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衝及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
三、沉悶空氣的衝破
由於國民黨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國家的情況越來越壞，絕大多數學生本人和家庭的經濟生活江河日下，同學中的不滿日益增長。入學後兩個多月，一件突發事件，使長時間積壓的憤怒爆發了，那就是於子三事件。
於子三是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他不是共產黨員，但為人正直，得到同學們信任。學生自治會副主席谷超豪（以後是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著名數學家）是地下黨員。國民黨當局完全無理地逮捕於子三，並且在1947年10月29日宣稱於子三在獄中用玻璃片割斷喉管自殺，這自然是當局下毒手殺害的。浙江大學校長、氣象學權威竺可楨到獄中看到於子三慘死的遺體就暈過去了。這件慘案自然極大地激怒了全國學生。中共上海市學委透過處於秘密狀態的上海學聯發表抗議書，號召各校同學罷課抗議。
復旦黨組織怎樣組織這次罷課？這件事在報上沒有公佈。他們先找來聖約翰大學新聞系辦的鉛印的《約翰新聞》，在校內多處張貼，上面不僅有於子三被殺害的詳細報道，還刊登了於子三的遺像。這件事立刻廣泛傳開，激起同學們極大憤怒。然後，由黨員和積極分子在同學中廣泛傳佈。那時，有些同學在當局高壓下比較害怕，組織抗議集會或衝出校門去遊行集會的條件都不具備。因此，黨組織決定採取突然行動：通知平時有往來的同學中的積極分子，聽到子彬院旁連續急切地敲響平時宣佈上下課的大鐘，就集中到子彬院旁去，宣佈罷課。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上午，由經濟系同學陳友蓮、史地系二年級同學李承達（地下黨員，和我也很熟悉。後改名李元明，解放後曾留學蘇聯，以後在中央黨校工作）等接連敲響了大鐘。事先通知的或沒有通知的同學們大約有300多人一下擁到大鐘旁，宣佈罷課。一些新聞系同學把上一天準備好的抗議的大字報貼出來。我看到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組長梁紹文也趕來，但他們事先沒有準備，一時不知所措。集合起來的同學繞大草坪遊行一週，便解散了。傍晚，校方開除了陳友蓮、李承達等九人，還給新聞系女同學唐慧娜等八人記大過兩次。
這次突擊式的行動，規模有限，也帶來一些損失。但從大局來看，採取的行動是有節制的，而且衝破了原來校園中的沉寂局面，為下一步更大規模的救飢救寒運動打下了基礎。
這個事件對我產生的影響很大。一則看到國民黨政府用狠毒的手段秘密殺害學生，還要說他是自殺，這樣的政府實在太野蠻太無恥了，深深感到不能再對它有任何希望，必須把它打倒。二則親眼看到能有幾百人的隊伍在校園內遊行示威，而當局無法阻擋，從而感受到集體的力量、群眾的力量，並且從許多跡象中已隱隱感到這是在地下黨領導下發動的。從此，我的生活便起了極大變化，把我深深熱愛的歷史專業學習放在一邊，也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全身心投入黨所領導的反美反蔣鬥爭。
在12月22日的日記中，我記下當晚在史地系同學會議上一場爭論中的發言：“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無疑是希望能從歷史的趨勢中看出中國現在將往何處去，……我們不應該把歷史和現實可以一刀分開。”這段發言，很能反映出我當時思想上的變化。
這年12月開始的救飢救寒運動，是地下黨領導的有著更廣泛群眾性的運動。它看起來沒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卻進一步衝破白色恐怖的控制，促成學校中群眾運動的再次高漲。
1947年冬天，上海氣候特別寒冷。進入12月氣溫驟降，下起雪來，路上結了冰。但街頭上躺著許多因內戰而逃難到上海的難民。他們衣衫襤褸，身無長物。不少人凍餓而死，屍橫街衢。就在復旦所在的魏德邁路（今邯鄲路）轉彎處屋簷下就有一具雪蓋著的屍體，不久就被收屍車收走了。據官方統計，12月上旬凍死街頭的有400人，中旬凍死街頭的有500人，收屍機構已難於應付。當時流行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有歌曲唱道：“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道。”同學中家庭清寒、靠公費生存的佔很大數量。這首歌到處唱起來，就覺得格外心酸。
1947年12月底，寒流襲擊上海，上海學生界開展救飢救寒運動。圖為學生們在街頭向市民勸募寒衣
救飢救寒運動是由同濟大學首先發動的。首先是由同濟學生的基督教團契自發地在校內開展寒衣勸募。那時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是喬石。總支研究、決定支援這一正義行動，並發動全校同學參加。12月19日，同濟大學同學成立勸募寒衣委員會，首先出動到街頭勸募。
救飢救寒，誰也難以公開站出來反對，連青年軍聯誼會等也貼出佈告，要進行勸募。12月24日，校內大多數同學成立了“國立復旦大學十六系科十九社團聯合勸募寒衣大隊”，有1000多人參加（三青團方面稱為第一大隊，但只有幾十人參加）。第二大隊先在校內勸募。12月26日，就分成小組到市區去勸募。同學們手持三角小旗，胸佩統一的救飢救寒紙徽，在大街小巷奔走。還記得募捐時唱了首歌：“募寒衣，請捐助，要募寒衣千萬數，寒衣捐給難民穿，難民冬天沒有衣服。”“一件寒衣一條命，請把你的寒衣捐出來。”勸募時，遇到一些富有人很冷漠，但許多市民看到我們不是他們不信任的“官方”人員、而是大學生們來勸募，就慷慨捐助。我在日記中寫道：“有一家老闆送了十件新的棉背心，還有捐到三打新襪。”“回來時遇見別隊同學，又聽到了兩個令人感動的故事：他們捐到一個老太太，親自把身上的棉襖脫下來，還要脫第二件，他們不好意思再要了。還有一家人家也很苦的，母親上去找了些衣服出來，小孩子哭了，母親只好勸他說：‘我買新的給你，我買新的給你。’這是多動人的圖畫啊！”
勸募後，還分小組到難民居住區調查，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發給領物憑證。我在日記中記錄了到南市難民區調查的情況：“那面的難民真太苦了。他們怎麼住？就在地上挖了一個洞，上面用兩根竹撐起了幾張席子，爬進去頭會碰到頂。裡面一無長物，睡在泥上，至多鋪些稻草。年輕的人出去討飯，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沒有的孩子擁在胸前。這種樣子，真難怪前幾天每天會凍死一兩百人啊。尤其奇怪，我真有些弄不懂，一下雨，他們的住所是如何的不堪設想啊！”
隔一兩天，再到難民區的預設地點，按調查時簽發的領物憑證分發衣物，又看到和聽到許多悲慘的事情。
這項活動從1947年12月21日至1948年1月6日，共17天。對許多同學來說，實在是一次深刻的社會教育，看到許多以前沒有見到過的底層社會的黑暗面，深深感到這樣的社會非根本改造不可，從而顯著地提高了政治覺悟。這種感受，是在房間裡“坐而論道”無法獲得的。
在學校內，久被封閉的學生自治會辦公室重新開啟，作為勸募大隊的辦公地點；進步同學掌握的各系科學會（沒有包括進步力量未佔多數的政治、經濟兩系的系會，只能用政治科學研究會和經濟科學研究會署名）和多數社團對救飢救寒的組織工作進行得有條不紊，得到眾所公認；同學們（包括許多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同學）在十多天工作的相處中感情融洽，需要時可以共同行動。學校中政治氛圍發生重大變化，許多以前難以做到的事現在有可能做到了。
緊接著，又發生了“九龍城事件”。在1898年租借九龍地區99年的條約中，英國是無權拆毀九龍城的。1948年1月5日，英方卻悍然拆毀九龍城和不少民居，居民無家可歸，還發生流血慘劇。國民黨當局本來同英國政府之間存在著矛盾，又想借此轉移民眾對美國的強烈不滿，因此提出“反英護權”，企圖把不滿和鬥爭轉移並侷限在“反英”上。
上海地下黨決定抓住“反英”的合法性，提出“搶救民族危機、抗議九龍暴行”的口號，把領導權轉移到手裡。1月17日下午，全市學生2.5萬多人集中在外灘英國總領事館外廣場上示威抗議。我同復旦1000多名同學參加了，這次示威運動第一次有青年軍復員學生參加。示威同學推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吳振東和同濟大學救飢救寒運動負責人何長城等四人為代表，進入英國總領事館，遞交抗議書。進去後很久沒有出來，又傳聞四個代表被扣留了，群情更加激憤，除了原來的口號外，又喊出“奴才外交要反對”的口號，將矛頭直接指向國民黨當局。直到四個代表出來後，示威隊伍才浩浩蕩蕩地沿著南京路遊行到南京路西藏路口解散。
為什麼英國能這樣欺負中國人？同學們感到就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是屈辱的奴才外交。當隊伍轉到南京路上游行時，群情激昂，還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曲調唱起“奴才外交，要反對；反動政府，要垮臺”的歌來。我在遊行隊伍裡，很幼稚，也很興奮。跟著唱，覺得能在南京路上高唱“反動政府要垮臺”，十分解氣。這種情景，至今歷歷如在眼前。有些同學還用柏油把呼喊的口號寫在外灘和南京路的大樓牆上，那是很難擦去的。這種自發行動是過激的，不僅暴露自己，而且容易換來軍警的武裝鎮壓。但國民黨當局事前並無準備，最激烈的口號是在從外灘轉到南京路遊行時喊出和唱出來的，遊行隊伍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就解散了，時間不長，他們也分不清誰在唱誰在寫，所以難以立刻動手，但強烈的反應很快就來了。
國民黨當局的矛頭集中指向這段時間內領頭的同濟大學學生。1月14日，同濟校方已宣佈開除救飢救寒運動負責人何長城和上海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杜受百兩人。開除何長城的理由竟是勸募寒衣運動中“毀壞公物，藐視師長”。接著，又開除學生九人。21日，同濟學生宣佈無限期罷課，仍無結果。學生就宣佈在29日去南京請願。兩個決定，現在看來是過激的，不僅在實際上無法做到，而且必將遭到國民黨當局有準備的殘酷鎮壓，但當時同學中這種感情已難以抑制。這是一個教訓。
那時寒假已經開始，留校的同學較少，我還在校。復旦離其美路（現名四平路）的同濟大學工學院和理學院十分近。預先接到同濟同學的通知，就有500多人（大多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和積極分子）在清晨四人一排地列隊從國權路南行到達同濟門外的其美路上。當時同濟周圍還都是農田。其美路上有軍警嚴密把守，但還有各校1000多人陸續繞道經田野趕來。同濟工、理兩院同學也有1000多人突破包圍，衝出校門，集中到其美路。
國民黨當局這次下了狠心，作了充分準備，預先調集了8000名軍警，聽說還有從徐州調來的。在其美路上分成五道防線：第一層是馬隊，第二層是架了機槍的保安團武裝軍警，第三層是號稱“飛行堡壘”的摩托車隊和鐵甲車。當時好多人有個說法，叫作“八千對三千”。學生隊伍根本無法衝過去，一直集中在路上，由復旦新聞系同學司徒漢（解放後成為上海樂團很有名的指揮）指揮著同學們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學生隊伍中歌唱聲和口號聲此起彼伏，同學們和軍警相對峙。
近中午時，國民黨當局的上海市長吳國楨、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來到現場，號稱和同學們“談判”。這種“談判”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只是國民黨當局在拖延時間，進一步調動力量，準備下手。
從國民黨當局方面來說，狠心早已下定，動手的時間已到。下午三時多，吳國楨站在一個木箱上宣佈：不允許進市區示威，不許前進。接著，馬隊突然向密集在路上的隊伍衝過來，騎警們揮舞馬刀亂砍。我認識的同學有被馬刀砍傷的，有被馬踢傷的，受傷的有100多人。我熟識的政治系二年級同學張渝民（復旦地下黨總支委員、解放後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書長）被馬蹄踏傷，送入醫院治療。同學們從其美路向同濟大學後退，有些同學跌倒在路旁的水溝裡。吳國楨在混亂中也跌倒了。我熟識的土木系同學朱承中（地下黨員）把他拉起來，並且阻止憤怒的同學打他。
我們退到同濟校內的人，聚集在校內禮堂裡，舉行抗議晚會，舞臺正中只有一個鮮紅的字：“血”。會上有講話，也演出抗議節目。1月下旬是冬天，天很快就暗下來，人數佔絕對優勢的武裝軍警團團包圍並進入學校，開始在宿舍中搜捕學生。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喬石也在馬隊衝擊時被踩傷，躺在宿舍中，由於同學掩護，國民黨軍警又不認識他，被放過了。
到10時左右，禮堂裡臺上正演出一場諷刺性的活報劇時，突然一個穿著軍裝的人走上臺來，宣佈學生“毆打”了市長吳國楨，並且要求交出同濟學生中的幾個負責人。有同學對我說：“這是警備司令宣鐵吾。”也不知道是不是。同學們立刻手挽著手，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這時，禮堂兩側的大門一下敞開，衝進許多武裝軍警，用木棍槍柄亂打，把同學們押出禮堂，分堆坐在門外的廣場水泥地上。
在這個寒冬深夜，在每一堆坐著的同學周圍，就是一圈武裝軍警，用帶著閃亮刺刀的步槍對著我們，還吼著不許講話。我當時頭腦裡閃過的念頭：“這不就像電影裡看到的‘鬼子進村’嗎？”女同學最可憐，在寒風中凍得發抖，要小便也不許離開。忽然聽到禮堂三樓視窗有人對著廣場高叫：“同學們，不要灰心。”大家都聽到了。三個警察立刻衝上樓去，把他拖下來毒打。後來聽說那是位同濟大學的同學。
到了深夜兩三點光景，國民黨當局通知各校校長來“認領”學生。復旦大學校長章益也來了。軍警要學生們排成單人長隊伍，經廣場側門走出廣場，但還在校園內。各人要交出學生證或校徽作為身份的憑證。側門口，除軍警外還有蒙著面的特務，按他們的指認抓人。復旦被捕的有24人（至少有5個女同學），其中大多是我認識或熟悉的。
復旦離同濟最近，四五百個復旦同學由武裝軍警拿著帶刺刀的槍步行押送回校。同學們從早晨到深夜，沒有吃過飯，也沒有喝過水。在押送過程中不能講話。前前後後，相繼都哼出沒有唱出歌詞的曲調。但大家都熟悉，那就是：“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生要站著生，死要站著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難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
押送的軍警們不知道學生哼的歌詞是什麼，只要你不唱出來，他們也不干預。70多年了，這個曲調，這些歌詞，仍能在我耳邊響起。
因為這次事件，校方給我記大過處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