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宮內到底養了多少人吃飯
飯食人口與宮膳花費
世人對於明代的宮廷花費，一般的印象都是極為奢侈。
康熙二十九年 (1690)，清聖祖康熙諭命內閣將明代宮中每年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銀 兩數目查閱上奏:明代宮內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光祿寺每年送至宮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觔，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零八萬餘觔，各宮每年床帳、輿轎、花毯等項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
這些數字到底是那一年不得而知，可能僅是明代花費最高的那一年的數字，而不是每年的平均。當然不論如何，明代宮廷的用度還是比清朝多。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又說: “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 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
故宮
這些數字實際已無法核查，無從證實或反駁。但是，明清兩代宮中花費還牽涉到宮廷制度、主僕關係、監控體系、會計系統等的不同。
舉例來說，清人方浚師(1830~1889)曾經比較明清兩代光祿寺的廚役，他說嘉靖朝廚役至四千一百名，“觀廚役一項，人數之多如此，無怪乎萬曆以後，宮中脂粉錢開銷至四十萬兩，馬口柴、紅螺炭需用至數千萬觔也。”並說:“我朝光祿寺，一切用度，具有定製，惟御膳房屬之內務府衙門。恭讀《會典》內載:“膳房屬下庖長四名，副庖長四名，庖人五十名，廚役二十八名。又內膳房廚役 六十七名，通計不過一百五十三名。”120
這樣的比較其實並無實質意義， 因為他所講到清代數字僅是御膳房的廚役，明代的數字則包括備辦宮內 所有服役人員膳食者在內，兩者的統計原則並不相同。而且，帝國初創 通常較為節儉，越往末葉則越奢靡，故以晚明同清初相比，也有其不相稱之處。
不過明代帝王對於宮膳花費之多確實也感到奇怪。
嘉靖
三十七年 (1558)，明世宗曾對光祿寺歲用銀三十六萬兩，覺得相當不解，認為當中定有貪瀆，乃諭問內閣:“即今兩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所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靡費滋廣，當由侵欺者多。”
大學士嚴嵩回話提到:光祿寺除米豆果品油糖等項由各處徵取本色之外，每歲定額銀二十四萬兩，早期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兩，每年積有餘銀。後來年年加添，至嘉靖三十二、三年，增至四十萬兩，近年稍微減少，也將近三十六萬兩。這當中冒費之弊多端，而其大者有四
1) “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偽”;
2)“內 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
3)“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筭”;
4)“每歲增買磁器數多”。當前只要諭命光祿寺將每年歲用之數、冒濫之件明白開具回奏，通通加以改正，則弊端可以革除，而費用亦可省下。
既而光祿寺卿盧宗哲等，將一年之中費用支出款項開具冊籍上奏，竟將由御前銀兩支出的“上分青膳”及“皇壇齋事供品”二項，也列入光祿寺的費用。世宗看了之後大怒，認為當中隱弊昭然若揭，乃叫內閣傳話下去，要光祿寺今後將逐日開支，每月上揭帖進覽。
由此事看來，明代有關於尚膳監支領光祿寺食材、佐料的法規，與相關的御史稽核辦法， 可謂設想周到，只是後來在運作上出現停擺或脫序，因此弊端百出。整體而言，明代宮膳花費之高，問題應在於宦官的舞弊、官員的浮報與 冗役太多。其中，宦官的因素又最為重大。
以上所談及者，為光祿寺整個機構的開支，若就其中宮膳的部分來說，現在僅有最完整的記載，乃是張鼐《寶日堂雜鈔》所抄錄的萬曆三十九年正月的光祿寺月折。這一月折記載了宮中相關成員的膳食品項、 用量及其花費，據此可此考察明代宮膳的飯食人口與經費支出數額。
飯食人員
明代宮膳所供應的飯食人口甚多，從《寶日堂雜鈔》所錄帳目之內容來看，明代的宮膳除了供應皇帝及皇室成員，如太后、皇后、貴妃、 妃、嬪、長公主、太子、太子妃、諸王、諸王妃、皇孫等之外，也及於在宮內應役的官女、婆婆及大小宦官。
在該資料中，這方面記載甚多， 茲舉三例
1)“翊坤宮婆婆於景科女、田仁女、田德女、王鎮女、 趙臣女、張蓮花、尹梅女、田迎壽、楊鉞女等，共二百三十一分。”
2) “養心殿等宮，景仁宮等宮，聖哲殿等處，怡神殿等處，隆德齋人役， 樂志齋人役，玉芳軒人役，管事牌子等;御前答應執事、答應人等;暖 閣答應宮女，常報更時人役，常報更時宮女;暖閣外地方等役，牌子等 役;養心後殿等人役，隨駕聽抯人役;御前詣膳人役，茶房宮女;涵春 室等五處，涵春室答應，答應宋桂花等，各執事田仁女等，湯鞢、酒鞢 共一百四十桌。”
3)“慈寧宮御前，常在趙壽女等，學經宋玉鶴等; 慈慶宮皇太子等，常在趙重金等，答應張炳等;司禮監魏伸等，幹清宮 掌事人等，牌子谷朝等，請小轎王臣等，拏馬錢朝用等，兩班管庫人等， 萬壽寺王忠等，聖濟殿提督劉進等，皇史宬官張佃等，宮後苑張儒等，御藥房梁安等，御茶房魏學賢等，讀書太監成敬等，藥房近侍人等，學醫魏忠等，醫士王椿等三十名，賞近侍馬清等，養鷹王奉，常在錢舍女等，玉熙宮童敬等，指揮等官;慈寧宮管事人等，太監蘇朝等，西門太監陳恩等，內牌子張陽女等，劉端等，禮儀房石光等，隆德殿李升等， 教習提督崔文升，御前常在宮女等，兩司房黃佩等，搜檢盧壽等，延慶 長公主小姐，聖醫書堂楊吉祥等，常在龔朝女，承運庫掌印孫順，共湯飯一百七十九桌。“
另外，在紫禁城辦公的文官、雜職官及來朝貢者，也都供應膳食。 《寶日堂雜鈔》就記載了內閣、光祿寺堂上並廳署官及四門校尉、六科、尚寶司、中書科官、文華殿管事官並官匠等、教習官、武英殿官、畫官、 聽事官、浣衣局官、御藥房官、譯字官、誥敕房官、翰林院官、起居輪流官、常川編纂官、謄錄官、清理軍職貼黃兵部主事、補造武官寶簿兵部主事等，以及養獅子哆思麻、泰寧衛夷人升閤兒等、夷人龐迪峨等人的膳食費用。124
在這些飯食人口之中，紫禁城辦公的文武官員數字不大，主要還是宮女與內侍。因此，宦官、宮女人數的多寡，與宮膳的花費有直接關連。
根據清人記述，一般認為明代宦官、宮女的數字極為龐大。康熙四十八 年(1709)，康熙皇帝曾與大臣們談到:“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遍及，日有餓死者。”125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在千叟宴後，又與漢大臣們言道:“明時宮監多至數萬人，宮女至二 萬餘人。”126這兩則資料有其前後彼此矛盾之處，前者雲:“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後者則說:“明時宮監多至數萬人，宮女至二萬餘人”。事實上，宦官有數萬人還可以接受，數字達十萬則恐怕太誇大了。
明代早期，宦官的來源主要為收用邊族子弟、藩屬進貢幼童、收閹 罪犯家屬，每次選入人數不多，最多千餘人。至明中葉以後，由於自宮求用的淨身男子日多，情況才有所改變。明代前期，對於這樣的男子，通常以其違犯“不孝“之罪，非但不予收用，甚且充軍邊陲。至弘治五年(1492)，將二千二百四十六名自宮者發充南海子為淨軍，一千零五十名傳送戶部為海戶，才將其納入市場供需來考慮，但這還不算是正式選用。正德元年(1506)，武宗下令從南海子的海戶、淨軍中選一千餘人入宮，正式開了選用自宮者入宮的例子。
自此以後，朝廷在特定年份又選入了為數不等的淨身男子(參見表二)。
表二:明中葉以後收取淨身男子人數
年 份(西元) 人 數
弘治五年(1492) 3,296
正德元年(1506) 1,000
正德十一年(1516) 3,468
嘉靖十五年(1536) 8,446
萬曆元年(1573) 3,250
萬曆六年(1578) 3,570
萬曆十六年(1588) 2,000
萬曆二十九年(1601) 4,500
泰昌元年(1620) 4,700
天啟三年(1623) 2,500
通計神宗朝選入的宦官總數為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名，熹宗朝共收了七千二百名。至於崇禎朝，據說三次選用，“數增萬人”。127
然而，即使將神宗朝以來所收用者，不計其是否 歿去，合計亦僅三萬零五百二十名，何來十萬之數?
另外，嘉靖八年 (1529)，司禮監呈報當時太監衙門各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淨 軍等，通計共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員。128至嘉靖十五年(1536)，禮部撥了新選入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五十五名至內府供役，129假設嘉靖八年 以後大小宦官無人過世，再加上這一年撥入內府供役者，合計為一萬六千零九十九人。大致上，明代在內廷走動的宦官應在二萬以內。
至於明季宮女數，九千人是有可能，但二萬人則過於誇大。有關於明代選用宮女之記載，雖不如選用淨身人詳細，然明代各帝選用女官及宮女，除世宗次數較多，計九次選入三千餘人之外，其它各朝所載不多。
宦官王承恩墓
依照慣例，除少數特例之外，明代採選秀女每次均在三百人以下。130據隆慶元年(1567)御史凌儒疏稱:“先帝選取宮人，所積不下數千餘人。”131 又同年光祿寺少卿李鍵奏言: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間，給宮人膳食二千五百七十五分，至隆慶元年二月前扣減十分，三月內扣三百餘分，四月內又扣七百餘分，尚餘一千五百餘分，132即宮女尚有一千五百餘名。此為隆慶初年宮女之數。萬曆朝採選民間淑女，扣除為了選後及為諸子選妃之外，其純為選取宮女者，見於《實錄》者僅一次，收了三百人。天啟年間，亦僅在天啟元年(1621)為選後而下詔採選淑女。至 于思宗朝，在崇禎初年，宮女均是令戚臣買進。133而在崇禎十五年 (1642)，思宗曾欲選擇淑女以充九嬪，旋因官員諫止而作罷。134換言之，晚明採選宮女的次數並不是太多。倘若晚明宮女至二萬人，則採選至少要幾十次。次數如此之多，《實錄》必當有所記載，野史亦應述及， 然並無此事。實際上，明代後期的宮女數並沒有康熙皇帝所說的那麼多。明季陳龍正(1585~1645)所云:“宮女動以千計，多或至萬”，135 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數字。
從《寶日堂雜鈔》所錄帳目來看，其身分屬皇家者，膳食均以“分”計;至於宦官、宮女人等，身分較高者以“位”、“分”計，其餘則以 “桌”計。統計宦官、宮女(含婆婆)以“位”、“分”計者，數字為六百一十八。至於以“桌”計者，則有三百六十一桌。以一桌十人計， 數字為三千六百一十人。其他，還有一些內廷雜差淨身人等，未記其分數或桌數，暫估以五千人。合計宦官、宮女，加起來不滿一萬人。若假設其他外朝的官役是二千人，宮膳所供應的人員，最多也才一萬二千 人。實際上，明代宮中的膳食人口，絕不至於高到五、六萬人或十萬人以上。
不論如何，由於明代宮膳所供給的飯食人口，包括屬於皇家奴婢的內侍、宮女、婆婆等，故其花費的數字甚大。清代由於太監、宮女員額縮小，飯食供應也不包括內務府包衣等員役，故相較之下會覺得其花費 驚人，但如果也把包衣等計入，則清代的宮廷膳食支出，恐怕也不算少。
費用方面
《大明會典》規定，光祿寺每月必須將支出帳目上呈御覽， 宮膳的費用自然也在呈報之列。張鼐《寶日堂雜鈔》所載的膳食支出， 會計帳目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支出銀一萬一千零四兩四分七釐六毫七 絲六忽二微，後一部分則為銀一千二百廿二兩七錢七釐六毫九忽九微，136 兩者合計為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兩有餘，平均每天為四百二十一兩多。 至於為何分為兩部分，有可能前者是實際膳費，而後者乃是欽賞桌數銀 兩。此據劉若愚《酌中志》雲:
凡在御前掌印、秉筆、管事、牌子、暖閣近侍，及外之內閣、文華、 武英殿中書、畫士桌兒銀兩，鹹光祿寺職掌，用點簿關防緘封。每 月酒飯一桌，折銀十兩有奇;半桌者，五月有奇。到每月晦，照欽 賞數目，坐名頒給之。137
從這一記載可以瞭解，在御前服侍的宦官與在紫禁城內出勤的官員等， 每月會再賞給飯食銀，這些銀兩是以折桌的方式，在每個月的月底發給。由此看來，明代皇帝對於在紫禁城服勤的相關人員，是有另一番照顧與體貼，也就因為如此，其相應的開支也大。不過，平均每天四百二十一兩多這個數字，比我們所見到的一些記載要少得多。清初，王世德曾回憶說:“神宗以來，膳羞日費數千金”，138為何實際會計帳目是每日四百多兩，而筆記所言是數千兩?或許後者並未接觸到實際檔案，故每每以訛傳訛。
萬曆朝每月的宮膳花費，平均是一萬兩左右。清聖祖在康熙三十九 年(1700)談到:“明季宮中，一月用萬金有餘。”140依其所言每月一萬多兩計，則每年費用為十多萬兩，這個數字也與萬曆三十九年的數字相當。在晚明時，宮中膳食費用應該有一個定額，即一萬兩上 下。不過，清聖祖談到的費用數，應該是指萬曆至天啟的情況，而不包括崇禎朝。
在明代諸帝中，思宗以節儉著稱，據崇禎時任錦衣衛指揮之王世德 雲:“上恭勤節儉，勵精圖治”，膳饈較神宗以來，“減存百一”。141 另外，宋起鳳亦云:崇禎帝“日進常膳，樂九奏，尚食以次獻，帝概徹 去，止三奏，食列數器，三宮亦同焉。”142在崇禎初年，思宗就曾因國 家財政窘困，“罷織造，減珍羞，節儉以先天下”。143崇禎十六年(1643) 九月，還下令將宮中膳食，“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分減去十分之四， 宮女、內員桌銀減去十分之三。”144當時周皇后、田貴妃、袁貴妃亦能 曲體上意，“每膳各減半，不妄賜予。”145故崇禎朝的宮膳費用，當較神宗朝有所減省。如此一來，也就證實了筆記所記多屬誣傳或誇大。清 初，沈元欽在《秋鐙錄》中，曾記述崇禎朝宮女與其所談的宮中掌故， 當中語及崇禎之膳食雲:“宮中皆豐美，其食唯心所欲，頃刻即至，日 費三千金為例。”146若按此推算，則一個月費用達九萬兩，一年至一百 零八萬兩，似乎不太可能。宮女所說的“日費三千金為例”實系以訛傳 訛，實際上應如談遷(1594~1657)所說的:“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 金。”147則崇禎年間的宮膳費用，實是每月九千兩，而非九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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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明太祖實錄》，卷 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條，頁 5b。此處文字有缺漏，據《明實錄校勘記》，〈太祖實錄卷 241 校勘記〉補全，參見頁 770~771。○號為個人所增。
118 《清聖祖實錄》，見《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4~6，卷 144，康熙二 十九年正月己酉條，總頁 584~585。
119 《清聖祖實錄》，卷 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癸未條，總頁 391。
120 方浚師，《蕉軒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點校本)，卷 1，“光祿寺廚役”
121 《明世宗實錄》，卷 467，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丁未條，頁 1a~2b。
122 高儀，〈議革光祿寺積弊疏〉(隆慶元年七月十一日題)，《高文端公奏議》(中央 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萬曆刊本)，卷 8，頁 47b~49a。
123. 123 以上三例，見張鼐，《寶日堂雜鈔》，頁 862~863。
124. 124 張鼐，《寶日堂雜鈔》，頁 864~868。
125. 125 《清聖祖實錄》，卷 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癸未條，總頁 391。
126. 126 陳元龍，《愛日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幹隆間刻本)集部，冊 254，卷 20〈還朝集二〉，“千叟宴恭紀十首並序”，頁 14a~b。
127 參見邱仲麟，〈明代自宮求用現象再論〉，《淡江史學》6(1994，臺北)，125~146。 表二資料來源亦同。
128 梁材，〈複議節財用疏〉，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卷 102，頁 14b。 129 《明世宗實錄》，卷 188，嘉靖十五年六月壬辰條，頁 1b。
130. 130 邱仲麟，〈奔嫁殆盡:明代的選秀女謠言與社會恐慌〉(初稿)。
131. 131 見高儀，〈議放宮女疏〉，《高文端公奏議》，卷 2，頁 25b。《明穆宗實錄》，卷 9，
隆慶元年六月己酉條，頁 14b。
132. 132 見高儀，〈議革光祿寺積弊疏〉，《高文端公奏議》，卷 8，頁 53b。
133. 133 劉鑾，《五石瓠》，收於《庚辰叢編》(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民國 29 年排印本影印，1972)，
卷 3，“令戚臣買宮女”條，頁 2b。
134. 134 光時亨，〈緩選嬪御疏〉(崇禎十五年九月)，收入朱東觀輯，《(崇禎朝)奏疏》，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史部，冊 57，卷 8，頁 16a~18b。 《崇禎實錄》(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附錄)，卷 15，崇禎十五年正月戊子 條，446。按此二資料所計月份有異，待考。
135. 135 陳龍正，《幾亭全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12，卷 14〈學言詳 記.政事下〉，頁 24a。
136 見張鼐，《寶日堂雜鈔》，頁 865、868。
137 劉若愚，《酌中志》，卷 16〈內府衙門職掌〉，104。
138 王世德，《崇禎遺錄》，收入《明史資料叢刊》第 5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6。 139 《明神宗實錄》，卷 60，萬曆五年三月戊子條，頁 1a。
140 《清聖祖實錄》，卷 201，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丙午條，總頁 44~42。
141 王世德，《崇禎遺錄》，6。
142 宋起鳳，《稗說》，卷 1，“明崇禎善政”條，23。
143 《崇禎長編》(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附錄)，卷 31，崇禎三年二月戊寅條，
頁 49a。
144. 144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27〈光祿寺〉，426~427。
145. 145 宋起鳳，《稗說》，卷 4，“三宮節儉”條，124。
146 沈元欽，《秋鐙錄》，總頁 6364。
147 談遷，《棗林雜俎》，〈智集.逸典〉，“御膳”條，頁 53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