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正確讀懂毛主席？
曾師曾經說過: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按品性歸類，主要有三個等級:
三等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為自己而活，名曰“眾生”。
二等人，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為目標而活，名曰“能人”。
一等人，做老天爺讓他做的事，為眾生而活，名曰“聖人”。
毛主席就是為眾生而活的“聖人”。
他生前:神州陸沉，支離破碎，妖孽橫行，百姓食不果腹，國家暗無天日。
他走時，兩彈一星保家衛國，工業佔比遠超半數，七億人民七億兵，試看天下誰能敵。
他燃燒自己一生到最後一刻，卻照亮了自己的祖國和人民。
作為“聖人”，毛主席有這樣幾個幾個特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毛主席從農民家庭走出，終生不改農民百姓的樸素本色。
無論是青年時期的“三不談”，還是“國共分裂”時放棄國民黨的部長級高官厚祿，毅然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帶頭上山鬧革命。
無論是在解放前井岡山時期制定“貪汙五百元以上就槍斃”，還是解放後接連不斷的“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
毛主席從頭到尾的廉潔自律，終生依靠的都是人民百姓，只是鬥爭的物件由解放前的“三座大山”換成了解放後的貪官汙吏和“走資派”。
2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意思就是:生長萬物卻不據為己有，興作萬物卻不自恃己能，長養萬物卻不為主宰，這就是最偉大的德。
為了革命，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毛主席不僅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還連帶犧牲了自己妻子，兒子，弟弟，妹妹等數位親人的生命，甚至自己家的祖墳都被反動軍閥刨了，他依然是無怨無悔，革命到底。
好不容易奮鬥了28年，迎來了新中國的解放。人民終於能翻身做主人了時。毛主席身邊無數的至親好友，身後無數革命幹部都在想，這下終於能封官蔭子，享受榮華富貴了吧？封建王朝幾千年不都是這麼過來的嗎？
哪知道早已洞察“歷史週期律”的毛主席不僅一再拒絕了至親好友的“索官許願”，更是帶領全黨幹部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除四害”，搞“四清”等一系列轟轟烈烈的大運動中去，以“矯枉必須過正”的態度，一遍又一遍的用革命大潮去沖刷著存在幾千年的封建思想和頑固勢力，徹底斷絕了廣大幹部革命勝利後“升官發財做老爺”的封建思想，以更飽滿的激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浪潮中去。
3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對於天地來說，是沒有“仁”與“不仁”的概念，它對天地萬物的態度都是一樣。對於聖人來說，沒有遠近親疏的概念，所有人都一樣，他看到的是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前途。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很好的理解接下來建國後近三十年間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針決策和所作所為。
那就是:一切要圍繞著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目標為核心，必須長期堅持“工業學大慶（鞍鋼憲法），農業學大寨”（人民公社）這兩面旗幟不動搖。
為什麼？
二，如何正確理解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工業化之路。
幾千年農耕文明裡最根本的社會矛盾是什麼？
人地矛盾。
在前文《洞析封建王朝的歷史規律》一文中，筆者就此分析過:
1生存和發展是人人都有的，趨利避害的本性
2包括土地在內生產資料是私有制，可以隨意轉讓變賣，但社會上生產資料總量又是有限的。
這兩點就決定了在由統治者，權貴階層，平民百姓三層統治架構組成的封建專制王朝裡，無論立國之初有怎樣完善的制度設計，最多三代以後，社會資源總會不知不覺的往權貴階層集中，因為抗風險能力極弱的平民百姓總會遇到天災人禍，有個大病小災那點家當就沒了，搞不好還得欠一屁股債，不得已只能變賣田產，要麼當佃戶租鍾地主土地，要麼當流民四處亂串討生活。而越來越多的失去土地者意味著給國家交稅的農戶也就越來越少，長此以往，統治階層統治力必然越來越弱，而實力越來越壯大權貴階層卻越來越強，此消彼長之下社會矛盾必然越來越尖銳，直到王朝統治實在無法維持，只得透過三種方式重新洗牌:
1外族入侵入主神州（元，清）
2軍閥混戰直到分出勝負（東漢，隋，唐，宋，民國）
3農民起義翻身坐莊（西漢，明）
封建王朝就這樣進入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大迴圈。
因為這個封建王朝大迴圈的歷史怪圈，我們在進入近代社會後，受盡了歐美日列強的屈辱，吃夠了落後捱打的苦頭，在付出了幾千萬老百姓的生命和不計其數的代價之後，我們終於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如何避免再次進入這種歷史大迴圈？
只有從根本上解決人地矛盾問題，減少人民對土地的依賴，將更多的人從“靠土地為生”上解脫出來，我們才能徹底跳出“歷史大迴圈”。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人地矛盾”的大問題呢？
只有工業化。將我國從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方可解決。
如何實現“工業化”這個史無前例歷史大難題呢？
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是兩條截然不同的“工業化”道路。
一種是“由易到難”的英美式工業化道路。從紡織業，手工業等能吸納大量社會勞動力行業入手，靠著廣闊的海外殖民地提供海量的生產原料和消費市場，一點點積累生產資本，漸漸發展過渡到“電力工業革命”和“資訊工業革命”時代，好處是起步較快，難度低，人人都能接受。缺點是對原料，人力，消費市場的要求極高，發展緩慢，越到後期越難以突破天花板。這也是如今歐美國家面臨困境的原因之一。
另一種是以二戰前德國，蘇聯模式為代表的“由難到易”的工業化模式。好處是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利用一切條件發展出工業化骨架，迅速壯大綜合國力成為工業國，利用“舉國體制”優勢也能迅速實現“彎道超車”，形成自己的後發優勢。缺點就是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得罪國內既得利益群體者的利益，更要命的是一旦失去廣闊的外在消費市場對產品更迭的需求，僅靠國內的內迴圈很難保持住自己的工業化水平不落後。德國為什麼要發動二戰？蘇聯為什麼會解體？本質上都是因為被歐美各國封鎖，失去了外在的原料和產品需求市場。
在這兩種不同發展道路面前，毛主席和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對歐美各國的敵意封鎖現實，毅然決然的選擇了“先難後易”工業化發展道路。
於是新中國轟轟烈烈的社會化大變革開始了。
1952年底，隨著朝鮮戰場的大局已定和國內土改工作的全面完成。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在1953年開啟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了配合蘇聯援助的“156工程”全面落地，儘快完成新中國由落後農業國到先進工業國的轉變所需要的天量資金資源需求，黨中央在1953年開始頒佈以“一化三改”為核心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通俗點說，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總目標，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化改造。農業體制由私人所有改為集體所有制。在廣大農村建立人民公社，下轄公社生產大隊和小隊。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面實現公私合營，資本家退出生產經營領裕，由政府全面接管。
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在國內一窮二白，國外被歐美封鎖的底子上。只有這樣做，能盡最大限度的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進行社會主義大規模建設。如果不對私人資本加以改造，指望他們主動出資加以建設。根本不可能。
就這樣，在國家的強力干預下，蘇聯援建的包括鋼鐵，石油，煤炭，發電，汽車和“三酸一鹼”為主體的化工類共計156項重工業專案在“一五”計劃期間得以全面落地，新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有了一定程度的工業化基礎。大量產業工人透過最基礎的掃盲教育得以掙脫了土地，走進了工廠。實現了由農民到工人人生的質的飛躍。
由於計劃經濟的專屬特性，工廠企業的發展是按步驟一步步規劃出來，需要多少工人也是定量增長。為了儘可能減少人民蜂擁而上，國家實行了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確保農村人口透過受教育逐步走進城市，這個過程由於受到工業化程序路線而道路是一波三折。這是後話。
“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從“過渡時期總路線”實施之日開始，國內一系列政治精英的反對聲就沒有停止過。不論是改革之初號稱“最後一個儒生”的梁簌溟多次在黨中央為農民發聲“農民真苦”，還是1959年彭總“廬山會議”上“萬言書”坦言“農村亂相”，還是1962年7月陳雲同志上書毛主席建議中央 允許農村“包產到戶，重新分田”，以恢復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們說的對嗎，都對，但是為什麼都被主席予以否決？
用毛主席的話來說，這就是“大仁政”與“小仁政”的區別，用短暫的犧牲換取國家工業化的長足發展，是十分值得的。為什麼長期堅持“集體主義人民公社”不動搖，不僅是能夠集合全中國人口基數最大階級的農民兄弟勞動貢獻，最大限度提高對農村的“提留統籌”，更是使得全國數萬個人民公社和80多萬個生產大隊成為新中國工業化初期生產出來的農用，工用機械和化肥原料的消費市場，保證了國內工業化建設在外部封鎖下實現內迴圈。正是這一完整但不完美的制度設計，使得新中國第二產業從新中國初期佔國民經濟的不到百分之八到1964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了1975年達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不僅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鋼鐵，石油，重化工等各領域種類齊全的工業化骨架，在國防，航空，航天等領裕搞出了“兩彈一星”趕上了世界發達國家，更是以貧瘠的土地透過工業化反哺養活了七億以上的的中國人民。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高瞻遠矚，不惜以一人敵所有的長期堅持下取得的。
晚年的毛主席是萬分孤獨的，對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顧慮和對“走資派”日漸壯大的擔憂讓他經常夜不能寐，本來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希望靠他們自下而上的運動再來一次大革命以補充革命血液，但沒想到這群未經世事的年輕人造起反來盡然如同脫韁的野馬一樣變得徹底失控。特別是“101事件”之後，毛主席經常以淚洗面，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永遠離開了我們。
毛主席離世前曾經講過：“我離去後，不必時時懷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來，我離開以後，你們就是我，人民萬歲！”
毛主席生前無毛主席，毛主席生後更無毛主席。
此文為紀念偉人系列文章第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