫成正式文字，最後經中書舍人審議之後，由官方渠道正式頒行，而且，中書舍人有權駁回。
北宋中後期，尤其是徽宗朝開始盛行的“御筆”或“手詔”，是由皇帝親筆書寫，或由親信宦官代寫，不經上述程式，直接行下的指令，是皇帝獨裁的一種極端形式。
很顯然，徑直改燕京為“燕山府”，是徽宗皇帝的一廂情願，畢竟，半年之後，1123年4月17日，童貫、蔡攸才“獲准”進入這座早已被洗劫一空的“漢唐故疆”。
童貫、蔡攸，是徽宗派去收復燕山的“二帥”，童貫是宦官，蔡攸則是蔡京長子，三年後，童貫和蔡京將被宋人冠以“六賊”的惡名。
燕山府還在敵手，皇帝卻將收復燕山的豐功偉績預先詔告天下，全國上下都忙著要慶祝了，如此一來，難題便留給了包括童貫、蔡攸在內的“近臣”，他們必須不惜一切“弄假成真”，保住皇帝的顏面。
一
那麼，童貫、蔡攸們能怎麼做呢？
第一選擇，自然是攻城略地，為此，北宋將駐防陝西、河東，常年與西夏作戰的“西軍”調往河北前線，前線總指揮則由三世為將的种師道擔任，由先鋒楊志打頭陣。
《水滸傳》第二回，王進要投奔的，以及第三回魯智深隸屬的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便是以這位种師道為原型，而楊志應該就是《水滸傳》中“青面獸”的原型。
种師道祖父種世衡、伯父種諤均為北宋名將，其兄種樸已在與青唐的戰爭中為國捐軀，而弟弟种師中——《水滸傳》中的“小種經略相公”——也和哥哥一起參加了這次北伐，四年後，种師中在奔赴太原解圍的途中戰死。
但這一次，和困守燕京的契丹殘兵剛一接觸，久經沙場的老將种師道便一觸即潰，敗下陣來。
將戰敗的責任完全歸咎於种師道，顯然有失公允，該背鍋的還是徽宗的另一則“御筆”——“不得殺戮一夫”，這或許是史上給予前線將士最荒唐的一道命令，分明就是一道緊箍咒。
既然不能殺人，那就只剩下被殺的份兒了，所以，宋軍的一觸即潰，就成了一種必然，畢竟，全師而退已經是最佳選擇。
唯一敢於抗命迎敵的將軍，是西軍名將楊可世，但因為“豬隊友”的裹挾，任憑楊可世再驍勇善戰，哪怕以一擋百，仍無濟於事，當然，這種豬隊友很快還會出現。
不出意外，种師道成了兵敗的“背鍋俠”，被強制退休，當然，种師道消極避戰，是不必諱言的，即便沒有“不得殺戮一夫”的命令，种師道恐怕也未必會盡力。
畢竟，種氏兄弟都不是童貫嫡系，而且，童貫也不願意看到种師道奪得首功，並且毫不諱言，他所借重的只是种師道這個名號，“第藉公威名以鎮服耳。”
二
陣前易帥，向來是兵家大忌，代替种師道掌兵的，是另一位老將劉延慶。
與種氏一樣，劉氏以及即將接替劉延慶的姚平仲所屬的姚氏，同為北宋中後期的著名將門之一，後來，劉延慶之子劉光世與岳飛、韓世忠、張俊同為南宋“中興四將”之一。
劉延慶與童貫積怨已深，劉延慶“夙為陝西名將，童貫忌其才，素不善也。”1121年，劉氏父子隨童貫南征方臘，便因非童貫嫡系，遭遇賞罰不公，而心懷怨憤。
如今，又因為“不得殺戮一夫”的禁令束手束腳，更加難以大展拳腳，其結果便唯有和种師道一樣消極避戰，但好在劉延慶藏了一招，讓童貫處分不得。
童貫之所以容忍劉延慶，是因為劉延慶吸取了种師道的教訓，他以糧道不繼為由，預先向童貫、蔡攸請示，並獲得允准，所以，當童貫、蔡攸要處罰時，劉延慶理直氣壯，“抱笏厲聲以抗，二帥不能詰而止也。”
童貫、蔡攸之所以默許劉延慶的行為，是因為徽宗皇帝的“御筆三策”，但童貫、蔡攸舍上策，而取下策——“全師而還”，而這也幾乎是北宋主持這次軍事、外交的官員們的不約而同的一致選擇，無疑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但劉延慶望風披靡，幾乎敗光了朝廷的老底，“自熙豐以來所蓄軍實盡矣。”所謂熙、豐，即熙寧、元豐，是徽宗之父神宗時的年號，一句話，徽宗及其父、兄三代人攢下的家底被付之一炬。
其實，和劉延慶統帥的十五萬宋軍，隔著盧溝河對壘的敵軍，只有奚人蕭幹率領的三千殘兵而已，但因為“不得殺戮一夫”的禁令，讓契丹軍彷彿有了一道“免死牌”。
三
宋、遼唯一的一次肉搏，發生在燕京城內，這是一支深入敵後的孤軍，約三千人，同樣由老將楊可世率領，這一戰例，原本可以和《水滸傳》第40回江州劫法場以及第63回攻打大名府媲美。
這支宋軍先繞過蕭幹的盧溝河防線，直搗燕京，然後，一大早便以草車作掩護，分批混進城中，接連搶下七座城門，每座城門交由兩名軍官率領200兵士把守。
但宋軍接下來的一番騷操作，卻讓自己陷入契丹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因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動挨打，讓宋軍窩了一肚子的火，終於可以在燕京城內噴薄而出，他們誓言要殺光城中的契丹人和奚人。
結果，宋軍的濫殺激起了城中契丹人的群起反抗，困獸之鬥的耶律淳之妻偽蕭後暗中召回了蕭幹，他們從一處暗門潛入城中，反將楊可世困在城中。
原本應該在城外接應的友軍再次爽約，楊可世及弟可弼和敵軍惡鬥了三天三夜，幾乎全軍覆沒，“諸名將銳卒無一得生還。”
儘管如此，但經此一戰，也足以看出楊可世率領的西軍絕非不堪一擊，他們只是被徽宗皇帝“不得殺戮一夫”的”御筆”捆住了手腳，英雄無用武之地。
四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樣奇葩的“御筆”是如何出籠的？難道徽宗的腦袋真的被驢踢了嗎？
其實，這麼說，也沒什麼錯。
徽宗皇帝接收到的各類資訊，毫無例外地，都意在向他表明，淪陷在燕京城內的漢人們，早就簞食壺漿，延頸鶴望，等著被“神文聖武”的大宋天子解放？
既然燕京的漢人們，都是朕的子民，他們淪沒於蠻夷的鐵蹄之下，久違於王化，如今，朕命將出師，是來拯救他們的，怎麼忍心揮起屠刀呢？
從1117年起，和詵等人就開始不斷給徽宗皇帝洗腦，和詵是宋、遼對峙最前線——雄州知州（今河北容城，雄安代管），他是童貫嫡系，二人同為宦官。
另一個現身說法的便是趙良嗣，本名馬植，後來的宋人詆譭說，他在燕京混不下去了，於是，越境投誠，成了一名“歸正人”，童貫、和詵接力將其引薦給徽宗。
趙良嗣是土生土長的燕京人，今天的通州區漷縣鎮人，他的千里投誠，就成為燕京漢人集體慕義向化的一個代表，似乎給徽宗皇帝作為“天下一人”的文化自信，及其作為“上帝之長子”——長生大帝君——的迷之自信，一個最恰逢其時的政治背書。
對於前者，徽宗在御筆中寫道，“不圖人心之慕義，率皆面內以向風。”至於後者，宰相王黼則在賀表中表露無疑，“承九清之命而整神宵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
1115年，在道教神霄派林靈素的包裝下，徽宗皇帝開始其政教合一的造神運動，收復燕山也因此成為他回應臣民質疑的標誌性事件，當然，收復燕山之於徽宗的另一個現實意義在於，“紹祖考之先志”、成就超越父親“下熙河”的“不世之功”。
對於此時的徽宗皇帝而言，開弓沒有回頭箭，燕山府是志在必得的，何況他已經將其當作一件既定事實，詔告了天下臣民。
當前線兵敗的訊息傳至京師，徽宗皇帝痛心疾首，毫不掩飾他對童貫的失望，“今不復信汝矣。”但是，徽宗心底的苦衷一言難盡。
在軍事上屢屢失利之後，徽宗只能求助於外交，而外交戰線上的第一人，便是趙良嗣，只是此時，談判的物件，已經改為軍事上咄咄逼人的女真人。、
女真人正是吃定了北宋及徽宗的軟肋，他們就像貪得無厭的懂王特朗普一樣，予取予求，一再加碼，而特朗普談判的秘訣，似乎也很得女真人衣缽。
女真人一再以耀兵、巡邊為名，向宋人作最後通牒，可一旦宋人委曲求全，全盤接納了女真人的前一個苛刻條件，準備簽約時，女真人必然提出下一個更苛刻的要求，此時，宋人已經付出太多的沉沒成本，對於女真人新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只能照單全收。
作為“燕山之役”的始作俑者之一，趙良嗣必須“贖回”燕山府，來為徽宗的顏面挽尊，為此，他也像主導軍事戰線的童貫、蔡攸一樣，捨棄了由副使馬擴提出的上策，而寧願選擇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的下策。
因為對於眼前的徽宗和趙良嗣而言，“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這裡所說的上策，便是保住徽宗的面子，保住了徽宗的面子，便是保住自己的前程，卻將北宋王朝置於覆巢之下。
這一次談判中，女真人早已為兩年後全面攻宋預留了“後門”——平、灤、營三州，而女真人的談判策略，也再一次屢試不爽，而經此“靖康之變”後，北宋王朝終於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那個時候，徽宗皇帝已經“禪讓”，繼任者是他的長子趙桓，即宋欽宗，北宋之所以“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同樣因為另一場事先張揚的“勝利”——姚平仲劫營。
當初，姚平仲接替劉延慶，成為“燕山之役”第三任前線總指揮，但在這一次的東京保衛戰中，他策動的劫營計劃還沒實施，京城內又開始忙著組織慶祝活動了。
一點也不意外，姚平仲的劫營計劃，被混進城中的女真人偵知，預作防範，反而讓姚平仲身陷囹圄，經此一敗，北宋王朝再沒有一決雌雄的勇氣。
於是，欽宗皇帝廢除御筆，組織了一次著名的集議，但大臣們延續慣性，再次捨棄主戰派李綱和种師道等人提出的上策，而選擇了導致北宋亡國的下策。
五
《三朝北盟會編》一書保留了“燕山之役”時徽宗寫給王黼、童貫、趙良嗣、王安中、詹度等前線和後方官員們的數則“御筆”，其中傳遞出來的資訊，值得商榷。
一般認為，王黼、童貫或蔡京等人專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燕山之役”更是王黼、童貫貪功冒賞之舉，但是，從徽宗頻頻以所謂“御筆”，越級指揮一切，以及王黼、童貫實際的行為表現來看，這些都勢必存疑。
其實，徽宗既是燕山之役的最終決策者，又是前、後方的總指揮，只是他賴以決策的資訊卻來自於臣下，但是，臣下們努力揣測和刻意迎合“聖意”，卻讓徽宗接收到的資訊與客觀事實大相徑庭，這才是導致徽宗做出判斷和決策時一錯再錯的關鍵。
尤其是徽宗時時刻刻以“御筆”指揮，而“御筆”的頒行，不像詔令，需要宰執、兩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等政治精英們的參與和加持，可以最大程度地集思廣益、查缺補漏。
更為關鍵的是，“御筆”的背後，是徽宗的個人獨裁，如此一來，即便是“燕山之役”這類事關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計，在臣下們眼中，便不再是北宋一國的事情，而只是徽宗一人的事情。
參與其中的官僚們，考量問題的出發點，也將不再是所謂的國家戰略，卻處處充滿了事關個人榮辱和得失的算計，這是值得每一個居高位者深思的課題。
從這個角度上，“燕山之役”成了北宋王朝的“盛世危言”，兩年後導致北宋亡國的“靖康之難”不過是“燕山之役”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