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弘曆是雍正帝第四子，自幼深居宮中讀書，尤其喜好漢詩文，雖然參與過軍事會議，受封為和碩寶親王，但基本上還是生長於深宮之中，與前朝皇帝即位前的經歷迥然不同。在雍正帝死後，乾隆帝在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張廷玉、原大學士鄂爾泰等宣詔之後正式即位。
在乾隆帝服喪期間，允祿等總理事務王大臣執政，撤銷了雍正時期設立的軍機處，另設總理事務處辦事。這一段時期內，乾隆帝不時會過問政事。直至1737年，乾隆帝服喪期滿後親自執政，總理事務王大臣解任，其總理事務處也撤銷。乾隆帝恢復軍機處設定，以鄂爾泰、張廷玉等為軍機大臣，組成了自己的統治集團。
雖然乾隆帝的即位十分順利，避免了皇權的爭奪和朋黨糾紛，但也正是因為這樣，乾隆帝在即位前並未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他的周圍也沒有聚集起一批可以信賴的臣僚。乾隆帝即位的時候，清朝已經處於富盛時期，但乾隆帝並不甘心成為一個守成的君主，而是期望能夠有所作為，以樹立自己的聲威，鞏固皇室的統治。雍正帝時期為了矯正康熙帝末年所留下的積弊，施政不免過於嚴苛。到乾隆帝即位之後，提出要以所謂“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來執政，施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舉措。
雍正帝時期曾嚴懲其宗室兄弟，乾隆帝在即位之後，隨即命宗人府逐一查明被處置的宗室黨人，以及牽連其中的族人，並給予其寬赦。在寬赦前朝滿漢罪臣族屬的同時，乾隆帝又嚴厲地處置了曾靜和張熙。1735年，乾隆帝將曾靜和張熙凌遲處死。
在乾隆帝即位之後，清朝的國力十分強盛，為他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為了取得廣大人民的支援，樹立自己的威望，乾隆帝在即位後的十多年間，一直減免賦稅，而各地如果遇到水旱雹災的危害，也都加以賑濟和減免額賦，並一再廢止了各地的多項雜稅。乾隆帝以這樣的方法成功地安定了人心，防止了動亂，為自己樹立了一定的威望。
清王朝在經過康熙帝和雍正帝之後，漢人文臣在統治集團中逐漸佔有了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之後，在嚴厲處置曾靜和張熙的同時，又以多種方式廣選文士，以爭取漢人文士的支援。
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與鄂爾泰和張廷玉等人在乾隆帝即位初期受命輔政，組成了最高的統治核心。在乾隆帝親政之後，逐步對這個核心勢力展開整頓，使權力更加集中於皇帝手中。1736年3月，乾隆帝祭天之際，允禮因病未到，被乾隆帝削去了親王雙俸和護衛。1738年，允禮病死，允祿總理事務兼藩院尚書。後乾隆帝獲悉他與其他宗室子孫有所往來，心存懷疑，於1739年10月將允祿交由宗人府處置。輔政兩親王相繼失去權勢，使得宗室子孫再不敢“私相結納”了。
鄂爾泰是著名的武將，又是翰林院掌院學士，門下滿漢臣僚都不在少數。鄂爾泰之子鄂榮安也於1736年出任翰林院編修一職，後轉為侍讀，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門在朝中權勢甚盛。後鄂榮安被揭發與鄂爾泰主考的門生結黨營私，審理此案的大臣請將鄂爾泰革職查問，乾隆帝對此案給予寬容處置，只將鄂榮安革職。1745年，鄂爾泰因病請解任，後在4月間病死。
自從鄂爾泰獲罪之後，張廷玉負責主持軍機處，其權勢也日益顯赫。1748年，張廷玉以自己年邁有病請求致仕，但未獲得乾隆帝批准。1749年，再次乞休，惹乾隆帝不悅，同意其致仕。次日，張廷玉沒有親自入朝謝恩，乾隆帝大怒，打算下旨進行責難。但張廷玉隨即於次日早晨入朝謝恩。乾隆帝並未因此而消去怒氣，反而懷疑負責擬旨的大臣洩露了其意思，將其革職，並削去了張廷玉的爵位，下令其以大學士的頭銜留在京城。1750年，張廷玉再次上疏請求南還，乾隆帝更加生氣。1755年，張廷玉病死。
在乾隆帝即位後的20年間，滿漢大臣之中尚未出現嚴重的朋黨之爭，朝廷內部還算太平。但隨著乾隆帝即位日久，社會逐漸發展，宮廷的生活也日漸奢靡。單是1751年，乾隆帝為孝聖皇太后舉行六十壽辰的慶典之際，其奢華程度就遠遠超過了康熙時候為孝惠皇太后舉行的慶典。在乾隆帝為皇太后祝壽的這一年，國庫雖然尚且充裕，但連年的水旱已經使得各省多有災荒。皇室的奢靡必然上行下效，助長了浮華之風，而官吏們的貪賄勒索也日益加劇。
此外，乾隆帝還十分喜好去各地巡遊，玩賞山水，並不斷在京師和承德等地擴建園林。1751年，乾隆帝去江南巡遊，十分喜愛蘇杭山水。此後，又在 1757年、1762年、1765年，連續三次進行南巡。乾隆帝的所謂南巡，實際上就是在蘇州、杭州以及江寧府一帶流連觀賞，並未涉足到南方的廣大地區。1780年，乾隆帝又進行了第五次南巡。1784年，是乾隆帝最後一次，也就是第六次南巡。
江南地區的賦稅是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而乾隆帝每次南巡都不得不減免江浙一帶以及經行的山東等地區的賦稅，使得朝廷的財政收入大為減少，而江南百姓們卻為了迎接皇帝南巡，而承擔上了更重的負擔。此外，由於南巡中的巨大耗費都由地方官員來承辦，各級官員們則面向民間進行徵索，乾隆帝的南巡對江南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危害。
除了南巡以外，乾隆帝還曾先後五次巡遊五臺山，四次東巡謁陵，而熱河避暑、木蘭圍獵等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可稱得上最能遊玩的皇帝了。
乾隆帝在南巡之後，對江南的樓閣園林十分愛慕，回來之後在避暑山莊和京城內外廣建園圃，其中擴建的就有著名的圓明園。
康熙帝曾在1709年將圓明園賜給雍正帝，雍正帝即位之後就在圓明園內建立了殿署，以接見臣僚。乾隆帝1740年開始在圓明園中修築樓閣園林，陸續修成了四十景。到1751年，孝聖皇后六十壽辰之際，又在圓明園旁修建了長春園作為其附園。1770年，又建成了績春園為其附園，後改名為萬春園。三園合稱圓明三園，成為京郊最大的皇家園圃。
乾隆帝連年廣建園圃，京師的王公貴族們也競相效仿，浮華之風四起。此時，從八旗貴族子弟到外出領兵的將領們，都日益沉湎於遊樂之中。而這必然導致統治集團政治的腐朽，以及軍隊戰鬥力的減弱。
清王朝雖然表面繁華，但始終掩蓋不住統治集團的腐朽和八旗兵力的衰弱。乾隆帝統治時期，在最初即位的前二十年以寬嚴相濟來進行執政，並標榜滿漢一體。但是自從1755年，即乾隆二十年之後，滿洲的統治走向衰弱，他對漢人的疑慮也日益加深，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加強對漢人的統治。
從1755年之後的二十餘年間，乾隆帝大興“文字獄”，對漢人實行了嚴厲的思想統治。但其鎮壓的物件卻與前朝不同，既非反清復明的志士，也不是結黨營私的權臣，而只是一般的漢人文士。這些文字獄的興起顯然不在於限制臣僚的結黨擅權，而是在於對民間思想的控制。其中影響甚大的有1757年的彭家屏案；1767年的蔡顯案，同年的齊周華案；1777年的王錫侯案，1778年的徐述夔案；1781年的尹嘉銓案，等。這些案件中的當事人多是由於語言文字的疏忽而被冠上忤逆不法的罪名，並非確實有反動的思想和言論。文字獄的興起使得廣大文士終日惴惴不安，社會人心惶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斂以穩定人心。
但就在文字獄興起的前後，乾隆帝又興起了禁燬書籍的浪潮，前後共持續了十餘年之久。據考證，當時先後被銷燬的書籍大約有三千種，七萬卷以上。
在乾隆帝執政中後期，逐漸違背了其當初標榜的“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的原則，甚至向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除了朝政的日漸奢靡昏腐之外，乾隆帝還誇耀武功，在其執政期間多次興起戰事，使得人民逐步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清乾隆年間的對外戰爭與吏治腐敗
以武功自詡的乾隆皇帝曾於1765年發動了入侵緬甸的戰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後乾隆帝又在1788年發兵入侵 ，鎮壓安南人民的起義，再次以失敗告終，損失慘重。此後又由於西藏內部的紛爭，使得清朝與廓爾喀發生戰爭。在乾隆皇帝戰勝廓爾喀之後，在西藏地區確立了各種制度，使得西藏地區得到了安定。
這一時期的清王朝除了一系列對外戰爭的損耗之外，乾隆皇帝統治中後期的清政府內部也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貪汙腐敗集團。尤其是在乾隆帝晚年，倚信大學士和珅，形成了以和珅為首的一個巨型官員貪汙網，普遍形成的貪汙風氣使得清政府由內而外，由上而下日益腐爛了，這也預示著清王朝不可遏制的衰落。
1428年黎利在安南建立了黎氏王朝，1527年權臣莫登庸篡位，1592年貴族鄭松出兵奪取政權，立黎維潭為王，從此政權掌握在了鄭氏手中。後鄭氏派阮潢鎮守順化，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與鄭氏政權相對立。在1627年至1672年間，鄭氏與阮氏兩大集團先後進行了七次大戰，給安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1666年，鄭氏用黎維禧的名義歸附清王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維禧為安南國王。此後安南對清朝納貢，以求得庇護。
1771年，阮文嶽、阮文呂、阮文惠三兄弟在歸仁府領導農民起義推翻了當地政權，並於1785年打退了暹羅侵略軍，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區。1786年，阮氏起義軍揮軍北上。此時安南的國王是黎維祁，於1787年潛逃離開安南國都。1788年，乾隆帝派遣孫士毅和提督許世亨出兵安南援助黎氏鎮壓農民起義。後在農民起義軍的英勇抵抗之下，清軍大敗而歸，損失慘重。阮文惠等所領導的安南農民起義軍獲得了勝利，但他並不願意繼續與清王朝為敵，於是在1790年之際，親自到北京祝賀乾隆皇帝的八十壽辰，被乾隆皇帝封為安南國王。1792年，阮文惠病死，1802年，安南貴族阮福映奪得政權，受清朝封為越南國王。
尼泊爾在1768年被廓爾喀族沙阿家族所統一，自此，清朝便稱尼泊爾為廓爾喀。1790年，廓爾喀王朝藉口西藏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由巴哈杜爾·沙阿派達莫達爾潘德率領尼泊爾軍隊進入西藏，圍攻西藏軍隊。清政府命四川總督鄂輝以及成都將軍成德進行增援，但他們卻都按兵不動。後西藏與廓爾喀私定和約，向廓爾喀許歲幣五萬兩銀。清朝官員則謊報得勝，並勸說廓爾喀派遣使臣朝貢，被清廷封為國王。1791年，廓爾喀因為西藏沒有繳納歲幣，而再次大舉進攻西藏，達賴和班禪急忙向清廷求援。乾隆帝命福康安為將軍，進軍西藏反擊廓爾喀侵略軍。福康安一路得勝，侵入廓爾喀國境七百里。廓爾喀派遣使臣議和，最終雙方議定和約，廢除此前與西藏私定的協議，並歸還在西藏搶掠的財寶和人丁，並向清朝進行朝貢。後清軍退出廓爾喀領土，戰爭結束。
在中尼戰爭之中，英屬印度總督康沃利斯勳爵曾派遣使團以援助之名到達加德滿都，但實際上是企圖乘機控制尼泊爾，進而侵略西藏。中尼達成和議之後，英國殖民者的陰謀破滅。
在清朝初年，英國商船主要是在鄭成功父子統治的廈門和臺灣與中國進行貿易。康熙帝時期開放海禁，英商得以在廣州設立商館。到乾隆時期，英國商船則主要是在廣州進行貿易。在乾隆年間，英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日益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強國，迫切需要擴充套件其商品市場，中國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有利可圖的東方市場。但當時，乾隆帝封閉了各地口岸，只允許外商在廣州一處進行商貿活動。
1787年，英國國王曾應東印度公司的請求，派遣使臣前往中國進行商務的交涉，結果使臣在途中病死。1792年，英國再次派出了以馬戛爾尼為首的龐大使團，以祝賀乾隆帝83歲壽辰為名來到中國，以謀取商務利益。馬戛爾尼使團此次出使中國並未能實現對清朝的各項要求，但是卻由此探查到了中國的軍事、政治以及社會情況，為其後英國的侵略提供了重要的訊息。
此時的清王朝已經日益陷入衰敗的境地。對外戰爭的耗損以及皇室貴族的奢靡使得財政日益虛耗，面臨虛空的危險，而滿族八旗兵丁也因生計困難而日漸衰弱。滿漢官員的貪汙腐敗則日勝一日，各官員的貪汙大案不斷被揭露。尤其是在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之後，和珅專權朝政，上下串通，貪汙舞弊，而乾隆帝則沉湎遊樂，更令朝政腐敗到一個無以挽救的地步。
和珅是滿洲正紅旗鈕祜祿氏，於1772年授三等侍衛，任近御差使。和珅為人聰穎，學識淵博，因而得到了乾隆帝的賞識，於是在1775年擢升為御前侍衛，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年升任為戶部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1776年，和珅以戶部侍郎入值軍機處。當時軍機領袖是大學士于敏中，1779年于敏中卒，和珅受封為御前大臣，次年晉戶部尚書，軍機處領袖是大學士阿桂。1786年，和珅成為文華殿大學士，與阿桂同列宰輔，但阿桂始終都看不起和珅，甚至入朝也與其相距十數步。但此後阿桂連年奉命處理河南等地的水患，長期不在朝，和珅得以專擅中樞。
和珅專擅中樞併兼管吏部和戶部，這意味著他掌握了官員的升任及罷黜大權，和珅開始公開向各級官員索取重賄，並根據其賄賂多少來決定升降貶黜。一時之間，官場上下風氣敗壞，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行賄成為公開的通例。和珅的所作所為導致吏治腐敗，引起了清政府正直朝臣的不滿，但凡是彈劾和珅的官員，都遭到了乾隆皇帝及和珅的打壓或懲處，以和珅為首的貪官汙吏在乾隆皇帝的庇護下更加肆無忌憚。
在朝廷吏治敗壞的同時，民間的秘密結社也遍佈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不斷興起。其中兩次規模巨大的人民反抗運動是甘肅蘇四十三和臺灣林爽文所領導的人民起義。甘肅蘇四十三所領導的人民起義爆發於1781年，是由於清政府鎮壓回族人民的宗教而引發的。而林爽文所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於1786年，是由於臺灣知府在緝拿天地會成員楊光勳和張烈等人過程中，對村民進行迫害和恐嚇而引發的。雖然兩次起義最終都被清政府所鎮壓，但卻進一步表明了清政府與各地人民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乾隆皇帝在即位的時候就曾焚香告天，說如果能夠在位60年，就傳位給嗣子，不敢超越康熙帝在位61年的紀年數。1795年，乾隆帝在位60年，正式宣佈要傳位於皇太子。
乾隆帝25歲即位為皇帝，86歲退位，雖退位之後仍然以太上皇的身份繼續幹預朝政，但由此算是正式結束了其作為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而在乾隆帝退位之前，清王朝的統治已經危機四伏了，但乾隆帝卻無視這一切，只沉浸在臣下的歌功頌德之中，並自稱為“十全老人”以及“歸政全人”等，自以為十分了不起。而清王朝此刻的種種危難則留給了他的繼承者嘉慶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