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權力的演進 十二 白銀帝國 中

上次我們說到，在明初實行不恰當的經濟政策後，尤其是將國家財政捆綁低產出的農業後，明朝國力和財政都受到限制。明朝前中期300萬兩的年度財政收入，不僅要用來支付管理東北地區奴兒干都司的50萬兩運營費用，還要支付管理西藏地區的烏斯藏都司和西南土司等邊疆地區的費用，連同朝中官員俸祿和對外軍費都一併從這裡支出。明代從立國之初就奠定了捉襟見肘的財政局面。

接下來，我們將詳細解釋明朝薄弱的財政是如何在背後左右歷史走向的。

最容易暴露到檯面上的依舊是軍事問題。明代立國時，朱元璋採取了類似東晉和唐代府兵制的軍戶制度，即讓軍人常駐守邊，閒時耕作、操練，戰時出征。然而，這一制度和前朝一樣，很快就暴露出它的弊端。底層軍人耕作所得經常被將校私吞，軍戶還要被上級私自差遣各種勞役，儼然家奴一般。更要命的是，這一制度居然是世襲的，讓軍人這一本該有榮譽感的職業在明初成為世襲賤民。在國家穩定，尤其是經濟逐漸繁榮時，世襲軍戶體系無疑是殘酷的。故此，軍戶制沒有實施太久，便不斷有大量軍人逃亡。

明宣宗時期邊疆收縮和軍戶制度崩壞為英宗朝的土木之變和麓川之役埋下伏筆，讓朱祁鎮成為他爹失敗政策的背鍋俠。明代國家財政薄弱，維持廣大邊疆早已力不從心。提高軍人待遇除了保障軍糧外只能花錢，既然沒有多餘的財政支援，朝廷也只能預設戍邊軍戶作牛作馬。

從明朝建立到土木之變中間歷經80餘年，皇帝和朝中的文官體系對財稅問題都無知無覺，不得不說明朝中樞決策機構出現了問題。這其中除了明初財稅制度是由朱元璋欽定的祖制難以更改外，還與明代開創的內閣選拔制度有關。

明代最高議事機構是內閣，故此內閣輔臣的水平也就決定了明廷中樞機構的決策水平。內閣輔臣人選大多出身翰林，他們在翰林院乾的是修史、起草詔書等工作，類似今天的秘書。他們之後可能在戶部、兵部等中央部門任幾年京官，表現優異的就有機會被擢升入內閣。這樣的履歷毫無地方歷練。明初著名的“三楊”輔臣如此，後來的嚴嵩、張居正、高拱亦如此。這裡我只查到徐階曾被貶到延平府（今福建南平）任推官，後遷黃州府（今湖北黃岡）任同知，其後又在浙江、江西任職，這樣的地方從政履歷在明代內閣輔臣中實屬罕見。

“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早在戰國時代，韓非子就明白地方歷練對於選拔高官的重要性。唐代名臣狄仁傑在武則天稱帝后拜相，早年曾任寧州（今甘肅慶陽）刺史、豫州（今河南一帶）刺史等地方職務。北宋名臣王安石在宋神宗朝拜相，早年也有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常州知州等地方履歷。即便是以無名相著稱的南宋，手握相權的呂頤浩和史彌遠也都有一定的地方從政經驗。然而，僅在南宋滅亡百年後，明代選官卻違背了這一規律。雖然明代帝王如此選拔閣臣的初衷很可能是希望他們沒有太高能力，以此穩定皇權。但其代價卻是明代權力中樞愈發脫離地方、脫離實際。

明代文官體系的問題還和俸祿有關。歷史上明清兩朝官員都以薄俸著稱。本來朱元璋在明初為官員們定的俸祿標準尚可，比如從9品官員月俸5石（米），即年薪60石。以當時一畝地年平均產糧2石計，一個農民要想達到和從9品官同等的60石年收入水平，扣除田賦後，大概要種40畝地。官員這樣的紙面收入看上去還算可以，只是明代俸祿還要“折色”，說白了就是折算成貨幣，並不直接發放糧食。而折色的標準自然也是由明朝官方制定，朝臣們並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空間。

明代同樣發行紙幣，也和前朝宋元一般因濫發紙幣導致物價飛漲。如此經皇帝決定折色標準後，官員收入的實際購買力自然要大打折扣，嚴重時甚至要打對摺。就算這樣，明政府還會延遲發薪。工資不只會縮水還會遲發，明廷和今天某些小公司並無太大區別，也難怪清官海瑞身居高位都要親自出門買肉。別忘了，明清兩朝官員手下的僱員包括師爺等職，都要官員自掏腰包發工資。普通官員的紙面俸祿養自己和妻兒尚可，但若再供養師爺和童僕，還要在市中甚至京中租房居住，幾乎是不可能的。

俸祿問題發展到明朝後期的天啟至崇禎朝初年，已經到了比較惡劣的境地。雖然7品官紙面月薪是7.5石米，即年薪90石，但折色後的年俸只有40兩白銀左右。明末米價已經漲到1石米1兩白銀的水平，也就是說紙面90石的年薪，用折色後的銀兩再去買米僅剩40石，相當於俸祿打了4.4折。如果用貨幣收入對比，明末7品官40兩的年薪在今天不到3萬塊人民幣。這樣的水平放在如今上海等一線城市，連法定最低工資標準都沒達到。雖然官員們還有免田賦等福利，但讓相當於今天縣處級的7品官一年拿不到3萬塊也屬實太過低微。縣太爺尚如此，明朝廣大底層官吏的正式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明代俸祿體系最後只能出兩種官員，一種是海瑞、于謙這樣為實現理想，完全不計個人得失，甘於為國為民奉獻的清貧官員，但他們都沒有進入內閣；另一種則是各色貪官，即使如張居正和徐階這樣的內閣輔臣仍不能免。徐階退休還鄉後，徐家侵佔田產達24萬畝，事發後賄賂官員3萬兩黃金以求免罪。一代首輔張居正身兼帝師，曾教導年幼的萬曆帝節儉，自己死後家中卻抄出1萬兩黃金和10萬兩白銀。僅這查沒的10萬兩白銀就大約相當於當時1品大員100年的俸祿，而張居正被查抄的家產在當時還算少的。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說過，明代的廠衛體系已經讓文官們對皇帝頗感疏遠。加上難以應付正常開支、且還要遲發的超低俸祿，這官當的已經讓人覺得索然無味。官員們再遇到內閣一幫沒在地方歷練過、脫離地方實際的老頭子，就算想幹事，大多也幹不下去。

這樣的情形下，別說讓明代文官們輔佐皇帝切實解決經濟和財稅方面積弊，就算搞一丁點改革幾乎都是難上加難。

到明朝中葉的嘉靖初年，此時距離大明立國和滅亡都有百餘年時間，長久得不到解決的經濟和財稅問題、軍隊和邊疆問題都在不斷累積後集中爆發。各級官員俸祿低微，他們就虛報虧空中飽私囊，虛報兵員吃空餉也必然在明軍中成為常態。更有甚者，軍官甚至文官都將兵士調入自己府中為奴為婢。這些做法必然導致明軍實際兵員數量和戰鬥力水平嚴重下滑。

明代基本不佔有今天新疆，只有新疆最東端的哈密衛在明手中。嘉靖帝朱厚熜[cōng]延續了宣宗以來的戰略收縮態勢，幾經反覆後，最終還是放棄了哈密，明朝勢力自此幾乎完全退出了傳統的西域地區。

嘉靖一朝除西部邊陲外，北疆亦不安穩。由於明朝先前不斷收縮邊疆，讓出位於今天寧夏一帶的黃河河套地區，故此蒙古各部開始南下。明朝長期與蒙古征戰，雙方邊貿基本處於中斷狀態。蒙古需要鐵、茶等中原物資保障生活，故數次要求開放邊貿，但明廷對此一直置之不理。

明朝中期形勢

明政府的消極態度最終遭來禍患。嘉靖29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因要求與明“貢市”貿易不得，便率5萬騎兵攻進長城並一路打到北京城下。此時北京明軍紙面精銳高達十餘萬，然而實際員額只有4、5萬。其中一半老弱，剩下的又有一半被大臣們拉去做苦役不在軍營，能夠上陣的又哭哭啼啼不敢向前。京城戰事吃緊，軍隊去武庫取武器還被守衛索賄，不然遲發。北方邊鎮西起山西，東到遼東名義上有六、七十萬邊軍，趕來救援的只有5萬，而援軍和京城內的明軍幾乎同樣畏懼不前。由於缺少餉銀，這批遠道而來的明軍在蒙古軍隊劫掠後對京郊又劫掠了一輪，其程度較先前更加慘烈。

在得到明廷“通貢”允諾後，蒙古部族在京畿劫掠數日後離去，史稱“庚戌之變”。事後明政府對邊貿互市的承諾反悔拖延，俺答汗也就繼續劫掠邊境，雙方直到明世宗朱厚熜死後方才找到解決出路。庚戌之變再次為明軍敲響警鐘，雖然土默特部南侵有劫掠性質，但邊貿問題仍是觸發戰爭的主要動因。只是明朝打又打不過，形勢危急時又不得不妥協，事後還賴賬，將明王朝軍事上的疲弱、經濟政策上的迂腐守舊和政治上的狹小氣度都徹底暴露出來。

明代問題大半都和經濟有關，即使是有明一朝始終未絕的倭患亦如此。所謂倭寇，大多不過是東南沿海居民，包括汪直這樣的匪首亦如此，真正由日本浪人組成的“真倭”只是少數。《明史˙日本傳》就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直接說明所謂倭寇7成都是中國人。

浙江沿海除錢塘江口的紹興一帶外皆為山地，諸如台州、溫州以及再向南的福建沿海都是如此。浙江只有北部的杭州、嘉興、湖州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也就是傳統上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區。餘下南面各地多山且經濟並不發達，所以後來戚繼光才在浙江中部的義烏募兵。無他，只因義烏皆山地，民眾貧苦，民風彪悍而已。即使到現代，溫州、義烏等地的傳統農業仍不發達，只是當地人長於吃苦，透過發展工商業才繁榮起來。浙東臨海，海上貿易是沿海居民極少數改善生活的途徑，明代前中期的海禁等於斷了這條路，所以當地人才鋌而走險，甚至僱傭日本人在海上為患。

浙江地形

明代中葉用募兵緩解軍戶問題，嘉靖時募兵年薪不到20兩，換算成今天也就萬把塊的年收入。不過明朝財政有限，能夠招募的兵員數量、配備的裝備和實際訓練都很成問題。橫行東南的倭寇在蒙古俺答汗之後再次向世人展現了明軍羸弱的戰鬥力。

俺答汗打到北京城下5年後，即嘉靖34年（1555年）6月，倭寇百餘人在浙江紹興登陸，擺脫當地官兵圍捕後一路向西劫掠。沿途雖有官兵圍堵，但經杭州、徽州（今安徽黃山市）、蕪湖後，他們居然以所餘70多人攻打明朝兩京之一、城防極為嚴密的南京，最後轉戰蘇州後才全部被殲滅。

當時在南直隸翰林院供職的文人何良俊目睹了倭寇攻擊南京城的全過程，他在筆記中這樣描繪當時的情景，“賊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尚不敢解嚴。”

在這次事件中，倭寇以百餘人在江南一帶行程數千裡，殺死殺傷官兵4、5千人，並殺1御史、1縣丞、2指揮（3品武官）、2把總（7品武官），經80餘日才被消滅。

雖然這次在江南橫行的倭寇是日本“真倭”，但僅百人在明朝腹地就如此橫衝直撞也足以讓明廷顏面掃地。於是當年朝廷便將在山東沿海防禦倭寇的戚繼光調往浙江任參將，防守寧波、紹興、台州3地。基於先前浙江軍隊的拙劣表現，朝廷授權戚繼光自行募兵。只是，以明政府脆弱的財政水平，也只能給他4000人的兵員指標，這4000兵員也成了戚家軍早期的規模。

今天很多人說大明亡於天災，為崇禎亡國惋惜。但從明代中葉的嘉靖朝南北皆被少量敵軍吊打的情形來看，明朝能在嘉靖之後又撐百餘年才是老天的恩賜、歷史的奇蹟。嘉靖帝在位40餘年，其子隆慶帝在位6年。儘管很多人說明亡於萬曆，但以嘉靖的表現來看，顯然大明亡國的這口鍋給萬曆帝他爺爺嘉靖帝和更早些的幾位皇帝來背更合適些。

嘉靖一朝南北皆有危機，其後雖然緩解，但解決問題還要等他兒子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朱載坖[jì]解除海禁，允許民間海上貿易。雖然隆慶開關只是將海禁打開了一個缺口，但已足夠讓東部沿海的人民不必再為生計以身試法。先前嘉靖朝戚繼光、俞大遒[qiú]等人已在軍事上基本掃平倭寇，但解決問題還是要在經濟上找尋深層原因。開關後，東南沿海的倭寇問題趨於減退。

隆慶5年，明廷和蒙古俺答汗達成隆慶和議，明穆宗親自下令開放邊境市場。至此，土默特部再未侵擾明北方邊境，直到約50年後林丹汗即位。朱載坖再次以經濟手段化解軍事危機。

近300年後，西方殖民者透過鴉片戰爭叩開晚清國門。除去其中殖民因素，背後的經濟邏輯與土默特蒙古襲擾明代邊境的原因幾乎如出一轍。只是，明清兩朝在經濟問題上都同樣保守，完全看不到近代前夜蓬勃發展的商業和海外貿易帶來的鉅變。

隆慶開關讓明朝部分恢復了宋元兩朝繁盛的海外貿易，同時也大幅拉動了當時的江南經濟。由於海外貿易大多以瓷器、茶葉、絲綢等產品為主，這些產業又以江南最為發達，更有運河與長江為其溝通中原各省，故而江南經濟再次得到長足發展。江南農民大量轉行從事收入更高的手工業和商業，農村甚至出現田地拋荒和房屋空置現象，糧食種植面積也越來越少。明代中葉的江南農村出現了農業用地大量減少的現象，這和今天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高度相似。

江南耕地大量減少的趨勢發展到明末，甚至出現了由於天氣異常而導致的饑荒。“崇禎庚辰，江南大飢，人相食。”這是清初浙江桐鄉人張履祥在《狷[juàn]士記》中所述。與這段敘述相匹配的是，明末清初的糧食主產區也有了明顯的變化。

“蘇湖熟，天下足”。這是南宋時代對江南作為天下糧倉的生動描述。而到清初，這一說法則變成“湖廣熟，天下足”。這裡的“湖廣”指元代以後囊括湖南、湖北的湖廣地區。此時，經濟發達的江蘇、浙江等地已不再是全國產糧中心，甚至連糧食自給都無法做到，需要湖南、湖北甚至四川供應穀米，國內糧食主產區也同步從南宋時代的長江下游移至中上游。

宋元以來，海外貿易不斷髮展。然而我們一直無法確切知道相關數字，只能從南宋7-8成的商業稅收大致推測這時的商業發展已遠超農業。但在今天，透過對西方歷史的瞭解，我們得以間接從大航海時代的歐洲歷史瞭解明代海外貿易的規模。

隆慶開關後，中國的瓷器、茶葉和絲綢可以公開流向東西二洋。由於物產豐富，明朝對除金銀外的歐洲商品基本不感興趣，歐洲人只能用在美洲發現的白銀與東方貿易。今天的歷史研究發現，在明朝中後期的70多年裡，透過貿易湧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為3.5億兩，約佔當時世界白銀總量的1/3。如果再考慮走私等情形，這一比重很可能接近一半。西班牙人從美洲劫掠的白銀大多流入明朝。由於西班牙等歐洲王室大量花費白銀從中國採購陶瓷等商品，最後居然導致歐洲多國王室破產。

新航路的開闢

明代巨量白銀的湧入，必然導致國內銀價下跌。一些研究表明，當時明朝1兩黃金兌換6兩白銀，而同期在歐洲則可兌換20兩白銀。歐洲金價遠高於明朝。於是，在向中國輸出白銀的同時，很多商人大量換取黃金運往歐洲。與宋代銅錢流失類似，明朝遭遇了黃金流失，而湧向歐洲的黃金則為後來歐洲金本位貨幣改革奠定了基礎。

如果不是透過對西方歷史的瞭解，我們很難深刻理解明代海外貿易帶來的巨大變化。在中國人自己編寫的史書中，我們仍舊以為明代和先前的漢唐一樣，只是帝王將相、兵戈權謀的世界，明朝滅亡也必然和前朝一樣只與朝政腐壞、官吏和太監貪汙等不法行為有關。對於當時明廷的皇帝和內閣輔臣們來說，當時的世界也似乎仍舊是老樣子。

來自地球另一端的天量白銀對明朝統治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明政府還在原有的道路上繼續前行，這和幾百年後清朝被迫開啟國門後洋務運動的結局幾乎完全一樣。

隆慶開關6年後，明穆宗駕崩，萬曆帝登基。同年，明朝開啟著名的張居正改革。這場由張閣老頂著重重阻力推動的改革持續10年，其主要內容“一條鞭法”針對的仍舊是農業。明代吸收了超過當時3成的國際貿易額，這一比例遠超今天美國的水平。但明政府對高度發達的商業視若無睹，財稅收入繼續牢牢緊盯農業。雖然今天美國農業之發達獨步全球，但如果美國的稅收也和明朝一樣嚴重依賴農業的話，以農業相對超低的產值而言，美國財政收入末尾必然要去掉幾個0。然而這樣荒唐的事情就是堂而皇之地發生在明朝。

萬曆帝和張居正不知道當時高度發達的商業嗎？張居正確實知道當時國內有大量的白銀，否則他也不會一改明朝前中期紙鈔、銅錢和白銀並行的方法，僅將白銀作為稅收的主要貨幣。但他所知道的似乎也僅此而已，並沒有象宋元時代那樣讓商業稅收佔據財政收入一半以上。說起來，萬曆帝的表現還要稍好，起碼他嘗試過徵收礦稅。只是直到今天，只要沒有中央強力管控，土地和礦產等自然資源必然涉及千絲萬縷的地方利益，甚至黑惡勢力。萬曆帝試圖徵收礦稅的舉動當然也就遭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成了史書中明確定性的惡政。大家反對的結果，只能是大明王朝的財稅依舊主要從農業中來。只不過透過所謂有明一朝最著名的改革後，農業稅徵收得更合理一些。明朝財政依舊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開關後，明政府的商業稅收入依舊少得可憐。萬曆朝中後期，海關關稅約為每年7萬兩白銀，而南宋在宋高宗紹興年間對應的徵收數字則是100-200萬緡。如果簡單以1緡（宋代約合770文銅錢）兌換1兩白銀的話，南宋每年的海關收入超出明代10倍。即使考慮兩朝稅收統計口徑差異和貨幣兌換誤差，宋明兩朝海關收入的差距也是極為巨大的。按照一些學者的估計，明朝中後期平均每年淨流入白銀約400萬兩。注意這只是淨流入白銀，大體相當於今天國際貿易的貿易順差，實際的海外貿易額會明顯大於這一數字。可供參考的資料是2020年我國貿易總額為32萬億人民幣，其中相當於淨流入的金額，也就是貿易順差為3.7萬億。明代中後期每年400萬兩白銀貿易順差，年度貿易總量可能數倍於此，明朝海關每年卻只能從中收取連零頭的零頭都不到的7萬兩。

明代天量白銀都暗藏在民間。和今天一樣，絕大部分財富不會在平民手上，它們只會聚集在富商和權貴、官員這些最靠近權力頂峰的“次頂層”手中，否則萬曆朝大太監馮保怎會隨便就被抄出百萬家產。

說起來，明代的財政問題和今天的美國極為相似。同樣是當時世界最為富庶的國家，同樣是國家財政窮到底掉。美國政府的債務現在已經大幅超過美國1年GDP水平，但世界首富貝佐斯連續2年沒有繳稅，排在美國前400富豪榜單中的前總統特朗普也有10年沒交過個稅。在成書於萬曆年間的小說《金瓶梅》中，我們同樣能夠看到類似場景，富甲一方的西門大官人幾乎也不交稅，也就是打點官員要花些錢。

嚴重依賴農業稅收導致明朝一窮二白，沒有充足財政的支援，其軍事也只能繼續寒酸下去。按照嘉靖朝兵部侍郎譚綸的記載，全國軍隊定額為313.8萬人，實際只有84.5萬人，除去應對全國守衛，可供應對突發戰局的兵員不多。雖然這一數字是隆慶開關之前嘉靖朝的，但仍有利於我們理解萬曆朝軍事的窘境。明軍這些問題很快就在後來的萬曆朝鮮戰爭中暴露出來。

此役，豐臣秀吉向朝鮮派出日軍15萬人。明廷前期討論時準備發兵7萬，但受限於錢糧不足和後勤距離過長，實際只發4萬。之前嘉靖朝已有倭寇百人橫掃江南的教訓，明軍與日軍又從未在戰場上正式交手。以4萬明軍出國與15萬日軍交戰，顯然是脆弱財政之下的不得已為之，否則在戰爭最後階段明軍也不會增兵至8萬。

戰爭初期明軍順利拿下朝鮮首都平壤，然而在隨後的碧蹄館之戰後雙方開始議和。對於這場遭遇戰雖然現在仍存爭議，但從事後的種種跡象仍可推斷是日軍以5萬人左右兵力伏擊約6千規模的明軍騎兵，雙方各損1、2千人後以明軍撤退結束。如果只從紙面資料來看，明軍以弱敵強，戰損人員居然和戰場兵力遠超自己的日軍大體相當，且大部能脫身足以說明其戰鬥力強悍。戰後日軍願意議和合情合理，可明軍為何也要議和呢？

我們仍舊要從明代獨特的軍隊問題解讀。此時，軍戶制雖然仍舊存在，不過該制度此時早已不大堪用。轉為募兵制吧，又實在沒錢，僱不了多少兵。可是前線守邊的將校們還要打仗，於是他們只能自己想辦法搞錢，然後就靠錢財像兩晉時代士族一樣豢養私兵，為掩人耳目對外將其稱之為家丁。將校們對於那些在戰場上打得好的家丁要錢給錢、要官給官。這一套玩得最溜的莫過於明末遼東總兵李成梁。在其戍守遼東的30年間，東北邊境一直比較安穩，且捷報頻傳。只是，遼東安定的背後必然需要經濟為邊軍輸血。他們當然不能指望明朝薄弱的軍費，只能從自己的地盤上想辦法，故此當時遼東馬市甚為繁榮。李成梁以家丁名義所養的私兵固然有比較強悍的戰鬥力，但國家都出不起養兵的錢，個人養兵數量當然不會太多。以少量私兵為骨幹，防衛邊境尚且堪用，但若逢大戰則未免顯得太少。

碧蹄館之戰中的主要將領李如松是李成梁長子，帶去的遼東明軍中自然會有李家的家丁。不過以家丁有限的數量，即便他們損失在幾百至上千人規模，也是極難承受的。這些李家真正的精銳一旦折損，短期內很難補充。儘管一場戰鬥私兵的減員還不至於讓4萬明軍戰鬥力銳減，但朝鮮戰場上日軍兵力是明軍4倍左右，這樣硬磕這仗還怎麼打下去？所以議和對明軍來說也是無奈的選擇。雖然朝鮮之役持續6年之久，一直打到1598年，但中日雙方在1593年初夏便已開始接觸議和，此時距離1592年8月明軍入朝參戰還不到1年。